《春江回忆录》 第二章 学生时代（11）

草溪闲翁

注：本文图片源自网络。

第四节 小学四至六年级

诗曰：

人生旅途遇坎坷，

小学悲怜文革祸。

年少不识愁滋味，

校园旮旯拍烟盒。

注：拍烟盒，是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喜欢玩的校园游戏之一。烟盒，是装烟的纸盒，烟价格越高，烟盒的价值越高。将烟盒折成豆腐干条状，依烟盒价格论大小，依手拍翻烟盒论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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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初秋，李家沟的稻田在微风中翻涌着金色的波浪，我怀揣着期待与憧憬，踏入了石柱小学四年级的教室，本以为会开启一段充实的求知旅程，却未曾料到这是一场在动荡中几乎一无所获的迷茫跋涉。

彼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整个社会都处于剧烈的变革与动荡之中，校园也难以幸免。

学校领导和部分老师遭到批斗，曾经井然有序的校园管理和教学体系被打乱，校长不知如何引领学校前行，班主任对班级管理感到茫然，教师们在教学上也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学生们更是陷入了学习的迷茫，无政府主义的思潮如阴霾般笼罩着整个校园。

一门课程，频繁更换教师，今天这个老师授课，明天又换成另一个，如同走马灯似的。除了班主任，其他任课老师的面容和身影在我的记忆中已模糊不清，只依稀记得罗通吉老师的体育课，他的哨声和口令仿佛还在耳边回响；张素芬老师的唱歌课，她甜美的歌声仿佛还在校园飘荡。或许这便是那场文革风暴留下的“后遗症”，让许多记忆悄然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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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伊始，校园秩序井然，老师们按部就班地开展教学，认真备课、授课；同学们也循规蹈矩，勤奋地学习各门功课。

秋初的天气依旧炎热，午饭后，同学们陆续回到学校。若下午上课的预备钟声尚未敲响，大家便会轻手轻脚地走进教室，趴在课桌上午休。尽管到校时间各不相同，但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生怕发出一点声响，打扰到教室里正在休息的同学。

班主任也会来到教室，与同学们一同午休，这既是为了休息，也是为了维持午休纪律。大多数班主任老师只是坐在椅子上，头伏在讲桌上小憩，而我们的班主任罗斌老师（化名）却别具一格。他将讲桌与课桌拼接在一起，仔细擦拭干净后，铺上柔软的床毯，悠然地仰卧在上面，时间一长，便会发出轻轻的鼾声。每当此时，尚未入睡的学生们会趴在桌子上悄悄偏过头，用眼神交汇，露出会心的微笑；而刚走进教室的同学，一听到罗老师的鼾声，也会立刻蹑手蹑脚地从侧边绕到自己的座位上，生怕惊扰了这份宁静。同学们对罗老师的午睡习惯不仅不反感，反而流露出羡慕的目光，在我们幼小的心中，这似乎是老师特有的特权，也让我们暗暗憧憬自已将来也能成为一名教师，像罗老师这样享受片刻的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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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11月中旬悄然来临，“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秋高气爽。令人心旷神怡。

然而，校园里的老师们却高兴不起来。他们的言行举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仿佛秋风带来的不是惬意的凉爽，而是肃杀的气息。

原来，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这部历史剧展开了严厉的批判。

在今天看来，学术上的争论和批判本是正常之事，只有百家争鸣，才能百花齐放，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年代，任何言论和观点都被贴上了阶级的标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就是代表资产阶级，而且两者被视为水火不容的矛盾双方，没有丝毫调和的余地。

那时的老师大多出身于旧学，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尽管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但他们身上沉重的地主阶级成分这一政治包袱始终如影随形。他们历经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鸣大放、大跃进、包产到户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目睹了太多人在政治风暴中被吞没。因此，他们对政治运动充满了恐惧、反感和敏感，稍有风吹草动，便能敏锐地察觉到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姚文元的文章，无疑是这场政治暴风雨来临的前兆。

历史已经证明，老师们当年的预感是正确的，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开端。

老师们担心自己被卷入这场风暴，尤其是那些家庭或个人成分不好的老师，心中更是惶恐不安。他们说话做事变得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对教学管理不再像以前那样严格，对学生的要求也有所放松，但好在各项教学活动还能勉强维持正常。

我们小学生虽然不懂政治，但也能明显感觉到老师的变化。不过，老师管得少了，我们获得自由便多了。对于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来说，玩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乎，私下里的活动也逐渐丰富起来，拍纸烟盒等游戏开始在同学之间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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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如同一道霹雳，撕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通知》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和批判所谓的“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文化领域的领导权。

石柱小学地处偏远乡村，以往常常是政治运动的避风港，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浪潮迅速蔓延，各种消息从大城市传到小城市，再扩散到乡镇，最终席卷校园。一场政治风暴在教师中悄然酝酿。

起初，有些教师担心运动的矛头会指向自己，于是处处设防、小心翼翼。但发现这场运动首先针对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时，便以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甚至积极投身到批判“走资派”的行列中，成为了急先锋。

一天，我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满心欢喜地走进学校，却发现校园里的气氛异常诡异。教室里空无一人，老师和同学们都聚集在学校办公室房屋周围，大家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我也好奇地凑过去，只见外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和漫画，大多是批判何春茂校长和徐玉华主任的。奇怪的是，批判徐玉华主任的内容似乎更多，甚至他与爱人李老师谈恋爱的过程也被绘制成了漫画式的连环画，一幅幅贴在墙上。仔细一看，这些漫画出自王甫成老师之手，真没想到平时沉默寡言的王老师，竟有着如此高超的绘画技艺。大字报则主要是梁文山老师的杰作，还有其他一些老师的参与。这些密密麻麻的大字报和漫画，显然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看来老师们为此已经准备一段时间了。

如今回忆起那些大字报和漫画，所揭发批判的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却被无限上纲上线，与“资产阶级思想”强行挂钩，实在是无病呻吟、无中生有。

王甫成老师和梁文山老师后来分别成为我五、六年级的班主任，我作为学生在此评价老师当年的行为，或许有些不恭。其实，与那个年代的激进分子相比，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只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后来，在五、六年级授课时，他们的神情中多了几分落寞，再也没有了一年前那种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豪迈。不久后，梁文山老师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死不改悔地主分子”的帽子，他个人丰富的藏书被没收，还遭受批判并被送去劳动改造。

从大字报出现的那一天起，学校陷入了混乱无序的状态。老师们无心教学，学生们也无心学习，就连作文也变成了写批判文章。我读完小学，连多位数的乘法和除法都还没掌握，后来只能靠自己自学。那三年的时光，就这样在动荡中白白流逝，仿佛是青春岁月里的一场虚度。我们这一代人，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遭遇了诸多无奈和挫折，而当时最倒霉的莫过于那些学校领导，他们被“红小兵”“红卫兵”“造反派”们频繁拉去批斗，戴着高帽，在众人面前遭受羞辱，承受着巨大的身心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