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 那些事，（中篇）

在楠

（4）谁给他们的权力 （5）创作《乌蒙烈火》

　　文革时期，几乎每个象样的大派，都有标榜自己，大吹大擂的大型文艺节目。这些节目的出现，源自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样板。节目中，有朗诵，有剧情，有歌有舞有伴奏，这种模式，在那段时期，甚为时尚。

昭通也不例外。“八五”派有悲壮的《血染红旗旗更红》，显示着虽苦大仇深，却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红派”则有使人振奋的《乌蒙烈火》 ，迸发出摧枯拉朽，锐不可挡的宏伟气势。这两场节目的演出，都曾在昭通引起过不大不小的轰动，双方还暗自太极般地较过劲呢！

(文中照片由许世祥提供)

(《乌蒙烈火》部份演员)

( 一) 念从宜宾起

一九六八年初夏，随着“停火交枪，恢复邮电通讯”协议的签订，被农民围城2 0 0余天的日子结束了，出昭的公路也畅通了。昭通出现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

在昭通北边，省耕闸旁的“汽八团”，有一批支边的山东人。以季光盛为首的这些山东师傅，有着梁山好汉狭肝义胆的性格。孙树荣，何树贵，也是他们当中最活跃的人物。派里每次用车，有求必应，都是他们负责。

就在武斗硝烟散后不久，受“宜宾红旗”的邀请，红派宣传队，赴宜宾参加他们革委会成立的庆典活动。这一次，老季亲自出马，两张敞篷卡车，拉着花椒，麻袋上挤着宣传队的队员。几个山东师傅轮换驾驶，经盐津，筠连，高县，一路奔驰，来到宜宾。

我与宣传队本无关系，这次是领导要我陪同前往 。庆典之后，东道主请我们看了一场由自贡某派演出的大型节目《盐都烽火》。精彩的演出结束后，大家深受感染，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个念头：创作自己的《盐都烽火》。

(指挥 谢崇书)

　　造反派办事，向来都是雷厉风行。当晚返回招待所后，老季，谢崇书，杨婉青，李汝明，谢守铭我们几个人，立即聚在一起，商量此事。大家一致推举，由我编写剧本，谢崇书负责组织乐队，谱曲，并担任指挥，舞蹈编排则由杨婉青承担。我方才明白，这次凑热闹之行，事出有因。我三人义不容辞，爽快答应，只等回到昭通，便立即行动。

第二天一早，起程返昭。那个年代从宜宾到昭通，有四百多公里，两天才能到达。途中出现了两件有趣的事。一件是，当天回到盐津，一点人数，发现少了一个人！谁？“熊胖”，大名熊正坤。早上明明看见他上了车，为何下车便无人？要是现在，好办，一个电话便能搞清；而那时，只有干着急。好在两个小时过后，大汗淋漓的熊胖，出现在了大家眼前。原来车到筠连休息时，他上厕所，误了车，只得迈开双腿，发扬大串联时的走路精神，一路小跑，来追赶大部队。众人一场虚惊，一阵感叹。另一段插曲，则有些惊险。回到盐津后，受“盐津红旗”邀请，当晚在电影院舞台上，表演节目，为他们撑腰助阵。演出前，免不了来一通彼错我对的宣讲。同派之人，自然心情舒畅，对立派，则大为不满。演完后，回住所休息。过了一阵，“盐津紅旗”的人急忙赶来告之，对立派正四下约人，准备天亮时，把我们堵下来。老季一听，召集几个负责人商量，走为上策。于是，夜间三点上车出发，“溜”之大吉，有惊无险。

(编舞 杨婉青)

(二) 剧在党校生

回昭通后，我们一头扎进了地委党校。

这所党校，座落在城中心辕门口，一边偎依着草市上的四小，另一边紧靠着龙云卢汉的“云兴街”。这座有六个院落的庭院式建筑，那时成了红派学生的大本营。里面多数是家在外地的学生，也有不少过惯了住校生活，有家不愿回，宁肯住党校的本地人。

宽阔的大门进去，是第一个院子。一座两层楼的房屋，将一、二院隔开。武斗期间，这座房屋成为“战地医院”，冯华明等医生和卫校的一些学生，在这里为伤员取弹头，包伤口。第二院有一块水泥篮球场，两边带走廊的二层楼宿舍，房无空闲，床无虚席。一有篮球赛，四周上下，便围满了人。个子不高但弹跳惊人的“东方红公社”小将沈毓林，是这个球场上当之无愧的球星。肖小强为首的“干部工作部”，黄吉昌领头的“孙大圣兵团”，张正星等人的“炮兵团”，以及各种“战斗队”的学生，都在第二院的两边安营扎寨。

从二院穿过去，是稍微小一些的第三院。左边正中的图书室，便是我写《乌蒙烈火》时住的地方，同屋而住的还有做干部联络工作的颜昌正。床的四周书柜里，尽是马恩列斯毛的精装书籍，以及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教材。翻遍各柜，也找不到一本小说，连鲁迅的书都没有。空闲下来，想读书，只有勉为其难地浏览《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之类，根本不感兴趣的书籍。我们对面住着的，是地委的一般干部邓正高一家，和被迫离开“公路八团”，来党校避难的汝明父母。

再往后穿过一个过道，是最后一个院子。这个院子左边有一幢别墅式的建筑，应该是当初党校领导办公的场所。上下两层，十来个房间。写完《乌蒙烈火》后，我住烦了政治气氛笼罩下的图书室，搬来这里和范荣华等五六个人住在一起。院子正中间那个大礼堂，成了红派宣传队的活动基地。轰动一时的《乌蒙烈火》，就是一天天，一场场，一幕幕，在这个院子里，在这个礼堂里，精修细改，反复排练，历经二十余天，创作完成的。右边角落上还有一小间“密室”，名叫“别有洞天”，是红派广播站。

(板胡 邓祖恩)

　　可别小看了红派这支宣传队！五六十个人中，绝大部份都是学生。若赞他们群星荟萃，未免有些夸张；若说他们人才济济，倒也恰如其分。舞队乐队合唱队，队队靓丽，弦乐管乐打击乐，乐乐生辉； 十多岁的独唱演员孙章琼，外号“小安徽”，在一次和我们去长城游玩的火车上，稍一亮嗓，倾刻间，几节车厢的人拥来围观。她后来唱到了《海政文工团》，吃上了专业饭。

我从小就对器乐情有独钟，虽然自己整不来，却特别喜欢听。对红派这支十几个人的乐队，崇拜有加。外号“小日本”的绥江人邓祖恩，将椰壳制作的板胡，演奏得出神入化。刘凤麟和崔汝庆的笛声一起，清脆激荡，凌空飞扬。袁显亮、许世祥、黄和灿的二胡，孔老八的三弦，谢崇书，宋国民，陈元祥，唐传义的小提琴，姜耀武的打击乐，似百花齐放，出手不凡。特别佩服他们近乎专业的水平，全凭自己的喜爱而自学成才。

在那创作排练的日子里，宣传队彼此之间，配合得既紧凑又协调。每当我写好一幕，将原稿交给熊胖，他马上刻腊纸，然后油印出来，发给每个队员。队员们便各负其责，在大礼堂内外，分别进行排练。

(中间：笛子 刘凤麟、崔汝庆)

　　剧本完成后，我找到了第二项差事：灯光布景。在那缺乏高科技设施的年代，所谓灯光布景，就是用幻灯机，在舞台后面的屏幕上，投影出与剧情匹配的背景。比如涉及农村，就配上青山绿水，触到工人老大哥，则显示烟囱林立，车轮滚滚；举旗造反，则打出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或者显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遭受挫折打击，应“黑云压城城欲摧”，或者“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出现了转折化悲为喜，是“拨开了乌云，驱散了密雾，天空多晴朗”；欢庆胜利，则显示“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东风万里，鲜花儿开放，红旗象大海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依然是一门大学问。

我们用的幻灯机，由脸上始终挂着弥勒佛般的笑容，热心慈祥的花灯团管理员“小铃铛”(王启忠)提供。至于幻灯片，则请美术爱好者绘制。

 怎样在天幕上出现头像闪光的场景，令我和彭世桓，李寿康冥思苦想，绞尽脑汁，在“别有洞天”的暗房里，反反复复试验了若干次，才得以实现。

(剧本刻印 熊正坤)

(朗诵 刘敬炎)

　　如今回想起来，《乌蒙烈火》的整个创作过程，我记忆犹新， 而节目的内容，就很模糊了。但有一些片断，依然印象深刻。

节目一开始，李汝明现蒸热卖的小号声清脆一响，嘈杂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刘敬炎和杨永智饱含激情的朗诵：同志啊！你可曾记得，在那血雨腥风的日子里，我们是怎样地度过每一天！…，揭开了《乌蒙烈火》的序幕。(排练时，昭一中普通话说得特别好的卢开濓老师，亲自给他们示范。教他们：同志啊的啊字，要读成r a)。之后，大幕徐徐拉开，随着谢崇书指挥棒的挥舞，笛子，板胡，二胡，小提琴等各种乐器，合奏出高亢雄壮的旋律，几十个身着绿军装的男女队员，蹦着，跳着，旋转着，一阵开场舞蹈之后，节目一场场递进，一幕幕展开，逐渐揭示着主题，进入高潮。

有一幕场景是这样的：舞台上站着两个人，一个是老保的头目，另一个是李石柱扮演的分区政委邢志新。

保：政委，三结合的干部，已经选好了。

邢：谁？

保：原来的县委书记欧山。

邢：先开个大会，让他走走过场。

保：什么时候？

邢：时间嘛，(想了一下)，就定在四，二一！

(灯灭，换场)

(换场后)

小学教师宋家由扮演的欧山，身着笔挺的毛呢中山装，双手捧着检查稿，十分谦卑地，毕恭毕敬地开始做“检查”：

造反派的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我犯了很大的错误！对上，我犯了奴隶主义的错误；对下，我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我对不起毛主席！我对不起党中央！我有错！我有错！

欧山话音未落， 由李春山领头，龙忠智，陈灿昆，杨婉青，赵世磊，袁正芬等人扮演的一队小将，高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欧山”的口号，冲上舞台，造了欧山想混进革委会的反。把红派标志性的“四，二一”造反，搬上了舞台。

(打击乐 姜耀武)

(三) 巡演以礼河

《乌蒙烈火》在昭通公演之后，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一阵轰动。昭通的邻居，会泽，以礼河盛情地邀请我们，去巡迴演出。

会泽，曾经是昭通的一个县，后来又划归东川，最后隶属于曲靖。在毛家村，以礼河，有很大一批昭通人。接到邀请后，照样是季光盛为首的山东师傅，开了两张敞篷车，拉着队员和道具，奔会泽而去。在会泽演了几场后，去毛家村。演出之前，目睹了“用十元一张的票子垒成的蓄水大坝”，进山肚子里参观了水力发电设施。最后又去了以礼河的甘沟。

每场演出之前，我和世桓总要提前到达演出地点，然后爬上天花板，找角度安放好幻灯机，进行调试。演出开始后，我俩就蹲守在铺满灰尘，摇摇欲坠的天花板上，随着节目内容的推进，操纵着幻灯机，变幻着天幕的背景。场内热气升腾，机上灯泡烘烤，淌着大汗，坚守至结束。这种心甘情愿，颇具“捂鸣瘖熊”的精神，现在想起来，自己都佩服自己！

“访问”结束后，由于塌方，我们步行了二三十公里，才重新登上来接应的汽车，返回昭通。

就在我们回到昭通之时，成了云南一把手的谭甫仁，率领在北京的谈判代表，乘机返回了云南。随后，是他有名的三板斧：挖“山药蛋”、围海造田、拆掉工人文化宫建“忠心堂”。

在划线站队中，莫须有的“东游西挺”，矛头直指我们访问演出之地那些“站错队”的人。与《乌蒙烈火》相关的许多人，因此受到株连，吃尽了苦头，我自然也因此而遭了许多罪。

(小号 李汝明)

(舞蹈 部分女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