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考古博物馆巡礼

mengyang

苏州考古博物馆，作为江苏首座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也是苏州地区全景式展示和宣传“文明溯源”与“考古成果”的专题博物馆于今年五月十七日开馆了。

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苏州地区，出土文物众多，且每年均有新的出土文物增加。有政协委员曾在调研考察中发现大量的文物闲置于库房中时感觉非常的惊讶，问为何不展出？负责人表示，没有足够大的展厅。于是在2018年两会上经委员提案，苏州考古博物馆项目列入苏州市当年实事项目：“开工建设苏州考古博物馆”。

作为“百馆”之城的苏州，今年终于又增添了新成员: “苏州考古博物馆”。

正式开展前一天，央视专门为此作了报导。

去博物馆乘坐地铁2号线和3号线均可，出站后会有公交接驳。其实就走上一段也是未尝不可，伴着运河和树木花草，扑面是初夏的风，满目是彩色的景……

苏州考古博物馆的建筑是以越城遗址出土的“石锛”和“钺”为设计原型，采用粗犷的三角形几何块面组合，通过地景式布局与自然环境融合，呈现出古朴沧桑与现代简约并存的独特风格。

‌该建筑由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设计。程泰宁，著名建筑学家，其作品包括有浙江美术馆、南京博物院二期、杭州铁路新客站、中国海盐博物馆等150余座建筑，涵盖文化、交通、酒店等多个领域，以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著称。‌

采用越城遗址出土之新石器时代工具 “石锛” 和礼器 “钺”，并以三角形块面组合形成几何体块，隐喻“破土而出”的考古意象。‌‌整体呈多边形几何体块，粗犷的三角形切面组合赋予建筑雕塑感，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现代设计语言的简洁性。

博物馆占地面积1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9千平方米。设计为地面一层、地下一层，总投资1.6亿。

步入一楼，这里陈列的展品标题为“源起江南——苏州地域文明探源”。分为 “江海共潮生”、“手铲释天书”、“考古见姑苏”三大篇章，着重科普苏州文明起源、解读考古何为、梳理苏州历史文脉等核心问题。

在博物馆内的空间氛围里，特别的营造了以“大地之上” 的立面夯土被带入展览主题，引导观众化身考古“亲历者”，以光影与土层带入参观者内在情绪，将空间氛围与建筑特征充分融合为一体。

一立面书有类似序言: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人类早期文明无不起源于江海之滨。长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根和源。苏州位居长江下游，太湖之滨，是江南地域文明的核心之城。

……

聚焦田野考古重点项目，深度参与文明探源工程，推动考古学为构建苏州历史进程所做的实践与成果展示。其意义不只在于用考古遗存证文献之真伪，补文献之阙如，纠文献之不足，复原与重建历史肌理，更在于以史增信，用真实和具象的方式呈现古人留下的物质遗产，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加强文物与遗址保护，讲好发生在吴地的中国故事、弘扬中华文明的时代精神，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另一立面书有习总书记语录:

要继续加强考古研究，提高文物保护水平，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实支撑，让中华文明瑰宝永续留存、泽惠后人，激励人们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一、《源起江南》

人类遥远的过去依靠考古重建，城市悠久的文脉倚赖文化传承。苏州致力于探索研究文明起源和社会发展，尝试构建本区域社会演进模式与其相关人群的生活方式，以再现吴地先民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作为首个实施文明探源工程的地级市，苏州对草鞋山遗址、木渎古城遗址等一批历史遗百进行了深入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先后形成了一系列考古研究成果，为探寻苏州文明的起源、梳理苏州历史文脉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现在，让我们徐徐揭开江南地域文明的神秘面纱，沉浸式体验富有趣味的考古世界，解码地域文明的文脉传承，找寻属于自已的中国答案。

一.1《江海共潮生》

距今7000至6000年，随着陆地逐渐向海扩展，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先人们开始了对太湖东部地区的开发，先后创造璀璨的史前文化。

环境重建旨在探宝历史时期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原始面貌，通过将各类遗百置于原生背景中进行系统性解析，构建更为真实完整的时空图景。

一.2《手铲释天书》

考古学是以人类遗留的物质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此复原人素古代社会的学科。

考古工作者们通过规范系统的田野考古工作，以各类遗存中获得古代人类遗留的物质资料和关键信息，通过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还原文物原貌，获取完整信息，延续文物生命。通过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释读遗存中蕴藏的信息，印证历史、改写历史乃至直接书写历史。

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的基础，是为了研究人类历史而进行实地考察，获取实物资料与信息资料的学科。

田野考古的常用工具。

文物的观察与分析研究。出土文物除通过肉眼观察分析外往往还更多的需要使用多种辅助设备仪器。如高倍放大镜，通过放大镜我们能在显示大屏上看到文物更多的细节。

文物保护与修复。文物末被考古发掘前，其埋藏环境中存在温湿度波放、微生物活动等复杂因素已可能导致本体劣化；被发掘后进入新的环境原有稳定状态再次打破，即面临二次受损的风险，因此需要应用科学技术对文物进行及时的保护和修复。

如2024年苏州太仓东郊古墓葬出土的棉上衣（明）的分析与修复。

一.3《考古见姑苏》

吴地早期先民根据自然环境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发展了各类农业生产方式。正是其开拓进取的态度、砥砺奋进的精神，谱写了吴地早期的人类历史，奠定了长江下游太湖东部地区史前文明的基础。

这里展示的有石器时代的劳作工具，有清代的首饰等。

石凿、石刀、石钺、破土器等。

首饰挂件（清）等。

见证江南史前文化的标尺从拥有6000多年历史的草鞋山遗址开始，2013年草鞋山遗址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通过考古发掘首次构建起以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三大考古学文化前后相继的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史前文化序列。

陪葬木俑，吴越国(公元907年~978年)

2021年出土于苏州工业园区板桥村墓葬1区。左者直立站姿，戴幞头，目视前方，身着长袍，腰部束带，下露双足。左手贴胸作持物状，右手拳握悬于半空，掌心向下、有孔。右者头部微仰，戴幞头，身着长袍，腰部束带，下露双足。左手贴胸拳握作持物状，右臂低垂，右手略前弯置于胯部。中间为一木马，木马身躯为一块木板，四条腿粘于身躯四角。鞍嶄俱全，束扎马尾，站立于长方形木托板之上。

考古实证突破了文献的局限，春秋晚期木渎古城都邑风貌日渐清晰，西部山区多处高等级墓葬遗址为代表的东周遗存的连续揭示，吴国都城迁移、苏州城市功能与形态发展、吴地社会生活状况得以斑窥。江南贵族墓群、土墩与百工遗迹屡屡出土，构建起考古发现—历史阐释—文化溯源的证据链条，使吴文化基因获得立体解码。

铜鎏金带饰（一套）

唐代(618年～907年)

腰带是古代官阶的标志。玉带的材质和带錡数量与官员的等级相对应。而玉带制度一直沿用到明代，至清代才被废除。这套苏州市吴中区丹枫遗址出土的唐代铜鎏金带饰由十二块扁平的带板组成，表面出现各种典型的唐代纹饰图案。如缠枝牡丹花卉与展翅翻飞的禽鸟，造型生动，寓意吉祥。

考古学家用“马崧良”来简称马家浜、崧泽和良渚三个早期江南史前文化（加之东周、唐清文化)。“太湖文明五千年，崧泽良渚踵相连” 说的就是这一文明演进历程。目前正在进行的考古课题 “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 就是解决从崧泽到良渚的文明模式转变等问题，试图破译江南史前文明的密码。这个文明故事的解码值得期待。

苏州墓葬文化遗存分布图。

木渎春秋古城遗址位于苏州西南部，太湖东北侧，处于由灵岩山、大焦山、天平山、天池山、五峰山、砚台山、穹窿山、香山、胥山、尧峰山、七子山等一圈山脉所围成的山间盆地中。通过考古工作，在城内确认了南北两处城墙以及合丰小城、千年寺小城等重要遗存，初步认定木渎古城规模巨大，为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并入选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据《史记》等文献记载，东周时期吴国曾建都于苏州一带，但一直未获得考古发现证据的支持。木渎古城的发现解开了苏州一带东周时期大量不同等级墓葬、遗址和高等级玉器窖藏所构成的聚落群的核心遗址在哪里的谜题，为春秋时期吴国都城的探索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考古证据。这一成果确认了吴越文化区大型城址的存在，为研究中国东南地区两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关键基点进而为深入探讨吴越诸国的文化面貌、彼此关系等历史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资料。

苏州古城沿革:

苏州城因姑苏山得名，别名姑苏，又因春秋时为吴国国都，故又有吴都、吴中等别称，简称“苏”或“吴”。从丹徒烟墩山宜候矢簋的发现与泰伯奔吴之地的讨论，丹徒谏壁至大港两周贵族大墓的发现与吴国早期都邑地望的推定，再到锡常地区阖闾城遗址、苏州木渎古城遗址与苏州子城金城新村遗址的相继发现，见证了吴国崛起和成就的霸业，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在吴国历史和中国都城发展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混堂巷北遗址、金城新村遗址、虎丘宋家坟遗址等及部分出土文物。

长洲县学遗址、相门仓街遗址、谢家坟土墩墓、金狮河沿窖藏之部分出土文物。

一个完全的专业外行在地面这一层大致知晓了一些苏州地区的考古发掘成果，朦朦胧胧的读了一段关于苏州从江河湖海中崛起的故事。

抬头，突然爱上了这天窗的样子。是模拟了太阳光透进史前土层的效果? 被营造出一种神秘而又古朴的氛围，让观众仿佛置身于考古现场，更好地理解和感受考古文化的魅力。

沿着楼梯往下走，地下一层将展示的是从吴越时期到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

土黄色的楼梯土黄色的墙，每一步都感受到了层层被挖掘的历史~

二、《华章江南》

苏州地处长江下游，是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自1936年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开展区域文化的研空与保护以来，几代考古人扎根田野、栉风沐雨，使遗迹得以显见，取得了丰硕的考古成果。

太湖三山岛遗址将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推进至一万年；草鞋山遗址的地房叠压构建起长江下游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龙南遗址、绰墩遗址、东山村遗址等使太湖东部文明起源发展及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进程逐渐明晰；苏州西部山区墓葬遗址、木渎古城遗址进一步丰富了对吴文化发源地的深度认识；虎丘孙吴宗室大暮、相城元和塘平江窑遗址、太仓樊村泾仓储遗址等秦汉以降大型墓葬、手工业遗址、城市遗迹与遗物等则共同反映了苏州两千五百年城市文明的发展演进与生生不息的精髓。

二.1《文明溯源》

一万年前，人类开始进入以磨制石器、烧制陶器为主要工具的史前时代。在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相继形成了序列文化区系，开始了向早期文明演进的过程。

苏州地区的史前时代遗址星罗棋布，区域内渐次坎揭露的文化遗址体现出以水稻栽培、犁耕技术、手工业制作为经济基础，逐步出现社会分化、聚落变迁、统一信仰与文明化进等“文明现象”。

平等社会（距今约7000—6000年）

新石器时代前期的母系氏族社会相对来说比较和平安定。考古资料证明，距今7000~6000年前后的长江下游正处于文化相互作用圈与文明因孝萌芽形成与发展期。苏州作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代表，出现了水稻栽培、手工业专门化、定居的生活方式。吴地先民在迁徙、交往中产生文化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加速了平等社会复杂化的进程。

分节社会（距今约6000—5300年）

在分节社会以及其他等级分化相对有限的社会里，对随葬品的分析可以揭示相关社会地位差异的信息。此时社会出现贫富分化，已存在私有财产，开始有了私有观念。从区域的遗址中可看到吴地先民已经率先迈出了社会复杂化发展的第一步，是长江下游文明化道路的先锋。

等级社会（距今约5300—4300年）

等级社会是相对于进入阶级社会之前的相对不平等社会而言的生产力进步与人口激增使得社会分工细化。农耕技术成熟，人群与聚落的分层加剧，复杂社会逐渐形成社会等级趋于加强，在此背景下，长江下游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已具备早期区域国家形态的特征。

二.2《吴越新证》

溯源吴文化，是吴地本土文化与中原外来文化交流融合，逐步演进的漫长过程。太湖流域相继出现了承袭良渚文化的钱山漾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广富林文化、青铜时代的马桥文化以及湖熟文化。

西周初年，太伯、仲雍让贤而奔荊蛮，自号句吴。习用乒乘车，吴始益大，称王。再经诸樊、余祭、余眜、僚几代吴王苦心经营，吴国渐成春秋重要方国。及于阖闾，吴重筑都城，是为苏州城之源。然后越灭吴、楚灭越。有周一代，江南贵族群聚，乃中华文明昌盛之地。

宅前遗址，位于苏州工业园区松涛街东、淞江路北地块内。这里发现了良渚文化、马桥文化、东周、汉代至明清等时期的迹象55处。

马桥文化，晚于良渚而早于周代吴文化，其呈现出一种较为原始质朴的面貌，反映出文明进程的曲折与复杂。作为早期青铜文化的代表，其出土典型器物以印放硬陶和原始瓷为主。

牛鼻耳罐

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 (距今约7000—6000年)

2020年苏州市唯亭草鞋山遗址出土，口径21.5厘米，底径18.5厘米，高39.4厘米夹砂黄褐陶。圆唇，侈口，沿上饰一圈旋纹，密弦纹高颈，圆弧肩，下腹内收成平底，肩腹部饰四牛鼻形耳。

吴中区塘北遗址，东壁剖面地层墙

塘北遗址文化堆积丰富，最厚处可达2米，地层有10层，分明清、汉、春秋、马桥、良渚、崧泽6个时期，形成连续的文化遗存序列。苏州地区从良渚至东周这一段文化一直比较模糊，此次发现的距今3900年至3200年间的马桥文化遗址，让苏州古代历史逻辑链条更加完整。

唐家角遗址，位于昆山市张浦镇茶风街与花苑路交叉口，西南距赵陵山遗址约3.5公里。发掘情况表明南区主体面貌是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时期所营建的土台，土台上的墓葬随葬品多寡不一，社会分化明显。

渔猎畜养。太湖东部地区遗址被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的动物遗存。此时的家畜蓄养技术普及成为等级社会庞大人群最重要的肉食来源，当然也会用于敬神祭祀。

遗址出土的大量石箭镞、网坠，表明渔猎经济仍然占有一定的比例。出土的动物标本中，猪、鹿和鱼的数量更多，印证它们在先民心目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遗址出土了大量陶瓷器皿及碎片。从马桥—后马桥—西周—春秋—战国—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随着时代的变迁，陶瓷产品都会烙上不断发展变化的印记。

俞墩、馒首山遗址。2012年对阳山俞墩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现7座墓葬、1处器物群及大量的随葬品。墓葬时代跨度涵盖了马桥文化、西周、春秋多个时期，包含了竖穴岩坑墓、坚穴土坑墓、石床型土墩墓等葬形制。

金刚山遗址，遗址处高新区树山村。早期（西周中期) 墓葬出土有原始瓷豆、印纹陶坛和泥质陶盒等；晚期墓（春秋时期）出土有原始瓷碗和印纹陶罐等。

观音山石室土墩墓，观音山原名支硎山，位于高新区枫桥镇。墓葬形式为打破基岩的岩坑墓，器物坑所出土器物均为春秋时期常见的器形，原始瓷碗、豆；印纹陶罐、盂；泥质陶罐、盆和纺轮等。

真山土墩墓，位于通安与浒关交界处大真山北麓。土墩幕为第二等级墓葬，已被破坏，仅仕西北表土层下发现战国红陶鼎、钫壶等器物，初步判断为楚墓随葬品。

华山楚墓朱祥巷遗址，2010年至2011年对华山楚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内随葬器物大部分放在东则边箱内，主要为陶器。朱祥巷遗址位于姑苏区北郊，是一处东周时期延续至明清时期的大型古遗址。考古发现遗迹现象810余处，可辨遗迹有灰坑550余个，墓葬92座，水井130余口，灰沟38条和河道1条等，累计出土完整及可复原遗物800件（组）。现存地层可辨有近现代扰动及垫土层、明清堆积层、唐宋堆积层和东周堆积层等，是一处以东周和唐宋时期为核心文化遗存的古遗址。

2011年高新区华山楚墓15号墩发掘出的战国（公元前476—221）时期 “凤首龙身” 玉饰佩件，目前已成为苏州考古所标识了。

二.3《都会寻踪》

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秦将王翦平定楚国江南地区，置会稽郡，并置吴县。郡治、县治均设于吴国故都（今苏州城址）。苏州地区逐渐融入华夏文明。

合丰小城遗址、虎丘观景二村西遗址、朱家庄遗址等发现了较多汉代墓葬遗存，这些长眠之地下两千余年的遗迹与遗物恰使经典时代的不朽价值得以析出。

混堂巷北遗，在发掘的300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和清理自战国至明清各时期遗迹200处，包抬墓葬2座、房址2处、灰坑49个、水井113口，灰沟5条、水池1个、基槽8处、柱坑20个/组，累计出土各类器物358件/组。根据出土遗物特征，初步推测遗址核心年代集中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早中期，并一直延续至清代。

则更有意思。这里出土了三块印有“吴市”字样的陶器，作为吴越地区的第三批秦代陶文，这可算是极为罕见的实物证据。这些陶器上刻有的“吴”字，竟然不约而同地展示了两种不同的写法：一种是典型的秦篆，另一种则是六国文字，这种差异简直让专家们眼睛一亮。

虎丘观景二村西古墓葬遗址，在虎丘婚纱城D区发掘了残存直径达50米土墩一处，计有古墓葬34座，时代跨西汉至明代。

福星小区西土墩遗址，在福星小区附近两座土墩墓发掘出汉墓17座、唐墓11座、宋墓6座、明清基14座。

合丰小城遗址，在木渎春秋古城内的合丰小城遗址内也发掘出汉墓一百余座。

这些墓葬的发现为综合研究各个时期墓葬形制演变和丧葬习俗提供了例证。

朱家庄土墩墓位于姑苏区金门路南、彩香路东。2019年对这里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共发现西汉墓葬18座，分别为竖穴土坑木棺墓和木椁墓两类，皆无墓道。墓内葬具和人骨多已腐烂，出土遗物以釉陶器为主，器型主要为壶、瓿、罐及鼎、盒等，另有少量铜镜、铜钱、铁剑等。这里土墩墓时间跨度长达千余年，是汉代聚居而葬后逐渐形成的一个城市平民公共墓地。

孙吴宗室大墓

孙吴宗室大墓位于姑苏区虎丘路西侧虎丘路新村内。因该土墩曾出土了载有“吴天之墩” 的南宋葛氏家族墓志，亦称“吴天墩”。2016年至2018年在考古发掘中共发现7个文化层、1个西汉时期物坑、1座西汉时期土坑墓、1处三国孙吴时期碎砖堆积面、8座砖室墓，出土文物219件/组。孙吴宗室大墓文物遗百等级高、内涵丰富，对于六朝时期考古学研究及三国孙吴宗室幕研空具有重要价值。

关于“吴天墩”。

上世纪90年代，苏博考古部曾发掘虎丘留园街道黑松林土墩墓址，发现三国时期砖室墓葬五座，其中M3、M4规格很高。当时将黑松林土墩叫做“东吴天墩”。而于黑松林土墩西侧又发掘出六朝早期墓5座，其中M1墓室南北长14.2米，东西宽9.7米，M5发现有“吴候”字样铭文砖。当地人称此土墩为“西吴天墩”。在M9出土的葛南寿墓志中有“葬于武丘吴天之墩”的记载，可证明“吴天墩”之名由来己久。

2016~2018年市考古研究所对M2进行抢救性发掘。M2平面呈“中”字形，且未被盗扰。出土了青瓷器、陶器、青铜器、金银器、琥珀、松石、料器及石质文物共计83件/组。

因为墓主佩戴大量的钗、步摇片、手镯、戒指等金银首饰，其性别为女性。M2后室可见棺痕和墓市骨骼痕迹，虽已腐朽，但牙齿保存状况尚可，推定该个体死亡年龄在20~25岁。

虎丘路新村“三国孙吴一号墓”。

苏州考古博物馆中的三国孙吴一号墓是苏州地区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墓葬‌，位于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该墓葬平面呈十字形结构，占地约150平方米，长约15米，宽约10米，出土了各类文物66件/组，包括青瓷、陶、玉、琥珀、琉璃、铜、金、银等材质‌。

关于墓主的身份，有多种推测。有专家认为墓主可能是孙策或孙休之母吴氏或其父孙羡，也有观点认为可能是夫妻合葬墓。墓中出土的文物如26厘米长、27.1克重的龙首金钗等，显示了墓主人的高贵身份‌。

由于原址无法保护，合起来有九十余吨的东吴一号墓在2018年发掘结束后被切割成数块保存于仓库。经过七年准备，2025年该墓葬被整体搬迁至苏州考古博物馆并进行1:1复原。复原工作包括墓道和两个耳室，整个过程复杂且耗时较长‌。

苏州考古博物馆馆长苏州考古所所长程义对记者说: 过去我们没有发现过三国墓，东汉晚期到六朝之前，苏州这个地方到底什么样我们不知道，用的什么东西不知道，人怎么生活也不知道，但是通过这个墓，大量的青瓷、金银器、铜器，还有少量的玉石器，这对我们了解三国时期高层人物的生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物证。

程义所长又说告诉记者,孙吴大墓的级别属于宗室家族地位非常高的人物的墓。这里有吴侯砖，有建兴二年纪年砖，还有出土的大量金器，这都是过去苏州地区没有见过的。因为苏州是孙权家族的起家之地，他们从这个地方兴起，最后建立了孙吴政权。在它旁边展示的，除了1号墓墓主的随葬品外，还有同期发掘的2号墓墓主随葬品。这座墓室的发掘，对苏州历史的考证,有重要的意义。

来自【三国. 吴】的随葬品展示中有 “银鎏金三足镜架”。

“神兽镜”

“龙首金钗”

“凤首金钗”

“桃形金步摇”

“金戒指”

常熟县衙署东遗址，2023—2024年考古所对常熟市县衙署东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自马桥文化、东周、汉代至清代各时期遗址273处，包括墓葬2座、灰坑75个、水井95口、灰沟16条、柱坑85个，累计出土各类器物831件/组。印证了常熟古城演变与县冶变迁。

板桥村遗址位于苏州古城东北约2.8公里园区娄葑街道。经过板桥村附近两个地块的考古发掘，一区发现的船形砖室墓皆出土有“韦墓”文字砖，另有发现“贞观十九年”的砖志，可确定此处为初唐时期韦氏家族墓地。墓地还出土了一批陶人俑、陶动物、陶生肖俑和青瓷器等随葬品。

陶人俑等

初唐时期韦氏家族墓地

红陶俑

唐（618—907年）

姑苏区朱家庄遗址。

石俑

五代（907—960年）

苏州工人文化宫西工程工地遗址

南章遗址位于吴中区横泾街道，该遗址共发现遗迹单位41个。尤其这里所展的十二生肖俑造型精美、易于辨认，已成为馆内的“网红”展品‌。但仔细观察会发现少了一个生肖“牛”。据推测，该墓主人属牛，所以被他带走了。

十二生肖俑（十二辰俑）之“龙”

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

2023年苏州市吴中区南章遗址出土（M40:5)高20.1厘米宽4.5厘米厚度2.5厘米，兽首人身，身穿长袍，腰部束带，下露双足。双手提握在胸前。

同样，来自苏州南章遗址的一座宋墓中有一组非常可爱的宋代手办——镇墓俑，同时出土的有陶俑、石俑、木俑。其中一套7个的木刻俑最为精彩，简洁的刻画却异常传神，人物高挑线条流畅，特别是表情非常灵动。

灰陶骆驼

唐·贞观十九年(645年)

2021年苏州工业园区板桥村墓葬1区出土，长59.5厘米，通高46.9厘米。泥质灰陶，昂首，头略偏向左侧，嘴微张，双目圆睁，曲颈，站立状，四肢修长，空腔。背部有双驼峰，驼峰间有驮囊。通身光洁，头部及颈部有鬃毛，尾弯曲附于臀部。

二.4《海丝遗痕》

唐宋元时期，太湖平原得到全面开发，至宋室南渡后，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己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重心。此时的苏州一带为长江入海口与大运河航道交汇之地，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张家港黄泗浦港口遗址诸多唐代遗迹的揭露和大量遗物的出土印证鉴真自黄泗浦东渡启航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考证据。

元和塘古窑址位于相城区元和塘两侧，2021至2022年在此发现窑炉、晾坯区、沉淀池、墙址、房址、道路、水#、沟、灰坑、窑头屋等遗迹99个，出土金砖、陶罐、陶灯等文物225件/组。其出土的陶灯与南宋御街遗址所出完全相同，各类器物形制与文献记载南宋平江府烧造的礼器、祭器十分接近，经专家论证元和塘古窑址为南宋“平江官窑”。

陆慕宋泾桥南遗址位于元和街道，占地1.1万平方米，是一处宋元至明清时期大型制陶窑业遗存。至今共清理发掘窑炉、灰坑、水井、辘轳坑、贮泥池、排水沟及废弃堆积等窑业生产遗迹159处，出土陶礼（祭）器、陶塑及陶范等窑业生产重要遗物1300余件/组。

元和塘古窑址群的发掘和相关发现不仅填补了苏州地区以往未发现明确的元代窑业遗存的空白，也是首次由考古学实证了《方舆胜览》、《岁时广记》等历史文献中关于宋元时期苏州盛产陶塑产品的记载。

樊村泾遗址位于太仓市城厢镇东港街与新华东路交叉口南、致和塘南岸，第八批省文保单位。

经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遗址累计发现房址、道路、河道、水井、灰坑、灶台等遗迹478个，出土以元代中晚期龙泉窑青瓷器为主的各类遗物近300吨，已统计可复原器物及典型标本约14万件。

樊村泾遗址是中国陶瓷考古和城市考古的重大新发现之一，是苏州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见证。

三、《我们的姑苏城》

两千多年前，伍子胥受吴五阖闾之命相土尝水、象天法地，修建了吴都姑苏大城，相传周四十七里，设水陆城门各八座，引水进城，形成“通门二八，水道陆衢”的城市格局。与此同时，在城中心偏东处筑小城，据《吴越春秋》记载，伍子胥“筑小城，周十里。陵门三，不开东面者，欲绝越明也”。

在这里将集中展示北园遗址出土的文物，进一步佐证苏州古城始建于春秋晚期，先后经过春秋吴国都城姑苏城、战国越国都城姑苏城、战国末期楚国江东郡城、秦汉会稽郡城、六朝吴郡郡城等，为进一步探寻、研究和厘清苏州城建史及历史文脉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家国情怀》——苏州考古历程

在苏州考古事业的发展历程中，每一位参与者都倾注了辛勒的劳动，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为大众所熟知，但正是他们的默默付出使我们有机会近距离地触摸历史，感受吴地先民的智慧与生活。他们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辛勤劳动，为我们揭开了历史的神秘面纱。

金城新村遗址位于姑苏区五卅路148号院内，在这里发现了灰坑和水井等遗迹30多个，出土四系罐、铜钱、陶鼎、陶釜、陶拍、陶范和简瓦等完整及可复原器物250件/组。在核心地层发现了较多甑、釜、鼎、鬲和罐等炊煮和生活用器，还鉴别出马、狗、猪和水牛等10多种动物遗存。

而最让人惊叹的，还是那块刻着“右”字戳印的瓦片，指向的是秦代砖瓦烧制的专业机构——“右司空”，这些细节让考古学家欢欣鼓舞，纷纷推测金城新村极可能就是秦会稽郡的郡治所在地。简单来说，咱们今天站在的地方，可能就是当年秦朝南方的政治中心。

金城新村遗址是苏州地域文明探源和城市考古的重大突破，多方面实证了当今苏州子城区至少在春秋战国之际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人类活动。

道前街北遗址位于古城西南部，剪金桥巷以东，道前街以北。这里地层堆积较厚，发现了大量春秋晚期至民国时期的遗迹，包括灰坑691处、大坑68个、沟57条、井52口、灶2座、池2个、房址45个，出土完整及可复原物共计1100余件。文物种类有青铜器、陶器、原始瓷、玉石器、漆木器、钱币等涵盖了从春秋晚期到民国时期，其中以战国、六朝、唐、宋时期的文物为主。

北园遗址处苏州古城东北隅。这里清理出各时期遗迹1200余处，出土各类器物1500余件。这里东周时期的水井、灰坑、灰沟等遗迹分布广泛，出土器物多完整器，器物徂合关系清晰。秦汉时期遗存同样丰富，体现出较强烈的人群活动背景，出土陶器以生活用器和生产工为大宗。六朝至明清时期遗迹数量大大减少，出土器物以瓷器为主。

余天灯巷东遗址位于苏州古城中西部，这里发现了东周至宋代连续的文化堆积，其中东周、汉代地层保存完整且遗存最为丰富。共发现遗迹295处，包括灰坑138个，水井113口，池塘4个，沟16条，柱洞21个，坑1个，磉墩2个。出土完整及可修复遗物1701件/组。水井涉及东周、汉代、六朝、唐宋及明清时期，表明余天灯巷东遗址是自东周时期开始有人居住并连续发展至今的一处遗址。

塔倪巷南遗址位于塔倪巷南、人民路东、大井巷北、邵磨针巷西。这里发现并清理出各时代遗迹262处，出土遗物1300余件。包含印文陶片、原始瓷片、烧土、碳粒等，残存1米左右的黄土层，推测当为战国晚期—汉代初期形成的黄土台基。据文献记载，塔倪巷为黄土塔巷之讹，亦称黄土曲，附近又有黄土塔桥，经发掘基本确定所谓黄土塔、黄土曲系早期建筑黄土台基，这为研究苏州古城的性质和历史提供了一批新的资料。

砖

六朝（222—559年）

苏州姑苏区塔倪巷南遗址

此砖侧面有文字样，疑似有关此砖制作档案。

庆元坊遗址位于姑苏区干将西路北、庆元坊路西。这里曾发现并清理各时代遗迹54处，出土遗物300余件。

根据《吴郡图经续记》、《姑苏志》、《平江图》等文献记载，此处曾是永定寺所在地。遗地北侧发现一罐明初钱币窖藏，重约5公斤，以宋钱为主，同时还有洪武通宝、大中通宝等钱币，其中八思巴文大元通宝及元末天佑通宝等钱币较为罕见。这些货币包抬“金郢爯”、蚁鼻钱及楚大布等楚国特有的货币形式，见证了苏地楚国经济的繁荣与商业的活跃。

步出展厅闻到了阵阵咖啡香味，这里是咖啡厅还是某个驿站? 一个让你小憩片刻或看会书籍或喝杯咖啡发发呆的地方~

咖啡小厅一侧是一片露天的模拟考古现场~

从负一层沿墙边阶梯往上，便是来到了博物馆之外。再度揣摩这博物馆外貌，朦胧感觉有如瞬间被破土而出的土墩...

一座姑苏城，半部江南史，苏州，一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里的江南文化仿佛一部鲜活的史书，镌刻着中华文明的辉煌。透过这些发堀的古城文物遗迹，我们得以一窥历史的载体，感受文化的记忆场所，领略城市文明的符号。这不仅是城市发展的文化软实力，更是我们面对历史时所需的文化自信与自觉……

博物馆前偌大的草坪远处有一小小的红点，走近才发现是只红兔子。

考古博物馆你若走马观花，那一定是毫无收获的。你一定得走近细看才能有所发现，而当你回家后再度慢慢消化才会有些许感悟。

回顾中发现少了一些细节，稍稍带有遗憾。

博物馆前有两辆公交车，它们分别交叉着将观众摆渡至地铁3号线或2号线（大至就一站路的样子)，交通还算是十分的方便。

天气凉快些，也许，我还会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