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九、踞西公旗甘当傀儡巧取豪夺发国难财</p><p class="ql-block"> 五原战役后,日寇已没有继续进攻宁夏的实力,为了固守包头,就把王英的“绥西自治联军”安置在包头以西、西山咀以东、黄河以北的西公旗境内,作为包头的屏障。从1940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王英的伪军司令部就驻在公庙子。在此盘踞的五年时间里,王英到处盘剥敛财，搜刮民脂民膏,无法无天,西公旗俨然成了他的独立王国。</p><p class="ql-block"> 王英强迫农民种鸦片,并制成大烟料面走私至京津一带销售。五年中,王英每年都会派人组成清丈组,分赴各乡丈量烟苗。每次丈量都少不了要敲诈勒索一番。秋后把烟土征集起来后,王英先让料面制造的王美挑选可做料面的烟土保存起来,再召开烟土分配会议。按惯例,先给日本顾问每人500两,翻译每人100两,然后向“蒙疆政府”贡献8000~10000两,之后按军阶高低依次分配。剩余的部分烟土就用来制作料面。制成后的料面全部归王英所有,由其乘坐日本飞机带到京津一带销售。</p><p class="ql-block"> 王英带兵20多年,从未给士兵正式发过军饷。他在西公旗五年，从上边领到的军饷,除少数分给一些长官外,其余全部入其私囊。为了给士兵筹饷,王英除强迫农民种大烟外,还给士兵分土地,让士兵种大烟顶军饷。士兵把分到的土地转租给农民代种或照料。从种到收,士兵从不动手,只等收割时分现成的果实。每逢收割大烟的季节,王英的军队甚至结伙出去抢割农民种的大烟,为掩人耳目说是土匪所为,农民都敢怒不敢言。</p><p class="ql-block"> 王英还在白金保圪旦村设立了一处税卡,委派秦邦玺为卡长,征收商旅往来货物税,号称“保护费”。每百斤货物征收3元“蒙疆币”,据估计,五年内共收“蒙疆币”1亿多元。该税卡于1943年被傅作义部袭击,秦邦玺被俘。其后王英又派一人去当卡长,仍在该村设卡征税,直至日本投降。</p><p class="ql-block"> 由于王英和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是把兄弟,过去又在马鸿逵手下做过事,二人关系密切,经常私下往来,经商赚钱。马鸿逵用骆驼驮上皮毛和食盐,与王英换购大烟和布匹。王英再把食盐出售到归绥、包头和大同一带,把皮毛运至京津一带出售,来回赚取利润。与马鸿逵进行物资交易时,王英还暗中进行军火交易,卖给马鸿逵一些日式枪支弹药。王英通过上述各种手段聚敛财富,大发国难财。五年来,他在北平、天津购置房产八处,其中一座院落花费十两重的金条百余条。院内摆设均为名贵物品,一套桌凳就花去十条黄金。</p><p class="ql-block"> 此时的王英和傅作义部也有秘密往来,替傅部以粮换取紧缺物资,也算对缓解河套战时民生困难做过一些贡献。同时,他还掩护傅部情报人员有条件地侦探敌情。双方情报人员互给对方提供一些情报,使双方都能向上级交代,领到奖赏。王英就是以这种所谓的“曲线救国”行为来讨好傅作义,以备后患。</p><p class="ql-block"> 十、抗战胜利积极反共 全国解放终被正法</p><p class="ql-block">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傅作义奉蒋介石的命令,收编王英的“缓西自治联军”为第二战区骑兵第一集团军,任命王英为总司令。王英打着“国军”的旗号,按照傅作义的命令,准备从共产党手中夺取丰镇与集宁。他从大同来到丰镇城南的四成洼村,令陈秉义、何连顺两军进攻丰镇,结果被解放军打的溃不成军,本人也被困于四成洼村。逃回来的陈秉义主张强行返回归绥,王英叹息道:“闯归绥,四五百里的路程到处都有解放军,怎么能回去呢?我看还是回大同,有马占山,也比较近些。”陈秉义等人争辩道:“当了半辈子土匪,还怕打仗吗?”众人遂决定闯回绥远。这支队伍沿途遭到解放军的围追堵截,好不容易逃到了旗下营，但已经损失过半,王英跳上火车逃回归绥。他在归绥见人就说:“我在军队上干了20多年,大小战争不知经过多少次,从来没有见过解放军这样的对手!步兵比骑兵跑得快。这几天,打得我不用说抽大烟了,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唉!这一次几乎要了老命,我是不干了,再干就是送老命了!”王英在公教医院住了3个多月,有时在睡梦中还惊呼:“快些跑!快些跑!”</p><p class="ql-block"> 王英的病情好转后,他的部队又摇身一变成为第十二战区骑兵第14纵队,但仅有1000多人,实力大不如前。王英认为,这是傅作义在有意排挤他,因而向傅作义请假回了天津,再未回来。在京津一带居住时,王英经常和特务联系,挂着“北平行营高参”的头衔,积极进行反共活动。王英还向蒋介石呈交了一份组建“反共救国军"的建议书,获得蒋介石的肯定,被委以“同蒲路剿共总司令”一职。北平和平解放之际，王英不思悔改,继续和特务勾结,妄图破坏和谈。全国解放后,王英仍然暗地从事特务活动,终于在1950年被政府抓捕并判处死刑。</p><p class="ql-block"> 从王英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出,他虽出身于富户大家,但从小未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胸无大志,权力至上、金钱利益成为其行动的第一准则。王英虽未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但凭借自家的家丁护卫,再加上常年和他一起厮混的地痞土匪,组建了一支近似于亲兵卫队的私人武装，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中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从五原县保安团团总到包宁路护路司令,从奉系第31军军长到晋军骑兵副总司令,再到中央军骑兵师长,多次变换角色,在军阀派系斗争中左右摇摆,大发战争财。但无论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还是地方势力如阎锡山、傅作义,都不希望一个亦兵亦匪的“土皇帝”削弱自己对绥远地区,尤其是河套地区的控制力,这也是王英甘当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走上投日叛国道路的原因之一。他打着民族独立的旗号,实际上却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走上一切听从日本侵略者指使的汉奸道路。最后,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决,结束了罪恶的一生。</p><p class="ql-block">参考文献:</p><p class="ql-block">1.苏希贤《王英秽史》(《五原文史》,2009年)。</p><p class="ql-block">2.季啸风、沈友益《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p><p class="ql-block">3.《五原县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p><p class="ql-block">4.牛敬忠《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本题作者苏力德</p><p class="ql-block">年)。</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