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清谈家祸国殃民的清谈怪论

王贵成

中国是一个盛产清谈家的国度。

本来，清谈家们的清谈，如果只涉及自家的私事，即便清谈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也无可厚非。毕竟，清谈家们身上都长着一张口，清谈是他们的一项天赋人权，别人是不便干涉的。可清谈家们如果偏爱清谈国家大事，有时候还到了是非不明好歹不分的程度，而且还能振振有词，好像世人就数他最爱国，他巧舌如簧的清谈才是最佳的救国大计，这时候的清谈就非误国不可了。

最典型的是清朝末年，清谈家们的误国到现在还是那么触目惊心。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清军节节败退，从此大清帝国兵败如山倒，元气大伤，然而坚守国粹的清谈家们还是能引经据典找出一套又一套充足的理由。当时的洋务派虽然不能拯救国难于水火之中，相比之下，总算还看到了中国不如西方强盛的事实。但就是这样，也不能为清谈家所容忍。他们清谈起来端得是惊天地泣鬼神：“御敌之道，，但当论我之欲战不欲战，不当问战之能胜不能胜。孔子曰‘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故弱女夺掌而纣虎避路，相如张目而秦王击缶，岂力能胜之哉？志以为必胜也”。说的冠冕堂皇，颇有点气吞山河扭转昆仑的气概。然而，这样的清谈有用吗？一点用处也没有。

2024年正好是中日甲午战争130周年，当年甲午战争失败，清谈家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晚晴的清谈家们是一群清流党人，他们虽然没有什么固定的组织，但却是一支可以左右政坛的重要势力。其成员基本都是经过传统科举考试上来的官僚。这些历经寒窗苦读满腹八股的官僚们醉心于传统的名教道德文章，昧于世界局势，却左右着中国社会的舆论走向，引导着传统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清流党以臧否人物、议论时政为能事，却对近代洋务事业一无所知，其实他们在内心深处更担心洋务改革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会触及到他们的既得利益，因而对洋务天生就持排斥态度，对具体操办洋务的李鸿章和他的淮系集团更是敌视。在对外交涉上，务实与妥协本是一条基本原则，而清流党人“大都与外国人少有接触，对于中西实力之悬殊，颇无所知，亦几于无法想象。唯见外人之活跃强横，无孔不入，而我方则迁就屈辱，勉求息事，愤懑莫名，遂自然归咎于当轴大臣之畏怯无能，甚而诋为汉奸。中外有事，此辈攘臂言战，殆事不利，则归于用人不当，唯其不审外敌之强，故亦不知中国之弱与危”。

1894年，当日本海军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战时编组，即将发动战争之时，7月11日，中国驻朝将领叶志超急电请求：要么水陆军 齐发入朝，争取主动；要么撤军，在外交上陷日本于被动。李鸿章从企图和局的愿望出发，建议清廷中枢采取后者。然而，清流党人却鼓动皇帝干脆拒绝了这一老成稳妥的建议。此时清流党人为首的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和侍读学士文廷式，他们只会侃侃而谈，疾呼主战，文廷式甚至指责北洋海军练军十余年，靡费千万却不能一战。于是，并不熟谙军事和国际形势的年轻皇帝也热血沸腾了，命令清流党领袖翁同龢、李鸿藻会同军机大臣、总署大臣详议朝鲜事宜，并下定决心主战。

让清流党人们来商量大战事宜，这真是非常可笑的事情。清流党人们对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完全懵懂无知，对外策略上全凭想象和一腔愤懑，只知道对李鸿章力求妥协表示极其不满，对其多方攻击，或称其胆小懦弱，或称其别有用心，更有说李鸿章年老昏聩，性情乖异，要求朝廷予以撤换。清流党人们不满李鸿章了，就要高声主战，其实却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作战；这就只能纸上谈兵地提出一些“策略”了——征集全国拖网渔船，堵塞日本长崎港口，以便困死日本海军——这与鸦片战争时代寄希望于马桶秽物能降服英国舰队的颟顸愚昧如出一辙。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清谈家们的思想境界竟然没有丝毫进步。

事实上，李鸿章采取保守的战略，并不能说毫无道理，更不能斥之为投降卖国。这是李鸿章对双方实力对比进行现实分析后作出的深思熟虑。应该说，李鸿章对当事双方战斗力的估计是比较准确的。当时北洋海军正处于最虚弱的时期，从1887年开始7年未曾增加新舰，也没有购买新式火炮，其技术已经逐渐落后，舰队的训练也江河日下，加之贪墨盛行，保养低劣，内争不断，北洋海军的真实战力非常堪忧。李鸿章清楚地知道，以这样一支外强中干的海军力量与新兴的日本海军舰队争雄海上，结局殊难逆料，而一旦战败，国运的危亡就会随之而来。远不如保存一种现实存在，实现战略上的威慑以震慑日本更为现实可行，而且可以为和谈留下一个有力的砝码。

可惜的是，李鸿章的这番苦心并不为时人理解，更不会被清流党人们所理解。这并不只是清流党人清谈家们的问题，我们中国人的爱国逻辑是，一遇外侮就必须主战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即便是策略上暂时的避战，妥协，也是不为国人所容的，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轻者扣你一顶汉奸卖国贼的帽子，重者就要人人起而诛之了。

中日甲午战争终于在清谈家们的汹汹主战声中开战了，由于丧失了把握战争主动权的最佳时机，北洋海军只能被动挨打，战争最后只能以中国的全面失败而告终。

看来，清谈家们光凭“不可夺志”的匹夫之志与勇，是打不赢战争的。其实，一个人只凭志气不但打不赢战争，也是绝对打不死老虎的。不要说老虎了，恐怕连条癞皮狗也未必能战胜，清谈家先生不被咬出狂犬病来就算是万幸的了。武松打虎那是一绝，清谈家们可能以为武松凭的只是胆大，可光胆大就行了吗？可否请清谈家先生也进老虎笼子里呆上五分钟试试，须知——笼子里的老虎可比武松打的那只野老虎要温和温柔多了，清谈家先生们敢吗？务实的洋务派反遭白眼，清谈家的空话连篇倒成了义正词严。难怪出使给西洋，对西方有所了解的曾纪泽要感叹了：“我国的清谈士大夫们，只会高谈阔论，讲究唐虞商周那些糟粕遗风，而对于肘腋腹心的危险，却置之不顾；论其危害，不仅于国家无益，实在足以贻误国家大事。……纪泽去过欧洲，看见过他们的政治情况是很有条理的，富国强兵是有根据的。对此艳羡极了，而又愤懑随之而生。但是，引商剖羽，杂以流徵（以儆国家），支持的不过几个人罢了，只能跑到深山雾谷里去长歌当哭（一日三叹）了。”

然而，只要有清谈家们在，务实派的一日三叹是没有用的，曾纪泽最后还是郁郁而终。他的死也没有引起什么震动，只是死了一个人而已。清谈家们依然凭借礼教的虚无理论在激昂慷慨着，始终认为匹夫是不可夺志的，而且疯劲一上来，还非要振兴中华不可！后来实在干不过洋鬼子，也还是不愿去务实求实，一帮忠臣爱国者们转而向僧道神鬼求援去了。其中有一位启秀先生就曾经郑重其事地向皇帝上奏说：“使臣不除，必为后患。五台僧普济，有神兵十万。请召之，会歼逆夷。”五台僧未曾下山，自然一个神兵也没派来。清谈家们倒是请来了义和团的勇士，借着神鬼之威砍下了几颗洋人的脑袋，总算是大长了一回爱国热情。

然而，这爱国热情还没“大长”多长时间，八国联军就浩浩荡荡杀奔北京城，慈禧老太婆只好裹挟着皇帝屁滚尿流逃出了京城。清谈家们到了此时，可谓山穷水尽，可叹的是他们始终未曾明白落得如此悲惨下场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