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重女（三十）祖国需要我变换专业

陂塘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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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陂塘仙子、百度（谢）

音乐/昨日重现

　　辽宁沟帮子，“一年刮两次风，每次六个月”。1970年10月24日，从早到晚，大风刮得天昏地暗。那天，我和我的同事曹老师的任务是把直径如五分硬币粗的树枝，用麻绳编成两面光滑的帘子，代替木板铺在房梁上面，用泥抹平后铺上瓦片。

曹老师比我大八岁，是个大才女，琴棋书画样样行，歌唱得特别好听，业务能力在教研室数一数二。她本是一位活泼爱动的人，但显得非常内向，沉默寡言。因为她比我还惨，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镇压反革命时被枪毙了。当时有三类人: 杀（被枪毙的）、关（在监狱服刑的）、管（受管制的）。她和我属于一、二类的子女，都是“狗崽子”，属于内控对象。因怕说错话惹来麻烦，所以我们尽量少说或不说。

为了表现好一点不受批判，那一天我俩编成24块5米长两米宽的帘子，其他二人组合才编辑6-10块。晚上下班时，我俩几乎站不起来了。本来有腰疾的我腰疼得眼泪不知不觉流了出来。我踉踉跄跄地走回宿舍，没力气洗漱一头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小徐，快点起来，小徐，快点起来。”睡梦中听见有人叫我。我眼皮就像被胶带胶上了一样，勉强睁开眼睛。

“你赶紧起来吃点东西，饭我给你打回来了。然后快点收拾东西，30分钟后坐车去沟帮子赶火车回沈阳。”曹老师说。

“回沈阳？”一听回沈阳，我立马就精神起来。

“东西全拿回去吗？”我问。

曹老师点点头。我心中想:“太好了，东西全拿回去就意味着不再回来了。”

我来不及吃饭，收拾好自己东西后急忙跑到男生宿舍帮老公收拾收拾。当时外语和数学两个教研室是一个连队，他是连长，暂时不能回去。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他。

30分钟后，我们29人背起背包坐上解放牌大卡车的时候，我看曹老师没有上车，偷偷转过头去擦眼泪。她还得留在农场接受再教育。很快我们到了8里外的沟帮子火车站，登上了晚7:40分回沈阳的火车。3个小时后我们到了沈阳。校车等在车站外。因为我们都住在校园内，校车直接把我们拉到校内。下车时负责人说各回各家，明天上午9点整到教研室集合。

我多么想跑到幼儿园把三个月没见心心念念的女儿接回来。但太晚了。只好明天早上去看看吧。

　　第二天，我早早起来跑到幼儿园去看女儿。孩子们刚刚起床，正在洗漱。女儿看见我愣了半天，叫一声:“妈妈”就扑倒我的怀里。眼泪和嘴上的牙膏沫蹭在我衣服上。我急忙把女儿抱在怀里，

“你可回来了，有三个多月了吧？”白老师进来跟我打招呼。

“老师您辛苦了，孩子给你添麻烦了。我实在请不下来假。”我连忙道歉说。

“这孩子很乖，很聪明，就是太想妈妈了。十月一国庆节，你邻居郭阿姨带回去呆了三天。”白老师说。

“感冒一次，还得一回腮腺炎，多亏董大夫，孩子没大碍，很快就好了。”白老师补充说。听后我无地自容，孩子得腮腺炎这样的病我这个当妈的竟然不知道。

这时到了孩子吃饭时间，我安排好女儿吃饭，许诺说这些日子给她变成日托，每天都来接她回家。

看到女儿高兴地跟小朋友说:“我妈回来了，明天我就变日托了，妈妈不走了，每天都能和妈妈在一起了。”

　　离开幼儿园，回家收拾收拾就到了9点集合时间了。我家到教研室就10钟的路。外语教研室在机电馆二楼50多平的大阳面，里面套一间30多平的资料室。教研室的一个角落里放一张乒乓球台。早去的人们已经开战了。大会议桌上满是灰尘，一看就知道好久没人来过了。我们几个女同事打来水开始打扫。

这时，领导和占领上层建筑的工人师傅和军宣队解放军代表来了。大家在会议桌子前坐好。老师们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又给我们什么任务？

教研室党支部书记主持会议，他说: “各位老师们，请大家坐好，今天我们开的是动员会，可以说是誓师大会。首先让我们请毕院长讲话，大家欢迎！”

“各位老师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把大家从战天斗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农场调回来，是有新的重大任务交给大家。这是一项关系到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大事，也是教育改革的大事。大家任重而道远。”毕院长引而不发，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大家知道，建国以来我们过度依赖苏联，我们整个教育体系几乎都是照搬苏联的。连学校的计分方式和教学大纲也都是照抄苏联的。到目前为止，我国大学生的公共外语全是俄语。62年苏联撤走全部战后援建我国的156个项目专家，给我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也造成俄语人才过剩，小语种人才奇缺的现象。现在要发展国民经济，就要和西方进行互助交流，对英语的需求量迅速增加，可目前为止，英语只是小语种，英语人才有限。要想有英语人才，首先要得有英语教师。但我们现在的英语老师少的可怜。就拿你们教研室来说吧，一共有60人。英语老师只有4人，德语一人，日语一人。其余全是俄语老师。如果学生公共外语改成英语的话，我们学校没有那么多英语老师。更不可能有外援。这次把你们从农场调回来的任务就是改学改教英语。这次调回来27人，3位英语教师，24位俄语老师。3位英语教师作先生，24位俄语老师作学生。再有一年，我们的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就要入校了，那时你们就要承担起英语课的教学。以后你们一切待遇都与英语教师一样，不会影响你们的提职晋升。下面大家讨论一下。有什么想法和意见？”毕院长讲完，示意党支书组织大家讨论。

当时我最小29周岁，最大的已经是44周岁了。大部分老师都说保证完成任务，只有两位年长老师申请不学。但说这是命令，必须要学。我内心非常高兴。能多学一门外语，又不用下乡下厂劳动。又能和女儿在一起。何乐而不为？

动员会的第二天，我们就当了学生，坐在课桌前开始学习英语了。

　　当我兴致勃勃像学生一样坐在课堂听课，学习英语48个音标的时候，突然一天开始尿血。为了不耽误课，我没有及时去医院。没想到后来干脆不能排尿。我不得不在家休息。

那时我家唯一的电器就是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每天收一些新闻。有一天晚上11点多钟，我一调台突然听到“美国之音”在教英语，刚讲第一册第二课。可是那时听“美国之音”是听敌台，是违法的。美国之音是有干扰音的。可英语教学时段非常清楚，我想没有干扰音可能是允许听的，每天半小时，我就跟着学。但是没有书，听起来很困难。每讲完半小时就有一个通知，可在香港九龙一个地址免费得到书籍。我冒着被批判的危险写了一封信，没想到两周后竟然真的给我寄了一本英语900句。我如获至宝。这是由美国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一本英语教科书。一共有六册，每册有10课，每课有15个句子。 通过换词来练习口语和写作。第二册开始每课有一个小的课文。六册都学完达到中级英语水平。但因为是“美国之音”播出的，我心有余悸，每天小心翼翼，其他的东西什么都不敢听。在我有病休息期间，其他的老师们上午在学习许国章英语教材，下午政治学习。在我学完英语900句第二册的时候，我病好了。我回归了其他老师的学习班。没想到惹了大麻烦。刚回班的第二天就是他们的考试时间。我想看看自己的成绩，也随之参加了考试。没想到得到班级最好的成绩。

“我们都是英音。你为什么是美音，跟谁学的？”我没想到老师们能问这样的问题。我支吾了半天，只好说在大学和英语系同学学的。还有人质疑我为什么不上课能够考好，得出的结论是我只专不红，每天在家学习英语，不参加政治学习，这是政治立场问题。给我开帮助会，让我端正立场。并到学院医院去调查我是不是真有病？我没听他们的，继续学习。学到第四册时终于被发现我是听“美国之音”学的，于是又被批判听敌台。写了多份检讨书才过关。后面的第五册、第六册再也不敢听了。

　　1972年第一届工农兵学员进校了，我担任了三个班的英语教学任务。用的是辽宁工科教材。教学过程中我遇到了三个困难: 一个是英语本身的困难；另一个是教材选取的课文全是工科方面的，有的完全不懂；第三就是学生的年龄和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是1966年老高三毕业的，有的小学还没有毕业，年龄几乎差一倍，最大的年龄和我差不多，学过英语的每班只有两、三个人。 我从语音讲起，每课书我都把要讲的句子翻译、句子语法分析、例句、作业答案全都写在书上。得到了学生的认可，接着又教73、74级工农兵学员。经过三年的教学，边教边学，现买现卖，我基本掌握了英语传统语法规律。直到1975年我得到一次去我的母校黑龙江大学进修的机会。管理学校电教室的是我同班留校的同学，那里有英语900句录音带，我把后两册听完。本来计划是进修一年，但办完手续之后发现怀孕了，我一直坚持到学校放寒假。回来35天后生了我的小女儿。通过三年实地教学，学习英语900句和一个学期的脱产进修，我的英语水平大大提高。完全能胜任高校本科公共英语语教学任务。

1976年又接了最后一级工农学员。艰难的俄语转英语的学习过程是对我语言能力的淬炼和升华，也为我学习其它外语打下良好基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