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冤死的悲剧

胡成光

谨以此文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多少仁人志士为了今天的和平幸福生活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有的战死，有的冤死。战死也是牺牲，冤死也是牺牲。这盛世如你所愿，烈士们安息吧！

　　最近我看了一些有关高敬亭的资料，谈谈我对高敬亭冤案的一点看法。

‌ 高敬亭（1907—1939），原名高志员，出生于河南光山董店（今属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于1928年春参加了农民运动，1929年3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高敬亭在红四方面军长征、红二十五军作为“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离开鄂豫皖苏区后，统领鄂豫皖苏区党政军大权，成为鄂豫皖苏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重新组建了红二十八军。

说到红二十八军、新四军四支队、五支队、新四军二师，人们不能不说到高敬亭。即使在他没有正式平反前，红二十八军和四支队很多老战士聚到一起时，最爱谈的、谈得最多的，就是高敬亭。大家对他的态度是敬而远之。

“敬”的是，他在那种极其复杂、艰难、危险的环境中，把一支本来不算强大的红军部队带了出来，成了三年游击战争中牵制和消灭敌军最多、抗战初期新四军兵力最强的一支骨干队伍；“远”的是，他搞“肃反”，搞到人人自危，大家不敢当干部、不敢入党。不论是敬是远，大家都承认，红二十五军走后的鄂豫皖苏区，要不是高敬亭，二十八军的后来很难设想。这些红二十八军的老战士真是让人尊敬。他们九死一生，有的差点被高敬亭杀掉，可是他们仍然站在历史的高度来公正地评价高敬亭。

高敬亭事件，在中共党内的影响，并不很大，但是在南方游击队和后来的新四军中，这个事件影响其实是相当大的，而对于红二十八军老同志，影响则更大。关于红二十八军三年游击战争及四支队下山抗战征程中，高敬亭的“肃反”和高敬亭的被杀，特别是高敬亭冤案，引起了后人们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高敬亭为什么被杀？何人所杀？今天的有关史料作了初步的展示和探讨，不再隐瞒，也不再重复地扭曲一些历史真相，或者把简单的过程复杂化。

高敬亭同志之死令人扼腕痛惜。他本来可以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和建设史册上写下辉煌的篇章。可是他却过早地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土地和人民。正如，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一书中所写：“人类一切进步都是在用极大代价去换取的，不仅要有英雄们死于疆场，也要有人受冤屈而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同样是这样的一部历史。高敬亭之死使他成为一个带有浓烈悲剧色彩的典型人物。从新四军成立之初四个支队七位正副司令命运来看，产生一位元帅（陈毅）、两位大将（粟裕、张云逸）、一位上将（傅秋涛）、一位副总理（谭政林）、一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鼎丞），只有高敬亭含冤早逝。高敬亭，倘若能活到新中国成立后，授衔时，我分折有可能会获取大将或上将的军衔。高敬亭冤案，对高敬亭本人，对历经磨难的红二十八军本身，都是个巨大的无法弥补的伤害。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过滤器早已淘洗尽当时强加在高敬亭头上的一些罪名。

当战争的烽火硝烟远去多年之后，这位红军革命健将，红二十八军的军政委，四支队司令员，才终于获得越来越接近历史真实的评价。综合历史来考察一个人的成就与失误，那就会客观些、公平些。

平心而论，高敬亭在整个红军革命岁月、三年游击战争功勋卓著但有自己的不足，国共和谈下山抗战有功，东进抗日不力有错，但他却在历史指定的位置上，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他曾以他的智慧和勇敢，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在抗日战争史上，创造过众多的奇迹。这些奇迹是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史和新四军抗战史中重要组成部分，高敬亭的努力也在史册中熠熠闪光。

历史，从来不否定某个人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某个特定的关键时刻，所起的关键作用。历史奔腾呼啸，打着旋涡，千折万转，最终还是奔流到海不复还。

高敬亭的悲哀之处，在于当他受到伤害时，竟没有一个手握权力的同志出来为他辩白，或者说句公道话。从现在所看到的材料，在高敬亭以上的及和他平级的，当时几乎没有人替高敬亭求过情，说过好话。

高敬亭和中共中央所有派来的人的关系都弄得很僵或不是很顺，郑位三、戴季英、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董必武、叶剑英、项英、叶挺、朱理治、肖望东、郭述申……高敬亭点名要戴季英回四支队，可能认为当年他们都是“肃反”专家，相信他们之间会有共同的语言。高敬亭最后没有想到，戴季英会与他较劲并最终赞成置他于死地。

他们之间的矛盾，因“心开岭事件”而一度白热化。“心开岭事件”中，戴季英跑到周骏鸣的八团去，在四支队里，一些因“心开岭事件”而受牵连的同志，也都跟着戴季英跑了，这次跑掉了好些人。这些同志一跑掉，也就没有了回头路，直到高敬亭被抓起来，才敢回到主力这边来。这些同志，对高敬亭就很难再有什么感情了。

高敬亭被抓后，面对如此的冤屈，不知道这时的高敬亭会对自己当年的“肃反”深感内疚吗？会感受到那些被自己处死的战友内心深处的冤屈吗？特别是那些同他一道浴血奋战的亲密战友……高敬亭在独自重创二十八时，他首先是处决了手枪团团长余雄，余雄是一个苦大仇深的红军战士，是共产党把他引上了革命道路，并当上了红军指挥员，据和他共同战斗的老战士回忆，只知道他姓余，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因他作战勇敢，总是冲锋在前，有一股英雄气概，大家习惯地称呼他为“余雄”，因此余雄就成了他的名字。只因余雄做事果敢，天不怕地不怕，被高敬亭抓起来处决了。我分析余雄如果活到55年授衔时，可能是中将军衔，因为当年和他同级别的林维先、梁从学获中将军衔。高敬亭处决了余雄，接着开始要处分红82师政委方永乐。方永乐是一位优秀的红军高级指挥员，足智多谋，二十岁就当师政委，对战场判断正确，善于指挥，会打仗，经他指挥的每一场战役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他热爱部下，战士们都喜欢他，亲切地称他为“小师政委”；他还是高敬亭亲自选定的红二十八军“二把手”，就是这样一位对党忠诚，革命立场坚定的同志，却因为不满高敬亭“肃反”扩大化，只因一次条件限制没有按照高敬亭规定的时间按时带队与高敬亭的队伍聚会，被高敬亭不问青红皂白的抓了起来……余雄被高敬亭处决，方永乐为了不做高敬亭“肃反”的冤死鬼，自证清白，在战场上故意暴露自己，牺牲于阵前。假使不是高敬亭要对他“肃反”，就他的个人作战能力是很不容易牺牲的，如果1955年评军衔时他还活着，估计可能是上将军衔。因为当年他的下级林维先获中将军衔。鄂东北独立团政委徐诚基是一个对革命忠心耿耿的人，组织了很多地方游击队和便衣队，建立了不少党的地方政权，有力地支持了红二十八军主力。就是这样一位功臣，他也被高敬亭抓起来要处分，他害怕死得不明不白，吓得连夜出走，准备重新拉队伍革命，后来被敌人告发，死于敌军暗害之中。 却说丁少卿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他在艰难险阻，残酷的对敌斗争和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都没有想到要叛党投敌，他个性强，因不甘心被处决，最终选择带枪出走，成了可耻的叛徒。丁少卿叛变与高敬亭的“肃反”有直接关系，不是“肃反”，丁少卿是绝不会投敌的。红28军，命运类似的指战员不在少数。

高敬亭心胸狭窄，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强，他成了二十八军的“家长”、“抱鸡婆”，他的话就是圣旨。他通过“肃反”杀了那么多的自己人，现在他高敬亭也有可能要死在自己人的手里。当初自己以革命的名义肃杀他们的生命，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任何人的生命都得不到保证，也包括他自己。

三年游击战争以来，高敬亭习惯于周围的人不加争辩地赞同他的意见，这已经成了常规。他忘了自己现在已不是一个战略区的负责人，而是有着很多上级的部下。有那么多的不同意见，来自中共中央、来自中原局、来自五战区、来自军部，还来自一些下级，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在红军时期，他就是二十八军，二十八军就是他。他长时间的独立作战，与中央和上级隔绝，音信不通，养成了唯我独尊、自高自大、独断专横、飞扬跋扈的性格，不听指挥，不执行命令。

高敬亭积极参加大别山红军革命，红二十八军三年游击战争和国共和谈，他推动了历史，现在却被历史所推动，他感到再次受到命运的拨弄与损害，倨傲的心自然产生出抗拒的情绪。叶挺和张云逸被高敬亭的抗命深深激怒了，可以说是大为愤怒！高敬亭抗拒军令、藐视中央和上级命令、抵制东进抗日的行为，在战时为任何军队的军纪军法所不容。

再加上冥冥中好像有只无形的手，唯恐四支队和军部之间乱子不大，原来的纠葛没有解决，又添新乱。此时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与高敬亭关系密切的第四支队主力团第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在接到高敬亭返回的信后，却做出了错误的决策。

他们是高敬亭的亲信，不执行高敬亭的指示，是“背主”；执行高敬亭的指示，又是违抗军长的军令。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他俩的思想崩溃了。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于5月20日，各带一个不明真相的警卫班，跑到了立煌县金家寨国民党桂系军队那里。他俩不知道，他们的选择将改变高敬亭的命运！

这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轩然大波。杨、曹逃跑，最先也是戴季英向军部报告的。

据四支队老红军回忆，杨、曹这次出走，是因为他们获悉了叶挺这次前来是为了严惩高敬亭的密报，为逃避株连而出逃。殊不知，他们这一跑，也加速了高敬亭命运的逆转。

叶挺决心要关押高敬亭进行审判。在最后的审判时，叶军长即席以诚恳的态度，纯挚的词句发表这样简单的一段话：“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对高敬亭的错误行为和不正确的意识，是尽了很大的纠正和教育的责任的。中共中央数次派遣重要代表指示你的工作和纠正你的缺点，你都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实可为你的命运惋惜。即就军部讲，也对你做到仁至义尽的地步，当我来的时候，我和项英、国平两同志商量关于你的问题，顶好以尽到教育责任，把你挽救过来。大家对你都抱着坦白成全的态度。我会对你郑重警告，你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保持你过去光荣的历史，服从中共中央，服从军部革命的道路。一条路与这相反的，如你过去在抗战过程中反中共中央反军部的反革命的足以灭亡你的道路。谁也不愿意你这样自陷绝境的。可是你竟至死不悟，余亦爱莫能助，只好遵守我的职责，昨日已请示委员长按照军纪国法给你应有的处罚。”

最后，邓子恢副主任做总结，共指出……高敬亭七大罪状，其中指出他的“最大的罪过是”反党反中央，反军部，次之是违犯统一战线逃避抗战，又次之是贪污腐化，破坏优良传统……次之又次之是……最后宣布中共中央和军部来电开除高敬亭的党籍和军籍。邓副主任以谨严诚挚的态度，接受三日来全体同志对高敬亭批评的意见，并把中央及军首长对高敬亭处置的指示容纳一起，做了一个历三小时的热烈正确的结论。

正当审判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忽接到“蒋委员长”电令：“枪毙高敬亭，以正国法，以肃军纪的命令。……”

对待共产党的大将，军部积极执行了蒋介石的军令，在青龙厂组织批高的负责人自然有了执行的理由。如果以国民党将领和蒋介石的意见为准，那共产党方面将领岂不是被杀光了？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感到既可悲又费解的事件。

不过，新四军四支队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理应听从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复电指示：“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可惜的是这个电报来迟了，距离高敬亭将军被杀已经过去两个小时。

此时高敬亭年仅三十二岁，正是他人生的壮年、黄金季节。将军的满腔热血不是洒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而是洒在四支队开创的皖东抗日根据地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长河中，又增添了一宗不该添加的冤案。

惠特曼说过：“当失败不可避免时，失败也是伟大的，而且死和绝望也是伟大的。”一位伟人说过：“每当人类为新生活开辟通道时，其代价总是牺牲自己最优秀的儿女。”战死也是牺牲，冤死也是牺牲。历史将会用沉重之笔记下这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