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届之虹中杂忆

戴仲翔

前排左起：李兆根、周妙龙、曾文安、王文琪，

后排左起：本人、王裕光、邢国良、李元。

　 年老怀旧，时日无多，宅家无聊，胡思乱想，突然看到有他校68届高中同学提起进高中求学已60年过去了，猛然惊醒我也是68届高中，65年进虹口中学读高中也巳过去一个甲子了，心之所至，不如留点笔墨记记老底子辰光（上海方言：过去时光）。

我小时候住在老北站附近罗浮路121弄，罗浮路69弄到底就是市重点的华师大一附中，离家好近好近，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小升初时不自量力就去报考，结果落榜，进了红旗中学，中考想继续报考华师大一附中，然他们是五年一贯制，高中不招生，虹口区还有一所市重点中学一一复兴中学，我嫌它路远不能回家吃中午饭，于是去报考了一所区重点虹口中学，离家较师大一附中远，而较复兴中学近，且还有我心仪的游泳池，因我读初中时比读小学时如上海人的口头禅“魂灵闸进”（元神归位），故毫无悬念就考进了虹口中学。

与我一起从外校考进虹口中学的还有周妙龙与王裕光，周妙龙是从新沪中学考进来的，王裕光是从凌云中学即后来的鲁迅中学考进来的。

虹口区二所市重点复兴中学与华师大一附中，就像我百无聊赖逛寄售商店看到的一类表劳力士、欧米茄，区重点虹囗中学、北郊中学，就像二类表摩凡陀、浪琴，周妙龙的新沪中学就如三类表汉密尔顿、天梭，我与王裕光的红旗、凌云中学连四类表梅花、西玛、罗马、英纳格也排不上，故我与王裕光就人以类聚了。

王裕光与我不同，他並不想上高中，不知怎么稀里糊涂就考进来了，而我初中红旗中学教室黑板上方贴的标语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校门口的照壁上写的是“革命为重，艰苦为荣，认真为贵，助人为乐”的校训，对用功读书並不很强调，而现在在虹口中学的教室黑板上方标语写的是“熟读精思，一丝不苟、（后面还有四个一组八个字忘了）班里学习气氛很浓，大部份从虹口中学初中考上来的同学都带着书卷气，到底是区重点，与我们五类学校的学风迥然不同。

我与王裕光积习难改，吊尔郎当读书並不用功，刚进校时还是夏未初秋的天气，下课后到教学楼后面狭狭的泥土小道上想去捉蟋蟀，结果大失所望，一无所获，今天想来，整个虹口中学莘莘学子，也就我与他二个人还会想到去捉蟋蟀，玩心依旧。

学校对学生的学习抓得很紧，曾发下来一张调查表，每个学生都要填报，其他的栏目是什么都忘了，只有一项至今记得：大约是你早晨时间在干什么？或是你如何利用早晨的宝贵时间？我如实回答：早饭后离上学时间尚早，在床上再躺一会，过了二天，班主任庄金峯老师关照我去一次副校长于运联办公室，我推门进去，于副校长笑迷迷地叫我坐在他面前，问我为何早上还睡觉？我说人好像蛮吃力的，他老人家谆谆告诫于我，讲些什么完全没印像了，不外乎一日之计在于晨，抓紧宝贵时间好好用功，一寸光阴一寸金，切不可浪费时间以免将来懊悔不及，少小不努力，老大徒悲伤，我唯唯诺诺，却完全没往心里去，我行我素依旧故我，浪子不可教也，今日想来有负老人家拳拳之心，殷殷之情，少不更事，有负尊长。

虹口中学曾经的副校长、校长于运联在课堂上眉飞色舞讲课，为人师表，循循善诱。

于校长文革结束二十三年后的题词：

门墙桃李多英姿，猶憶當年栽種時，

老眼雖昏看不够，還望新艷满新技。

九九年七月

　　在虹中文革之前，有二次蒙召晋见于副校长，第二次是我们下乡劳动，也不知为什么，拿着水桶去井里打水，拎着桶上的绳将放入井中的桶左右晃荡，然后往下一沉，那水桶口一歪就从井里舀上了水，再往上稍稍一拎然后使劲往下一沉，水桶就沉下去装了满满的一桶水，把绳子提上来，满满的一桶井水出了井栏打水就成功了，但就在我俯身左右晃荡水桶时，别在上衣口袋里的一支钢笔滑落下来，不偏不倚，掉到井里去了，这时王裕光，还有一个农村15~16岁的叫唐惠良的男孩都在我身旁看我打水，那小男孩一边安慰我不要急，一边去找了几个与他相仿年龄的男孩提着水桶一起走过来，不容分说，如拷浜一样把井水一桶一桶打起来往外倒，幸好那井不是太深，不一会儿就快见底了，唐惠良一个人就慢慢下到井底，在井水里摸索了一会就找到了钢笔，然后爬出井沿将钢笔交还给我，我没有谢他，他也不要我谢，于唐惠良似乎是稀松平常的一事，司空见惯，于我也不是什么要性要命的贵重物品，大家好像玩了一场游戏，嘻嘻哈哈开开心心就分开了，后来唐惠良还送了我一张照片留作纪念，照片上的他稚气的脸庞，清澈的眼神，使人一眼就能感觉到他的纯朴纯真、平和友善，照片反面还有他的名字，只可惜没有留下通信地址，天长地久丢失了照片，也丢失了纯真的友谊，否则今日要是见面他也是七十出头的老人了，六十年前的事不知他还能否记起来，王裕光我想应该知道这事不会忘记的。

后来这事不知怎么传到于副校长大人耳朵里，他第二次把我召去谈话，问我对此事有什么看法，我头脑简单，那有什么想法？他于是谆谆教导，慢慢点化，问我你看到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了吗？经他这么一问，我当时也不知怎么回答的，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大约于副校长大人看我愚笨不开化，是个榆木脑袋，点化不了，此事也就没有大作文章，大肆张扬，最终不了了之，从此我的人生也永远不会进步。

那时虹中对我们新晋的高中一年级实行教改，所谓教改就是语数外按正常教育进度进行，而理化则是高一全学年，高二上学期三个学期将化学完全学完，而高二下学期与高三全学年全部学习物理，这样教学理念的改革和探索不知是谁提出来的，依据是什么，我们学生是不能也不敢也不会去提出意见与质询的，老实说也不会去思考究竟为什么，利弊得失如何？反正乖乖听话就是。

语文老师我们的副班主任毛佑邦曾将学校对于学生对作文的看法向我们班同学作过调查，对于作文，我是很头痛的，写不出硬写，胡诌一通，不知在写什么东西，真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我的意见是最好不要按老师的命题作文，自己命题作文，自己想到什么写什么，有什么说什么，否则言不由衷的作文有什么意思？这种调查，依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命题作文依旧。

　　我校有个叫莫中诫的语文老师，后来才知道是陈寅恪的高足，文革时揭露出来是平湖大地主家出身，被学生斗得要死，他推崇的学生的一篇文章叫“遥念梅姨” 这文章我没读到过，大约当时大字报上写到过这情况使我知道有这事，因他受了批斗，当然他推崇的小资情调的范文也成了毒草，如不是文革，估计这高中生优秀的文章说不定在学校橱窗里会展示出来而被我有幸看到，只是看到归看到，因我外婆很早去世，外公膝下就我母亲一个女儿，使我先天就没有什么现成的阿姨可供遥念的，所以肯定写不出此类文章，即使看到了这文章也只有佩服的份，加上嫉妒为何其有梅姨可供遥念而我偏没有如梅姨般的阿姨使我也能遥念一番，作文写不出，只怪自己先天不足，没有现成的嫡亲阿姨，非我无能，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作文，又是谁能写出来？没有阿姨写不出遥念文章，终生引为憾事。

我班李元同学写过一篇横渡黄浦江的文章，被语文毛老师作为范文在班上读出来，其中用“浩瀚”二个字形容黄浦江，让我很是佩服，想想好学生的作文就是牛！

高一上给我们上化学课的是一位女教师，快50的年纪，姓甚名谁已记不起来了（后经徐友群同学告知是潘正瑞老师，徐友群是上海著名的地图收藏家，曾通过老地图考证宋庆龄的出生地，日本南京大屠杀的某个池塘所处地点），她使我知道原子外电子排列的规则，一层一层由内而外，每层上的电子数为2n次方个，第一层为2的1次方，2个，第二层为2的2次方，4个，第三层为2的3次方，8个……如果电子层上电子滿员，便是惰性元素，不参加化学反应，如不满员，就要与其它元素勾肩搭背，互相借用对方电子，使自己外层电子滿员，这样就有了化学反应，形成化合物，她教了我们一学期，高一下学期换了个30来岁的男老师教我们，也想不起他姓甚名谁，他教了我们不久文革就开始了，整个高中就学了这点化学，物理半点没学到，化学也仅仅只记得电子排列2n次方，如此而巳，无有他哉！

教我们数学的是年轻的管锡培老师，王裕光背后叫他老管，叫得很是順口，他教我们对数与自然对数，那时没有函数计算器，要查对数有一本对数表的书，他还教我们三角函数，可惜都忘到爪蛙国里去了。

王裕光口中的老管，教我们的数学老师管锡培。

　　毛佑邦老师教语文，我老被她刮鼻子，戴仲翔！你作文乱七八糟的写点什么东西，我只能唯唯诺诺，任她批评，她教荀子的劝学，“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拏马十驾，功在不舍”以此激励我们，我虽能背出这几句金句，但真正遇事终不能坚持到底，大多半途而废，锲而舍之，朽木不折，又喜欢投机取巧，骐骥一跃，妄图十步，所以徒费粮食，一事无成。

我们班主任庄金峯老师是教哲学课的，他告诉我们有个贝克莱主教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存在便是被感知，一块石头，你踢到它，你才能确定它存在，否则它是不存在的，我当时就想这贝克莱主教大人蠢得可以，甲踢到了石块，石块是存在的，乙没踢到石块，石块是不存在的，那石块明明在那儿摆着，无论你踢到不踢到，它永远在那儿存在，于甲于乙而言，都是存在的，这使我坚定地站在唯物主义立场而不信贝克莱主教大人的唯心主义，其它庄老师还教过我们什么也全都忘了。

后来的后来，庄老师到上大任法律系教授，我太太的外甥陈海杰有幸成为他的学生，我遇到太太的外甥，调侃他不要以为你是大学生我是高中生，其实水平並无多大差别，都是一个庄老师教出来的，确实，老高中底子厚实，不输大学生。

我读高中时的班主任庄金峯老师

　　65年秋，高一上学期，老师授课，学生学习，一切按步就班，同学之间也互相帮助，友善友好，我说我对理科较感兴趣，文科不行，同学们便推我做化学课代表，我虽外校考进来，老土地的同学也並无排斥之意，有缘作同学，将来考取大学便是同科进士，同出师门，同门师兄，相互提携，情义深厚。

记得数学课代表是沈慧亭，语文课代表贾高荣，外语课代表王朴安，政治课代表忘了是谁，那数学课代表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以贾高为荣者，引得语文课代表胀红了脸，满肚子不高兴，年少气盛，不知轻重，乱开玩笑，图一时囗舌之快，虽不致于得一世伤心之悔，但心生芥蒂是免不了的。

我在班里是吊尔郎当的落后份子，团支部为了帮助我进步，董庭玉、董孝鹤、徐家福三位同学到我家来送上一本毛选乙种本，嘱我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争取进步，我不知团支部是否有活动经费，如没有活动经费，那买书的钱一定是他们三位凑起来的，仅凭这一点，就能看出当时同学的纯真纯朴，与人为善，相由心生，怪不得我祖母对我说你这三位同学相都很好的。

68年最高指示下达后，同学们作鸟善散，从此天涯海角很少联系，90年代有一次我组织我们系统30多位同志到长兴岛开信息工作会议，到长兴岛的来回船票安排给宝山区供销社办公室的同志负责，去时倒很顺利，一人一张船票半点问题没有，会议结束返程时宝山区供销社的同志只搞到了一半船票，还有一半人回不去，因其中许多同志还都是从各郊县赶来参加会议的，从长兴岛到吴淞码头再回各郊县路上需大半天，回去没船票大家都很着急，这时我也是病急乱投医，知道老同学董孝鹤是前卫农场的领导，不揣冒昧打了个电话给他，问他是否能搞十来张船票，到底同门师兄，即使分别多年，仍然不忘同窗之谊，两肋插刀，义薄云天，不多时他给我送来了足额的船票，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心存感激，永远不忘。

还有郑时定，也是热心人，我女儿高考吋我怕她近视度数较深影响升学，与郑时定讲起我女儿考前体检是在虹口中心医院，时定当时就帮我联系虹口中心医院的医生搞定此事，将体检时的近视度数往下调整，同学情义，永记在心。

王裕光用今天的话来讲是个浆糊朋友，碰到我也是一样浆糊，于是便臭味相投，沆瀣一气，虽谈不上狼狈为奸，但至少是在一起混日子，他曾叫我到他梧州路上的家为他修理收音机，其時正逢他哥要结婚，他帮着在粉刷天蓝色的墙壁，见到他的母亲，胖胖的很和霭，文革期间有一次同学们在校门口聊天，他突然说：“明年我们21岁了，眼睛一眨，20年就过去了" 韶光易逝，青春难留，大家都记住了这句话，从此不叫他大名都叫他廿一岁了，王裕光在学校交游较广，认识的人也多，自此凡认识他的人也都改口叫他廿一岁了，廿一岁的名头响彻了整个虹中校园。日月穿梭，光阴荏苒，21岁的青葱岁月离开我们巳55~56年了，我们也已垂垂老矣，文首的照片正是定格在21岁的时候，青春年华，帅气阳光，然而又有谁能留得住大好年华呢，要不是文革，照片中的同学或都考上了大学，往大里说是为了报效国家，往小里说是为了自己有一份体面的生活，可惜如高中语文课上读到的毛主席诗词：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斗转星移，无论美梦噩梦，一切都巳过去，从此不复回返！

王裕光后来去了江西永丰插队落户，去了不久便写信告诉我患了肾盂肾炎，再后来的七O年，我被敲锣打鼓动员到安徽亳县插队落户，从此与他就断了音讯，一直到九十年代，他兜兜转转寻寻觅觅到南京东路东海大楼我单位找到我，赤子之心，不改当年，令我感动不已，无巧不成书，与他聊下来我俩现在竟是隔壁邻居，我住北京东路39号三楼，他住59号5楼，一条后弄堂进进出出，却是一次也没机缘巧遇，无缘咫尺天涯，有缘天涯咫尺，要是有缘弄堂里一次巧遇，也不致于他踏破铁鞋到处找我，老天在考验他对我的一份情谊，当年的臭气相投到今日的意气相投，即使狐朋狗友，也还是有情义的！

2022年外滩源动迁，我们又分手了，我搬到杨浦齐齐哈尔路，他搬到虹口四平路，年轻时在虹中读书忙，年老时在家带孙忙，难得微信联系一下，去年丁清泉邀大家在中百顺风大酒店聚歺，讲好他要来的，结果他女儿为他办好了新疆旅游的行程，错过了丁清泉的聚会，他很遗憾，告我下次聚会他一定参加，非常想念老同学，都是21岁一起走过来的，还有什么比老同学的情义更值钱呢？我安慰他说只有等董庭玉从内蒙回上海或许还有机会能相聚。

王裕光住梧州路，还有沈慧亭也住梧州路，我到他家去过一次，他家有一个墙篱笆围起来的小院子，院子泥地里挖有一个小金鱼池，金鱼晃动大尾巴自由自在在水中飘荡摇曳，那份悠然自得也会感染到人，使人绷紧的神经松驰下来，想起惠子诘问庄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答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庄子体会到了鱼儿的快乐，今人亦如此，可见人心自古至今就是相通的。小园幽静，脱离尘世喧嚣，给人一种飘然出世，物我两忘的感觉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世外桃源也不过如此，沈慧亭生长在这样的环境，应该有诗人的灵性，不做语文课代表可惜了。

妙龙同学是个喜欢钻牛角尖认死理的朋友，有一次下课，同学们三三两两在走廊里闲聊，那天正好有雾，放眼望去看不到上海大厦（那时还没有现在这许多高楼遮挡视野）妙龙对我说如果有望远镜，尽管云遮雾罩，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望远镜看到上海大厦，我反驳他：即使有望远镜你也看不到上海大厦，雾如一块布，遮往了望远镜，你还能看到什么？除了雾蒙蒙还是雾蒙蒙，彼此争论不休，谁也不能说服谁，60多年前的争论，我与他到底都没有用望远镜在雾中看过花，至今也没能验证到底是他说得对还是我说得对，只怪当年不上物理课，否则问一下老师，他一定会给出个使我和妙龙都信服的权威且明确的答案，这争论的结果到底那个是正确的于我永远是个迷了！

妙龙一年到头穿着洗得发白的卡其中山装，与我穿的露出棉花的棉袄一样，都是穷人家出身，不怕破衣滥衫过闹市，有一次学校发动捐款，我与我妙龙都捐了五角，妙龙很心痛他的五角捐款，对我发牢骚说：我家也穷得要死，巴不得人家给我捐款呢，不捐同学面子上也过不去，没办法。忿忿不平，溢于言表。

妙龙后来有幸成为交大的工农兵大学生，制冷专业，在浦东东方医院（那时叫浦东中心医院）上班，专管制冷设备，他曾到我家来帮我看空调是否氟利昂不足，有一次同学聚会，我打电话给浦东的小妹小妹夫，叫他们去妙龙浦东的家通知他前来参加，我小妹与小妹夫等了很晚也不见妙龙回来，只能将聚会的时间地点留一张条子给他的邻居转交于他，据他邻居讲，妙龙很是潦倒，太太也与他离了婚，最终他也没有前来参加同学聚会，再后来音讯全断了，可叹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学校组织拉练，从本校操场出发到五角场再走回学校，每人后背上须背上一个被子打成的行军双肩包，我在家里按学校的规范要求打好被子背包，一路就这样背着走出家门，走到武进路李元同学家门口，李元从楼上探出头来叫住我等他一起走，李元背着被头铺盖下了楼，一面对我说一个人这样背着被头铺盖走好像老戆个（的），老探照司的，（探照司，上海方言，坍台的意思）我就在等着看看有同学路过伐，二个人结伴一起走胆气壮，不怕路人指指点点。住在大楼里的同学就是面皮薄，怕探照司，不像我既不住如沈慧亭般的幽雅小园舍，又不像住如李元般的大楼房，我住里弄石库门，七十二家房客，引车卖浆，三教九流，都是最底层讨生活的老百姓，卑微到泥土里，我也一样，从不怕探照司，什么面子不面子的，就如周璇在“讨厌的早晨”这首歌里唱的：

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

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

前门叫卖菜

后门叫买米

哭声震天是二房东的小弟弟

双脚乱跳是三层楼的小东西

只有卖报的呼声

比较有书卷气

煤球烟薰的眼昏迷

这是厨房里的开锣戏

旧被面飘扬像国旗

这是晒台上的开幕礼

自从那年头儿到年底

天天的早晨都打不破这例

这样的生活

我过得真有点儿腻

这种环境里出来的人，应了上海的一句口头禅：样样都要，只有面皮不要，脸皮厚实，不怕坍台不怕探照司！

　　我读书不是很上心，课余大部份时间都在玩电子管收音机、万用表，电阻、电容、电感这些与课业风马牛不搭界的东西，弄得功课都是马马虎虎过关，俄语甚至开红灯，俄语老师朱承萱看到我也很头痛，专门课后给我补课，可我看到这俄语就感到为难，这死记硬背的东西完全没有逻辑或道理，太费脑筋，后来95年因工作出差到新疆，那时苏联刚解体不久，许多俄罗斯倒爷到新疆来卖俄罗斯望远镜及其他一些俄罗斯产品，我唯一能与俄罗斯倒爷说的二句话便是‘哦钦，哈拉索’ （非常好）‘把里索夷，斯巴西巴’ （非常感谢） 从初一到高一，学了四年俄语，只记得这四个单词二句话，我俄语开红灯，这让我母亲很是伤心，本指望你读个中专、技校好早点出来减轻家中负担，结果你自以为是去念高中，父母含辛菇苦供你读高中，结果弄得不三不四，连不及格也读出来了，将来考不上大学成社会青年，去新疆的命！

我见母亲伤心，想到父母的不易，心有不忍，安慰她我将来一定会考进大学的，叫她不用担忧，但自己玩心这么重，将来靠过去那一套临时抱佛脚的功夫能不能考进大学自己也没有把握，做天和尚撞天钟，得过且过，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不去想这么多。

我们班还有好几个从外校考进来的男女同学，但大部份同学都是从虹口中学初中6班一起考上来的，就像今天的房屋动迁，原拆原还那样，另有六位同学是虹中初中另一个班级8班考上来后没重新组班，拆散后分到各高中班的，后来文革中这六位与其他虹中初中考上来的成了二派，我班外校考进来的也有加入这派或那派的，当然另一派中也有少数人加入到这六人派中的，这小派别中有些是所谓家中有些问题的人，那大派别中都是我眼中读书用功政治上进的朋友，我与王裕光读书吊尔郎当，自然融不进那一派，妙龙是个书蠹头，读书喜钻牛角尖，王裕光自己读书不用功，反讽他为妙呆，既是妙呆，自然也不为那一派所接受，所以原本亲爱的同学也人以群分了，所谓我们这派其实算不上什么政治派别，无非抱团取暖不致孤单，整天无所事事逍遥自在，书不读了，正中我下怀，对母亲承诺的一定考上大学的压力也没有了，浑身轻松，看到66，67届四个面向，一边在家中线路斗争，一边等待分配工作，希望菩萨保佑能进个工矿，当个光荣的工人阶级，有政治地位，有工资实惠，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67届分配完毕，要分配我们68届时，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不再赘述。

　　那时学生私底下有句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回想虹中求学经历，天天政治挂帅，日日阶级斗争，读书读了个寂寞，虹中是虹中68届学子的梦想放飞处，亦是68届学生的理想折翅地，68年后，有少量参军的，但大部份同学都是天南地北，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里去了，虾兵蟹将，鱼龙混杂，各在各的江湖中倒腾翻滚，雨打飘萍，随波逐流，所谓时代一粒灰，落到人头上一座山，命运如此，又能如何？听天由命，随遇而安，心之所安，便是归处，偶尔也有与命运抗争的，终碰得头破血流。

65年我们到农村去帮忙秋收，这是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具体实践活动，我们住在农村的草屋内，进门二边着地各铺上厚厚的一层稻草，中间留出狭窄的一条走道，形成了左右二个大通铺，经过狭窄的走道，可以走到各人睡觉的位置，大家拿着各自帶来的被子就地睡在稻草上，这铺位具体是谁安排的就不知道了，只记得进门左边放着一个尿桶，尿桶旁边睡的第一人便是周妙龙，刚到乡下，精神亢奋，同学们一下子睡不着，天南地北，叽叽喳喳，海阔天空，不着边际，忽然王裕光灵光一闪，文兴大发，吼出了一句押韵骈文，“周妙龙，臭尿桶” 弄得整个男寝室哄然大笑，妙龙老实人，嗫嗫嚅嚅反诘：“侬那能能这样讲” 王裕光没事人一样照样打哈哈，浑不知这句话使妙龙感到难堪胸闷，年少傻气，稀里糊涂，只顾打趣高兴，不知别人尴尬。

还有一件事也记忆深刻，我们到大田劳动，留有二、三位同学组成炊事班火头军，在家烧大锅饭大锅菜，我们下田回来吃中午饭时，一份炒青菜软糯且油水足，大家都觉好吃，尤其是邢国良更是赞不绝口，我在家都是饭来张口，从不动手，炊事班的同学能烧出这么好吃的青菜，我私下以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看看炊事班的同学那位也不像是穷人家的孩子，倒是我真正穷人家的孩子什么都不会，不过这念头也就一闪而过，没有见贤思齐的想法，一直到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也是围着锅台乱烧一气，只把生的变成熟的开吃完事，我结婚生子，还是不会烧菜，太太工作紧张，我被赶鸭子上架，人过中年，重新学习吹打，虽勉强能烧几个菜，至于色、香、味完全不着调，没一样能及格，少小不努力，老大徒悲伤，嘴馋了，上饭店，色、香、味虽好，然重油重糖重盐，不敢下箸，口福全无，只可惜记不起具体是那几位同学是炊事班的火头军，想来厨艺日益精进，现在做菜更上档次了吧。

我这人一直不在道上，凡记的住的都不是正事儿，真正的下乡劳动实践忘得干干净净，半点印象也没有了，所幸还有一件能记得起来，就是学贫下中农将装在箥箕里的猪粪用手抓起来洒播到田里施肥，同学们也依样画葫芦用手去抓猪粪施肥，我一边抓猪粪，一边在心中在默念，虽然手沾染了猪粪又臭又脏，但我思想灵魂与贫下中农一样高尚，虽然小资产阶级手上抹着花露香水，看上去干净闻上去香，但他们灵魂丑陋，思想肮脏，我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就是要学习他们手抓猪粪不嫌脏的崇高思想品德。

今天回想起来这样的形式主义有点好笑，农民一心一意想的就是用猪粪施肥能多打粮食，根本不在乎手臭手脏，庄稼人那有这么多大道理，民以食为天，多打粮食吃饱肚子是硬道理，香风也罢，臭气也罢，肚子饿了还能顾上什么香风臭气，这思想那思想？

66年端午刚过学校也组织我们到罗店下乡劳动，那时安排住在一个学校里，学校有床，不须铺稻草睡地上，天气渐热，薄被一条即可对付，比65年秋天下乡要轻松多了，收了工，天色尚明，到收完草莓的地里去搜寻是否还有漏网的草莓，找到了，用手擦一擦就往嘴里送，可惜漏网的草莓並不红熟，一点不好吃，纯粹是好玩，天色暗下来，与李元，邢国良几位到罗店镇上去兜兜，看见有卖猪头肉，豆腐干的，一人一角五分买了一包猪头肉，再加点钱买了几块豆腐干，人小钱少，边吃边回，自觉天马行空偷着乐，离群潇洒无管束，脱离了老师的监督，没有了同学可能的举报，人生自由何其难得，加之初夏天气，夜里星光灿烂，这样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人生才是我理想中的美好人生。

65年年底，报纸上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人墨客，视角不同，胸襟气度各异，见仁见智，不值大惊小怪，姚的文章没有在平静的校园里掀起波澜，大家照旧埋头读书，文汇报来约稿，历史老教师郭君素敬谢不敏，新教师林丙义乃复旦高材生，年少气盛，欣然命笔，与姚文元商榷，文章发表后，林老师进校园时抬头挺胸，旁若无人，因了抬头挺胸，二只手臂往后甩的幅度大大大于常人，才高八斗，心气自高，所谓复旦才子涉世浅，腹有诗书天下显，非是郭君无才情，世事洞明不涉险。后来老人家问张、姚，写文章是何人，有背景否，得知是个普通中学教师，遂没有深究，但与中央文革新贵叫板，想必后来教训不浅。

复旦才子林丙义

本文所有关于老师的照片及说明都摘引自于虹中校友崔正翔的美篇，未奏先斩，还望崔校友多多包涵。

　　如上林丙义自叙：“在当年艰难的环境下，与姚文元作一番斗争，也为人生留下一个值得回首的痕迹” 只是当时林老师写商榷文章时想到的是学术讨论还是与姚文元作一番斗争？姚文元号称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辨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写文章，林老师肯定在文章开头也必定要标榜一下历史唯物主义与辨证唯物主义，大家都是从唯物史观与辨证法得出的结论，应该殊途同归，都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那还斗什么争啊？

换一个角度，要是四人帮不倒台，林老师还敢说是与姚文元作斗争吗？

仿照易中天教授的一句话：历史不能假设，一切皆有可能。

　　姚文元与其妻金英的合葬墓，金英去世后一个多月，服刑20年的姚文元刚刑满释放，高处不胜寒，何似在人间，连妻子去世也不能扶棺送一程，也是人伦悲剧，他在妻子的墓碑上不敢署上自己的名字，却刻上真理真情並在反面写了一首蝶恋花，最后二句："不改初衷常历历，年年化作同声祭” 残阳夕照，最后的悲鸣。

我想他的“常历历”一定不会记得还有一个叫林丙义的与他作过一番斗争。

你看他起高楼，你看他宴宾客，你看他楼倒了，城头变幻大王旗，乱哄哄你唱罢我登场，你也真情真理，他也一番斗争，谁知一枕黄粱，不识他乡故乡！

历史老教师郭君素年轻时的照片

　　从上面对郭君素老师的介绍中也可窥见郭老师为何不接受文汇报约稿。

到了66年，中央发了516通知，拉开了文革的序幕，6月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陈伯达的文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剪小裤管，尖头皮鞋……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革16条，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当时麦克风里还是上海市长曹荻秋传达的16条，过了不多久，不但曹获秋，连市委书记陈丕显也一起被打倒了，红卫兵运动兴起，革命小将大串联，书不读了，学校里到处张贴大字报，揭批老师的种种不是，于副校长也被打成执行凯洛夫教育法的修正主义份子，被戴高帽子批斗，堂堂校长，为人师表，受此屈辱，不知他内心是如何想的？我虽不喜欢他找我谈话说教，但平心而论，他是真心为我好，我没有资格当红卫兵，所以批斗老师的闹剧我从没参加，扪心自问，我要是是红卫兵，在革命浪潮的裹挟下，热血一腔，头脑发胀，大约也会失去理智去批斗打骂老师。

不但老师，同学也是大起大落，有一个叫李鲁江的学生，因父亲是解放军海军军官，学校就把他扶作标兵，千好万好，没有缺点，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后来父亲被打倒，一下子成了老子反动儿混蛋，从高光跌落神坛，灰溜溜抬不起头，令人感叹：潮起潮落，方知世事无常，花开花谢，只道人情凉薄。

我一位朋友是新中中学67届高中生，下放到崇明新海农场，后来在华东电力局混到正处级退休，混得还算不错，今年（25年）10月18日恰逢他们新中中学百年校庆，我想他混得不错，应该回校风光一下，不料他却回答我：

“建校虽百年，没有去庆贺。正值老三届，回首苦涩多。校园尽荒废，师生成陌路。良驯变恶煞，不望能改过。出校历坎坷，茫然入蹉跎”

虹中文革，师生的冤结此生能解开吗？更有甚者，同学斗同学，受到伤害的同学等不来一声道歉，心结永远解不开，说什么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受到伤害还要宽宏大量，任谁都难以做到，本是亲爱同学，结果无端反目成仇，无论加害的与受害的，都不能不说是个悲剧。

回眸六十年前进虹中求学，老师何等博学，何等呕心沥血，学生何等纯真，何等善良纯朴，一甲子回眸，在虹中到底学到了什么？我们这代人终将走进历史，烟云消散之后，无论有望远镜还是没有望远镜，向后望去只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毛佑邦已驾鹤仙去，今天如她老人家看到我的文章肯定又要刮我鼻头：戴某人，你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又乱七八糟写了点什么，七对八离，不成文章。

不过也有可能她老人家早就将我这个不成器的学生忘得一干二净了，有可能，完全有可能，绝对有可能，只怪自己不听师长，吊尔郎当，游戏人生，到头来辜负师长，人生成了一场游戏，不能怪老师将你忘记，有因有果，咎由自取，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有感于他人提到考进高中学习巳六十年了，六十年前的我也考进了高中，只是我是个毫不起眼的学生，也没经过学校的宏大叙事，所记都是鸡零狗碎鸡毛蒜皮的琐事，不登大雅之堂，唯一的想法就是与高中生活作个了断，从此忘却，不再纪念，人生不易，且行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