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华 李先念和他的亲人们

惟楚有材

按长幼排列，李先念在异父同母的8个兄弟姐妹中是老幺。血浓于水，情深似海，李先念与他的亲人们留下的一个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在荆楚大地代代流传。

在母亲的坟前长跪不起

李先念的母亲王氏是河南省人。有一年闹灾荒逃难到湖北省黄安县永佳河，嫁给一位姓袁的农民。并生一女孩。后来，因为受不了丈夫的虐待，就带着女儿改嫁到李家大屋的陈家，并将女儿改名为陈福芝。之后，又生育二女三男，即二姐陈贵芝、三姐陈青芝(后改为李德琴)、大哥陈有舟、二哥陈有元、三哥陈有全。

后来，陈家旁边又来了两位姓李的邻居。即李先念的伯父李承盛和父亲李承元。

原因是这样的，李家兄弟俩本来住在离李家大屋不远的坳口。由于隐藏劫富济贫的“黑洋人”而得罪了邻村的地主黄某，黄某带人把李家的茅草房烧了。李家兄弟无家可归，就托人找到九龙冲大地主吴立久，当了吴立久的佃户。

陈、李两家都住着吴立久的庄屋。种着吴立久的佃田，两家有什么困难就相互关照。由于陈家小孩子多，加上陈家外当家的身体又不好，所以李家兄弟总是对陈家仗义相助。

1904年，陈家外当家的突然一病不起，不久离开人世。陈家的一群孩子都未成年，更需要人照顾，李家兄弟帮助陈家的次数也更多了。久之，王氏与李承元在交往中产生了感情，经人撮合，嫁给了李承元，从此陈、李两家合为一家。

1906年，王氏生下了李先念的哥哥李泽臣。由于家境实在困难，从小就送给离李家大屋不远的金家田亲戚家寄养。

1909年6月23日，李先念降生到李家大屋。当李先念长到二三岁后，由于母亲要下地帮忙干活。年幼的李先念就由哥哥姐姐们照看。

儿时的李先念，与大姐陈福芝、二哥陈有元、三姐陈青芝(即李德琴)接触多些。后来三个姐姐相继出嫁了，而三姐的婆家卓家田与李家大屋相隔不远，所以他到三姐家就去得最多。

李先念的母亲最疼爱自己的幺儿子。有一次李先念到后山砍了几棵竹子，准备做成捕捉野猪、野兔的竹刀、竹箭、竹戟。当时李家大屋的韩姓和李姓历来不和，因此韩姓地主就找上门来扯皮，说后山归他家所有，要李家赔赏，并当场辱骂。到了晚上。为了给幺儿子出这口怨气，母亲拿着砍刀，愤怒上山，把那里的竹子砍倒了一大片。由此，李先念母亲“护犊砍竹”的故事，便在九龙冲流传。

李先念与母亲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32年l0月。当时李先念带领红四方面军在大悟县河口镇与国民党军激战，没想到母亲找到战场上来了。当时李先念只顾指挥打仗，要母亲赶快离开。母亲流着眼泪离开战场，并把两块银圆悄悄地放进儿子的口袋里。

后来，李先念听见口袋里总有叮当叮当的声音，一摸才发现有两块银圆。虽然李先念后来又托人把银圆捎回家去。但这件事却让他对母亲留下永久的思念。1990年11月21日。李先念在北京同工作人员谈起这件事时。满怀深情地回忆说：“我们转到河南寻找战机，又绕到金家寨，绕到红安家乡门口，我妈妈找到阵地上来了。当时有敌机轰炸，炮火连天，打死她怎么办?我说这里正打仗。你怎么来了?她说是想看看我。我发了火叫她赶快走。派人送她回去。临走时她偷偷把两块银圆放在我的口袋里。一走路，口袋里叮当响，我才发现。便又托农民捎回家去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妈妈，真后悔当时不该对她发火，现在我是80岁的人啦，想老娘啊!”

1941年夏，李先念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委。有一天在朱家楼会见了过去的木匠师傅袁学福，并从师傅口中得知母亲已于1935年患哽病逝世的消息。师傅说，母亲在临死之前，还张开拇指和食指做成“八”字形状，盼望见一见排行第八的幺儿子李先念。由于当时家境非常困难，母亲连棺木也没有，还是师兄袁传家和李泽兴等人。把一棵大白果树锯掉做的棺木。

送走师傅回叶家田的第二天，李先念便带着罗厚福旅长及程坦等人，回到李家大屋。李先念来到母亲的坟前长跪不起，并大声哭喊：“娘啊，您怎么不能再活八年十年。这么快就走了，儿子对不起你啊!”

儿子哭娘，撕心裂肺。在场的人没有哪一个不流泪的。

当天，李先念还在家里办了几桌酒席，把袁传家、李泽兴及全村的男女老少请来进餐，以表示对乡亲们的感谢。

与三姐李德琴相处的日子最多

由于家境贫寒，儿时的李先念读了两年半私塾就辍学在家。为了谋一条生路，母亲就让李先念拜三姐夫袁传祖为师学木匠。

袁传祖能做一手漂亮的榨油工具绝活，在九龙冲一带小有名气。旧社会木匠手艺是传亲不传友，传子不传女，所以李先念跟袁传祖学木匠也就没费什么难。

不久，袁传祖患病卧床不起，李先念不愿留在那里吃干饭，只好回到李家大屋。

后来，李先念在李家大屋又跟族叔李泽兴学做家具。李泽兴木匠手艺很好，就是脾气暴躁，还经常动手打徒弟。有一次李先念跟一户人家装梯子，由于没装好，师傅打了他，使他很受委屈。此外，本村姓吴的地主经常去找李先念的碴，母亲担心儿子吃亏，就没让李先念继续学下去。

没过多久，母亲前往叶家田，请求木匠师傅袁学福收李先念为徒。因为李先念的父亲李承元是袁学福的表叔。袁学福的妹妹袁学才又嫁给李先念的三哥陈有全。李先念的大哥陈有舟的女儿陈继珍，又是袁学福的二儿子袁成祥的未婚妻，所以袁学福二话没说，满口答应。

袁学福忠厚老实，待人诚恳，木工手艺精湛，还能雕龙刻凤。

后来，由于红安、黄陂一带发生灾荒，袁学福一家难以维持生计。为了让李先念不荒废手艺，还能谋得一条生路。袁学福想方设法送李先念到汉口球场街陈福记寿器店当学徒，这是李先念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当时，北伐军已攻占武汉，革命形势如火如荼，这让李先念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从而懂得穷人想翻身非要革命不可的道理。

李先念后来没有继续学木匠，而是出生入死参加革命，成长为一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尽管如此，李先念从来没有忘记李家大屋的哥哥姐姐、师傅师兄弟们。

1949年5月，李先念脱下战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不久，李先念就托人带信，接李家大屋健在的三姐李德琴、侄儿陈锡民和大师兄袁传家等人到武昌做客。

翌年，李先念又派梅秘书到叶家田村，把木匠师傅袁学福接到家中住了20多天。

同年，三嫂袁学才带着儿子陈长和到武昌，想找李先念帮忙弄一份差事。当时正处朝鲜战争爆发，李先念就对三嫂晓以民族大义，鼓励侄儿陈长和参军抗美援朝。陈长和听了非常高兴，当即报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3年春。李先念建国后第一次回红安，到马鞍山水库工地看望民工，视察红安中学。一连三个晚上，他在红安县城接待数十名红军烈士家属，还与三姐李德琴及侄儿侄媳们见了面。

“三姐，我很想念你呀!”李先念拉着李德琴的手说。

“我也想念你啊!”三姐李德琴话刚出口，眼泪就溢出眼眶。

1960年10月的一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带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在河南省处理关于信阳地区饿死人的案件后，来到湖北红安视察。

此次回故乡，李先念心情沉重，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到达红安县的当天，李先念就问县委书记张景田：“红安的灾情如何?有没有饿死人?群众生活安排得怎样?”

当天夜晚，县里派人到李家大屋把李先念的三姐李德琴和侄子陈锡民接到县城，李先念就单独与姐姐和侄子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

“你们说说看，红安县到底饿死了人没有?”李先念问。

“我们村里没有饿死人，但二程死了一些人，还有很多人得了浮肿病。”李德琴说。

“那是缺营养，要吃点黄豆。”李先念接过姐姐的话茬。

“田里干得发裂，哪里还长黄豆哟!”李德琴说。

“干部多吃多占么?”李先念又问。

“大多数干部没多吃多占，只有个别人喜欢吹牛。爱占群众便宜。”陈锡民回答。

“允不允许搞副业?比如养鸡养鸭。”李先念又问。

“社员们连饭都吃不饱，哪能养这些东西。”李德琴直言相告。

“其实，没有粮食，鸡鸭也不是不能养。山上有的是，虫子，河塘也有鱼虾，让鸡上山，鸭下河，它们照样可以长肉。”李先念说。

后来，李德琴对弟弟试探性地问道：“你是国家副总理，红安缺粮食，能不能解决一点?”

李先念回答说：“姐姐，我是国家的副总理，不是红安的副总理。红安缺粮食，只能由湖北省调剂解决，我个人无权给红安调剂粮食。你要给乡亲们解释，要体谅国家的困难。”

李德琴没有再说什么，第二天李先念就到省城去了。

1963年冬天和1979年夏天，李先念又曾两次回到李家大屋。那时候，李先念的8个兄弟姐妹。只剩下李先念和李德琴两人健在，所以李先念就更加珍惜姐弟手足之情。多年来，李先念给姐姐留下固定的生活费用，逢年过节还接姐姐到北京居住。只是李德琴在农村生活习惯了，在北京住上一段时间后就要回李家大屋。

1983年6月，李先念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任国家主席，三姐李德琴笑得合不拢嘴。当选的那一天，李德琴和侄子陈锡民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大大的。还说：“真没想到我们的全伢(李先念的乳名)有这么大的出息，当上了国家主席。”

就在李先念当选国家主席后不久，李德琴突然提出要去北京见见弟弟，而且非要去不可。这次李德琴在北京住了20多天才回李家大屋，回来后不久就突发脑溢血病故。

三姐李德琴去世的噩耗传到北京后，李先念万分悲痛。由于国家的大事抽不出身来，他只好派秘书代他回家参加追悼会，并且承担安排三姐后事的一切费用。

对二哥陈有元特别敬重

1926年，李先念受革命运动的影响。从武汉回到李家大屋。当时九龙冲一带，已有董必武的学生王鉴、王秀松等人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李先念回家后，就把在武汉的所见所闻告诉二哥陈有元，有什么想法总是与二哥商量。在思想上达到统一。后来还把李家大屋的韩爽先、李泽信等人动员起来，一块参加革命。

1927年，九龙冲成立了农民自卫队，陈有元担任中队长。同年11月13日晚，陈有元跟随李先念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年底，弟兄俩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黄麻起义失利后，鄂东革命军转移到黄陂木兰山，高桥区委让李先念和陈有元等人留在当地坚持斗争。当时国民党军每天都来李家大屋搜捕，可每次都空手而归。李先念在1979年5月回红安时讲过：“那时只有二哥知道我藏在红马寨的一个山洞里，连母亲都没告诉。我在山洞里躲了很长一段时间，二嫂和三姐有时化装成上山打柴的样子，用土罐子带点吃的给我。但她们不是每天都送，情况紧张时，几天都送不上一次。”

1931年6月。李先念任陂安南县苏维埃主席兼县委书记，他的二哥陈有元担任县苏维埃政治保卫局审判长。兄弟俩并肩战斗在一起。1932年秋，陈有元在“肃反”扩大化中受诬陷打成“反革命”，被政治保卫局抓走。李先念在路过新集时发现了二哥，感到非常意外。因为他了解二哥对党忠诚，革命坚定，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李先念赶紧凑过去，二哥则大声地对他说：“兄弟，我犯了错误。不要管我。你在部队一定要好好干，要革命到底!”

听着二哥的叮嘱，李先念的心里似刀绞一般。他深情地望着二哥点了点头，无可奈何地离去。

在那种“肃反”扩大化的特殊年代，李先念没有办法能救出二哥的性命。那次在新集杀掉的1000余名所谓的“反革命”。就连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妻子和副总指挥王树声的妹妹。也没能逃出魔掌，成为刀下冤魂。

后来，李先念的母亲和陈有元的妻子冒着胆子到新集去收尸体，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婆媳俩悲悲戚戚，一路哭回。

陈有元被杀害时，他的二儿子陈锡民只有4岁。4年之后，妻子因为悲伤过度，也离开人世。

此后，陈有元的大儿子陈锡金讨饭到县永河被好心人收养，二儿子陈锡民就靠跟人家放牛、打长工度日。

直到1941年，李先念回到李家大屋，才了解实情。便派交通员带着侄儿陈锡民和木匠师傅袁学福的三儿子袁成龙，一起到大悟山新四军第五师的学校读书。

1946年中原突围时，因为当时环境恶劣，李先念就让侄儿从部队复员回家。陈锡民回家时，李先念还送给他一件皮背心。直到今日，这件皮背心还留在陈家保存着。

全国解放后，陈有元遭错杀的冤案虽然被昭雪平反，但李先念总抹不去对二哥的无限敬重和永远思念。因为二哥牺牲得早，李先念便以最大力量对侄儿们给予帮助。

1953年，李先念主持操办了侄儿陈锡民的婚事，还把新婚的侄儿侄媳接到武昌住了一个多月。

那一年，为人忠厚、正直、敢说真话的陈锡民，不仅当选村大队长，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先念生前曾五度回红安视察，有4次把侄儿陈锡民接到县城了解情况。因为他最信任侄儿的为人，从来不讲假话。

1971年冬，陈锡民受全村人重托，到北京去找叔父李先念要一台拖拉机。李先念解释说：“拖拉机有，可是全国有多少个生产队你知道吗?如果每个生产队都给一台拖拉机，目前国家就承受不了。你要回去做村里人的思想工作，不能因为我是国务院副总理就徇私，我们叔侄都要顾全大局。”

陈锡民觉得叔父李先念说得在理，回家后向乡亲们作了思想工作。

1985年，陈锡民去世，李先念安排申剑秘书参加侄儿的追悼会，并送了花圈。

1988年，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回红安时，一到县城就把侄媳周鲁慧和她的两个儿子接去问寒问暖。听说侄孙陈国华、陈春华都参加了工作，李先念十分高兴。

第二天，在参观董必武纪念馆时，李先念夫妇与李家大屋的亲人们在董老的大理石像前照了一张全家福。中午吃饭时，李先念讲到二哥陈有元时说：“二哥过去搞革命很勇敢，很坚定，可惜被错杀了。当时我也没有办法，救不了二哥呀。”

李先念还语重心长地告诫侄孙、侄外甥们，一定要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接好革命班，当好接班人。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