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追踪一期共产党员的最终去向，15人脱离党籍

火热军旅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达成后，孙中山听取了共产国际的建议，决定特意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以培养军政人才。

因为这所学校位于广州的黄埔，所以大家常常简称它为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成果，是国共两党的人士共同创办的。

从头到尾，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积极参与，给黄埔军校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

不过，1927年，蒋介石毫不留情地展开了反革命政变，大革命最终以失败收场。

在蒋介石等反动派的推动下，黄埔军校进行了“清党”，结果400多名共产党人迅速被抓。

在这个时候，黄埔的同学们不得不分成两个大阵营，互相对立，甚至兵戎相见。

在黄埔一期的学员中，令人瞩目的是，有15位共产党员选择退出中共，要么去国民党军的政治机关任职，要么另寻出路，这一举动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背景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中国社会动荡不安，面临着外有压迫、内有纷争的局面。为了解决国家的危机，促进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国民党与共产党于1924年建立了临时合作关系。这一合作的核心目标是抵抗北洋军阀，推动国家的统一。在这个时期，国民党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力求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共产党也希望借此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推动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共同的目标驱动下，双方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力量，共同参与了北伐战争，力图铲除地方军阀，为全国的统一打下基础。尽管合作初期充满希望，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利益的冲突，双方的合作关系逐渐变得紧张，最终走向了分裂。

各位朋友，大家不远千里，甚至数千里来到这里求学，想必都是深刻理解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我们就是要培养一支革命的军队，大家心中都有那份志愿，准备投身于革命事业中……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兼军校总理的身份，亲临黄埔军校，主持开学典礼，并对全体师生进行了精彩演讲。

他强调，在广州黄埔成立军官学校的“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要培养出能够拯救中国于危难中的革命军。

其实，最早建议国民党要建立军官学校的，并不是孙中山，而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他当时在中国进行联络。

他还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

马林自1921年初接替共产国际特使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就在国共两大党领导层之间不断穿梭，积极宣传共产国际提出的在中国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理念。

1922年，苏俄在莫斯科举办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了要“把中国从外国束缚中解放出来”和“建立一个联邦式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之后，马林更加积极地劝说中国共产党撤回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呼吁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主动加入国民党参与革命。

对于马林的这些看法，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普遍表示反对。

例如，在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当中，陈独秀对国共合作的前景一直是个悲观态度；而蔡和森则觉得无产阶级必须完全掌握，或者至少应该掌握一部分的领导权。因此，他对马林提到的“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主张表达了强烈的反对。

说到这一点，张国焘跟蔡和森的看法挺像的。他认为“共产党的发展唯一方向”就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部混。

其他那些反对国共合作的共产党人，基本上都是觉得国民党是个“敌人”，而且希望他们能“觉悟改造”的几率真是微乎其微。他们并不认为，国共合作能给中共或者中国的革命事业带来啥好处。

显而易见，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绝大多数人对国共合作，特别是“在国民党内合作”的方式持怀疑态度。

不过，马林对此进行了强烈反驳。他坚决表示，共产国际做出的每一项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得遵从”，因此中共中央不得不为了“维护国际纪律”而“接受国际的建议”，在“加入国民党”这件事上做出了让步。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同意与国民党首次合作的背景。

当时的国民党情况可想而知。孙中山因为陈炯明的叛变，受到非常大的打击，他渐渐意识到国民党的实力弱小、组织松散，根本不如自己之前想的那么坚强和团结，这让他对“曾经信仰的一切”感到失望和动摇。

正是在这段时间，马林抓住机会，积极和孙中山进行沟通，让他相信“只有苏俄才是中国革命真正的朋友”。为了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援，孙中山决定按照其要求，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并与中国共产党展开合作。

这就是国民党同意和共产党进行首次合作的经过。

毫无疑问，马林以及他背后的共产国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中起了关键作用。

黄埔军校的成立可追溯到1924年，那时为了培养革命军干部，国民政府决定在广州建立这所学院。黄埔一期则是首批学员中的先锋，其中国共产党员的比例相当高，他们在部队中发挥了重要的带头作用。这些年轻的血液不仅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也为后来的革命事业注入了新的动力。

马林特别强调了国共第一次合作中的一项重要举措，那就是“创办军官学校，奠定革命军的基础”。这不仅为革命军的培养提供了人才支持，也为后来的军事行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正是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毕竟，俄国革命之所以能迅速获胜，关键在于革命军队为革命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马林指出，以前中国革命之所以“不能完全成功”，是因为只有革命党的努力，而缺乏革命军的参与。

孙中山在经历了一些曲折之后，才逐渐领悟到“唯有掌握自己的军队，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这一道理。

因此，在1923年，孙中山心里一狠，指示蒋介石组建“孙逸仙博士访问团”，先去上海和马林初步洽谈，接着再前往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讨论开办军事学校以及争取军事援助的细节，还要安排政治、军事顾问和经济援助的请求。

黄埔军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24年1月正式动手筹备起来的。

看看中国共产党，那时候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确实参与了黄埔军校的建设，但依旧在孙中山之前的那些曲折道路上徘徊，没有真正明白建立“自己军队”的重要性。

所以，就像1922年孙中山因为陈炯明的背叛而遭受重创一样，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导致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一下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死伤惨重。

到这时，中国共产党才明白之前的努力全是“白忙活”，真正体会到只有靠武装力量才能获得政权，于是对组建自己的军队开始感到急迫。

回到1924年黄埔军校筹建的那会儿，最初的官长名单上，超过10位共产党人就已经在列。接下来的三年，直到大革命失败之前，在这个学校学习或工作的共产党人总数突破了1000人，其中有780多位的名字都能精准找到。

从这些数据看，可以明显感觉到那时中国共产党对黄埔军校的建设与发展相当重视，确实对组建革命军非常用心。

其实，直到大革命失败，黄埔军校一共举办了六期，其中，黄埔一期的学员可谓名声在外。

后来评选出的黄埔军校72位著名弟子中，黄埔一期的学员就占了31个，差不多是将近一半的份儿。

在这31位中，有17位都是中共党员，里面的徐向前、陈赓、许继慎、蔡申熙、左权这5位，更是被中共中央认定为军事家。他们在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真是留下了浓厚的一笔。

黄埔一期刚开办的时候，招生到的学员有470人，后来期间又转入了178人。不过，也有部分学员因为各种原因被淘汰或自己退学，最终到毕业时，黄埔一期的学员人数稳定在645人。

说到黄埔一期的645名学员，其中有110位是中共党员。

在黄埔军校成立之前，赵子俊、蒋先云等29位同志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都是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的。

蔡申熙、曹渊、陈烈等57名同学是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被推荐入党的。而徐向前、周士第、李默庵、左权等24人则是在他们毕业后，顺应大革命的潮流，走上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道路。

这些从黄埔一期走出的中共党员，在入校之前大多参与过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军事活动，积累了不少革命斗争的经历。毕业后，他们各自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因此命运也各异。

像徐向前这些人，逐步成为了军队的高级指挥员，后来在党、政、军等领域担任了重要职位，对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可谓贡献巨大。

比如，李默庵等15位同志在面对蒋介石的压力时，或出于个人前途考虑，选择在大革命失败的前后脱党，因此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1926年，李默庵等15位同志在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后，被迫面对选择：要么退出中国共产党，要么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最终，他们决定宣布退出共产党。

李默庵当时是第一军二十师二团的党代表，孙天放任职于第一师担任少校副官，杨润身是特务营的连长，宋希濂则是第二十一师的副营长。他们在国民革命军中都负有重要职务，无论是出于个人发展考虑，还是对中国革命前景的看法，都做出了退党的选择。

李默庵建国后当上了黄埔军校同学会的会长，直到2001年在北京去世。孙天放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不幸遇难，杨润身早在1928年与北洋军作战时就牺牲了。宋希濂则是在1949年被俘，经过改造后获释，最终于1993年在美国去世。

除了这4位，另外还有11名黄埔一期的共产党员由于各种原因与党组织断了联系，最后选择加入了国民党。随后，他们有的单独行动，有的带领部队起义，归顺了其他势力，接着又陆续脱离了国民党的阵营。

如徐石麟、宋文彬、王之宇在新中国成立后，分别担任过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解放军第六高级步兵学校研究员和江苏省政协委员。他们都于1981年、1961年、1988年相继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