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为中共创建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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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诞生的连载

上 篇 暗夜微光：建党之前的酝酿筹备

作者:邵维正 编辑:韩水霖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孤立或偶然的现象，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渊源。从远因来看，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无数志士仁人为挽救民族危亡展开了一系列的反抗和斗争，比较著名的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都曾取得了一些成效，尤其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持续 2000 多年的封建帝制，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胜利。但是最终都失败了，救国救民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从近因来看，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冲破了辛亥革命失败后的沉闷空气，唤起了亿万人民的觉醒，使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在斗争实践中一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脱颖而出，在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共创建做了必要的准备。

早在 1942 年，毛泽东讲到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指出：“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准备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五四运动的直接动因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运动，以 1919 年 5 月 4 日天安门集会为起点，到 6 月 28 日拒签巴黎和约而告一段落。而五四时期的概念有着更为广阔的时限，内容亦更加丰富。以五四运动为核心的五四时期，其上限可追溯到 1915 年的新文化运动，下限可延续到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研究中国共产党创建不能不研究五四时期的多彩活动和深远影响，尤其是对建党的特殊作用。

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为中共创建奠定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只有一些零星的介绍。最早提到马克思名字的中文刊物是 1899 年出版的《万国公报》，该报所载的《大同学》一文中写道：“试稽近代学派，有讲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梁启超1902年在为《新民丛报》撰写的文章中也提到：“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当时外国人名翻译不规范，同一人往往有几种中文写法。20 世纪初叶，中国报刊上提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渐渐增加，有的介绍马克思生平，有的评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而作者的情况也很庞杂，有些人是将其当作新的学术观点加以介绍，也有些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将其作为异端邪说加以狂妄评论。当时把社会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往往被混用于报刊上。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在知识界有很大影响。这本刊物就是以中立态度评介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主义，发达于欧美，渐暨于东亚。崇拜之者，称为人类幸福之源泉；非难之者，目为世界危险之种子。幸福乎？危险乎？吾人所不敢言，亦不能言。”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不自觉不系统的片段评述，更不用说诋毁攻击，是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1915 年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了新的进展。封建主义的思想禁锢被打破，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其光辉榜样吸引了正在探索新出路的中国先进分子，李大钊、瞿秋白等热情赞颂十月革命，陈独秀以及国民党人朱执信等也发表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思想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追求高涨起来。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还是在五四运动之后。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被爱国热情激起的各阶层人士思想空前活跃，新思潮汹涌澎湃，改造社会呼声日益迫切。五四运动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进步期刊猛增至 400 余种，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平台，创造了条件。五四运动的第二天，即 5 月 5 日是马克思诞辰 101 周年纪念日，北京《晨报》副刊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刊登了马克思生平和著作摘译，发表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文章，这个很有特色的专栏一直办到 11 月 11 日，前后历时 6 个多月。李大钊于 1919 年 5 月在轮值主编《新青年》杂志时，把第六卷第五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十几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头文章。他还亲自撰写了长篇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开宗明义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文中详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出“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篇两万多字的长文，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第六号两期连载，是我国首篇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文章。各地的进步报刊在五四运动之后，也随之活跃起来，发表了一大批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之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五四前后报刊有过主要观点的介绍和摘引，1920 年 8 月由陈望道翻译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发行，使中国的读者能看到马克思主义代表作的全貌。上海党组织把《新青年》杂志确定为党的机关刊物，还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介绍俄国革命和各国共产党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向高潮。

　　建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能够有组织地推进和展开。1920 年 3 月，在李大钊领导下由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发起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开始并未公开，一年后才在《北京大学日刊》登出成立启事，广泛招收北大和其他学校的进步师生。蔡元培校长特拨两间房子，分别作为办公室和图书室，并取名为“亢慕义斋”（共产主义的音译）。随后，上海、武汉、广州、长沙、济南等地，也先后成立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有的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也有的称俄罗斯研究会，虽然名称不一，但宗旨和目标都是一致的。这些团体通过举行报告会、读书活动、专题讨论等形式，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运动冲破封建思想的禁锢，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形形色色的思潮在社会上涌现出来，各自有着不同的表现和影响，难免良莠不齐，泥沙俱下。比马克思主义更早传入中国的是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实验主义以及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等，而且在探索救国救民的进步青年中有相当的市场，这个时期的意识形态领域里呈现出众说纷纭的复杂状况。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杨匏安、蔡和森、毛泽东、李汉俊、邓中夏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先后以多种方式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主张展开激烈的论争。通过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讨论和批判无政府主义等斗争，使广大进步人士尤其是青年判明是非，看清实质，提高了辨别能力，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新思潮的主流，在革命斗争中处于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几十年的艰辛求索、走了多次弯路之后，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早期共产主义者掌握了理论武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促使工人阶级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为中共创建奠定

阶级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战斗司令部。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尤其是工人阶级在五四期间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投入革命斗争，为创建共产党提供必备条件。

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而逐步成长、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大体上有三个来源：一是外国投资兴办的外资工业，到甲午战争前发展到 100 多家工业企业，雇用中国工人3 万多人，产生了中国最早一批产业工人；二是洋务派经营的官办工业，签订《马关条约》前，办有工业企业 29 家，雇用工人2万多人；三是中国资本家开办的民族工业，到19世纪末，开设工业企业 100 多家，雇用工人 3 万余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帝国主义集中财力、精力从事战争和掠夺，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工业抓住机遇得以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企业猛增到数万家。到五四前夕，中国工人阶级达到 200 万人左右，还有 1000 多万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已经成为中国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

中国工人阶级虽然人数在国家总人口中比重不算大，但它集中于上海、武汉、广州、天津等大城市，易于形成相对的优势和强大的政治力量。更重要的是工人阶级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是新生产力的代表，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是最进步最有前途的阶级，又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有着天然的联系，在革命斗争中居于领导地位。因为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经济政治地位低下，工时之长、收入之低、安全条件之差都是世界各国少见的，所以更具有强烈的反抗性和革命的彻底性。

中国工人阶级有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不会甘愿长期忍受压迫和剥削，早在工人阶级诞生初期的 1858 年就曾经发起罢工，随后工人运动不断涌现，从 1870 年至 1911 年的 42 年间，共发生罢工 105 起，平均每年 2.6 起。辛亥革命之后，随着工人队伍的壮大，斗争意志的增强，工人运动出现迅速发展的趋势。从 1912 年至 1918 年的 7 年间，发动罢工 114 起，平均每年 16.3 起，而 1919 年一年就发生罢工 66 起，这时罢工的组织程度和斗争水平也有明显提高。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有了质的飞跃。五四运动的爆发，引起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极大同情和坚决支持，尤其是 6 月 3 日北京反动当局逮捕 170 名在街头宣传反帝爱国道理的学生，第二天又逮捕了 700 多名爱国学生，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震动了全国。6 月 4 日消息传到产业工人最集中的上海，工人们极为愤慨，挺身而出加入了反帝爱国的行列。最早行动起来的是日商棉纱厂的工人，他们在“不替仇人做工”的口号下，6 月 5 日，6000 多工人举行了大罢工。6 日罢工范围迅速扩大，机器、电车、印刷等各行业工人也相继加入罢工队伍。7 日和 8 日，铁路、造船、纺织、交通等行业纷纷举行大罢工，仅一周时间，上海就有 50 多个工厂企业发起了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近 10 万人。6 月 10 日，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市总同盟罢工。接着又与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联合起来，形成规模空前的“三罢”局面。6 月 6 日至 12 日，南京、天津、武汉、广州、杭州、唐山、宁波、厦门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先后爆发了罢工罢市斗争，迅速掀起全国性的革命浪潮。随着全国罢工、罢课、罢市高潮的出现，运动的主力已经由学生转变为工人，中心已经由北京转移到上海。

中国工人阶级以大无畏的精神投入反帝爱国斗争运动，引起反动统治者的极度恐慌。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和沪海道尹沈宝昌联名打电报给北京政府，内称“此次沪上风潮，始由学生罢课，继由商人罢市，近且将有劳动工人同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a 北京政府迫不得已于 6 月 10 日下令准免直接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曹汝霖，随后又准免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爱国学生对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深有感触，上海学生联合会在告同胞书中给予很高的评价：“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乃商界罢市一日，而北京被捕学生释；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五四运动的阶段性胜利说明中国工人阶级的巨大影响力，开始成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要力量，是中国革命新型的领导阶级。

五四运动后期，中国工人阶级以过去不曾有的坚定性和彻底性投入反帝爱国斗争，此时的工人运动已经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由行业性罢工转向总同盟罢工，斗争目标有了明显变化，组织程度也有了很大提高。这标志着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团结，并逐步摆脱追随资产阶级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被动局面，以主人翁姿态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

五四运动培育了一批骨干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组织基础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划时代的伟大事件，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端。它举起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旗帜，唤起了亿万人民的爱国激情，培育和锻炼了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并建立起地区性的早期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筹建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始终站在反帝爱国斗争的前列，引领和团结一大批风华正茂的进步学生发起了这场举世瞩目的伟大运动。五四运动过去 20 多年以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上讲过这样一段话：“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五四前后，李大钊、陈独秀在进步青年中有着崇高的威望，群众中曾流传这样的颂词：“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人们对这两位青年领袖寄予深切的信任和期待。五四时期是一个群星闪烁、人才辈出的时代，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和带领下，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上海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北京有邓中夏、张申府、张国焘、罗章龙等；湖南有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湖北有董必武、刘伯垂、陈潭秋、恽代英、包惠僧等；济南有王尽美、邓恩铭等；广州有谭平山、杨匏安、谭植棠等；还有天津的周恩来、张太雷等。他们既是反帝爱国斗争的先锋，又是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骨干。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进步青年与工农群众结合的意识大为增强。“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成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呼唤，并努力付诸实际行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曾多次提倡“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图‘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一致团结”。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自发产生，只有通过传播和灌输才能成为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传播和灌输又离不开革命知识分子的媒介作用。为了通俗地向工人群众传播革命理论，提高工人们的阶级觉悟，上海党组织于 1920 年 8 月 15 日创办了《劳动界》周刊，随后广州办起了《劳动者》，北京也办起了《劳动音》。这些面向工人的刊物，内容丰富，语言生动，版式活泼，深入浅出地讲述工人阶级求解放的道理。工人们争相传读，把它看作自己的刊物，称之为“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更可贵的是，当时作为社会名流的陈独秀也亲自到工人中去，号召他们行动起来成立自己的组织。上海机器工会就是在陈独秀、杨明斋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下，于 1920 年 10 月建立的第一个新型工会。陈独秀亲临机器工会成立大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邓中夏等在北京长辛店、毛泽东等在长沙都直接组织和参加了工人运动。1920 年 5 月 1 日，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第一次以工人为主体开展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新青年》杂志还专门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运用劳动创造一切、剩余价值论等观点，号召工人们行动起来争取自身的利益和解放。通过一系列活动，逐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实现这一结合中发挥了桥梁作用。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标志着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基本成熟。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和促进之下，陈独秀、李大钊率先在上海、北京建立起党组织，长沙、武汉、济南、广州以及旅欧、旅日的留学生中也先后建立起地区性的早期组织。各地区组织成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并把两者进一步结合起来，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综上所述，正是在五四期间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阶级基础和组织基础，使中国共产党能在 1921 年 7 月顺利诞生，开始担负起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五四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筹建过程中所做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磨灭的。

作者简介:

邵维正，浙江黄岩人，1951年初参军，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著名党史专家、国防大学一级教授、少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主要成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军队政治工作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1935年9月8日生于江苏常州，祖籍黄岩。1951年初入伍，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9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专业技术一级。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8年被总后勤部授予"一代名师"，2001年获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2002年获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主编、参编著作36部，发表文章200篇，获国家和军队各类奖30项。主讲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党史故事100讲》。

2024年，被评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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