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南渡北归》摘编之九

潘立

读《南渡北归》摘编之九

二十七，闻一多早年是反共拥蒋的“国家主义”者

早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受渐进改良主义影响，对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十分反感，认为这样的主义只教国人去破坏砸碎这个世界而没有建设，是十足的败家子和胡闹。待“放洋”美利坚，很快与一帮志趣相投的清华同学创立了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大江会”，编辑出版《大江季刋》，宣示自己的政治文艺主张。闻一多在这个季刋上发表了《七子之歌》《洗衣曲》等著名诗篇。1925年回国后，闻仍对政治保持极大的热情，一度与著名的国家主义者，中国青年党党魁，反共反苏急先锋李璜联手，强烈反对共产主义。据后来迁往台湾的李璜回忆：“我于民国十四年之秋到北平后，一多时在国新艺专教书，他是看见《醒狮周报》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的发起广告，而同着余上沅找上我的门来的。他一见我，说明代表美国主张国家主义者所成立的大江会，特来参加联合会，后来慷慨激昂地说：“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宗旨不错，但得要真正的干一番，你怎么干法？”我答：“先行团结爱国分子，大家商量着干吧。”他说：好！停一下，他又说：“现在北京的共产党就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我看老兄是个白面书生，恐不是唱花脸的吧！”我笑道：“花脸就让你来唱吧！如何？”

此时的闻一多，虽然表面上谓李璜是一介书生，实则对其颇为敬重，并一度称其为“光风霁月国士无双”的中华民族最杰出的英雄。他决心追随这位英雄，在反革命的道路上，与共产主义较量一番。闻在致梁实秋的信中说：“国内赤祸猖獗，我辈国家主义者际此责任尤其重大，进行益加困难。共产主义与国家主义势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我不但希望你赶快来，并且希望多数同志赶快回来。我辈已与醒狮社诸团体携手组织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声势一天浩大一天，若没有大批生力军回来做实际的活动，恐怕要使民众失望”。

在大批生力军到来之前，闻一多单枪匹马于月黑风高之际，以狂热的激情，几次参与国家主义派系分子在北大召开的反苏反共大会，而几乎每次都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直至大打出手。闻在给梁实秋的信中曾绘声绘色地描述过此事：“前者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发起反苏俄进兵东北大会……（有人）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隔岸相骂，如两军之对垒然。骂至深夜，遂桌凳交加，短兵相接。有女同志者排众高呼，出言不逊，有如大汉之叱咤一声而万众皆喑，于是兵荒马乱之际，一椅飞来，运斤成风，仅折鼻端而已……”

如此这般闹腾了几年，闻一多来到青岛大学，其政治思想与态势仍未改变。“九一八”事变后，青岛大学的左翼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以各种形式宣传抗日。同年12月，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青岛大学“反日救援会”组织179名学生组成“赴京请愿团”到南京请愿。此举遭到学校当局大肆阻挠，校长杨振声与闻一多梁实秋等当权派，公开反对学生此次爱国行动。据梁实秋回忆：“在校务会议上，闻一多有挥泪斩马谡的表示，决议开除肇事首要分子”。由此更激怒学生，爆发大规模冲突……学生自治会召开记者招待会，强烈要求“驱逐不学无术的学痞闻一多”，并致函闻，要求其“急速离校，以免陷误青大前途于不可收拾”，并公开发表《驱闻宣言》。

由于校方与学生互不相让，杨振声闻一多等当权派想出了一个破解学潮的“奇招”，布告青大全体学生休学一年，即刻离校。此举更触犯学生众怒，立即反制，否认学校一切处置，否认杨振声为青大合法校长。在大失控和大混乱中，杨振声被迫辞去校长职务，闻一多梁实秋等不得不相继离校。

直到1942年，有一次他和儿子闻立鹤谈到蒋介石时说：“此人一生经历了多次艰难曲折，西安事变时冷静沉着，化险为夷，人格伟大感人，抗战得有此人领导，前途光明，胜利有望”。

闻一多后来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任教。在西南联大时，生活极其窘迫，现实促使其思想剧烈转变，特别加入民盟后，在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下积极参加抗日反蒋活动，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斥责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的罪行，当天下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47岁。

二十八，周作人沦为文化汉奸始末

（被逮捕时的周作人）

1937年北平沦陷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周作人却坚持不肯离去。他幻想在北平隐居下来，脱于红尘之外，以教书写作翻译为生，继续过那恬静平淡的“苦茶庵”生活。原北平的许多朋友，或致信或作诗，或亲自登门劝其南下，不要窝在北平与日本人同流合污，或一不小心掉到污水里去，玷污了身子。但周作人对朋友的相劝以种种理由开脱，就是不走，且自我感觉良好，其态度坚决而强硬。这年9月他在致《宇宙风》编辑的公开信中，以汉代的苏武自况，明确告知“关心我们的人”“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待为宜”云云。时远在英国伦敦正欲赴美的老朋友胡适，出于和朋友们同样的考虑，特别寄了一首白话诗给周作人，隐晦地劝说周要“识得轻和重”，来个“飘飘一杖天南行”，并“知我此刻一点相思情”。但周作人的态度仍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安居北平继续当他的“苦茶庵中吃茶的老僧”。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家中遇剌，因子弹打在钮扣上幸免于难。（据百度“周作人遇剌真相”曰：元旦时，有三位自称来自天津的周的学生前来周寓所拜访。一进门就朝周开了一枪，子弹正巧射在他毛线衫的第三顆钮扣上，仅擦破肚脐左边的皮肤，幸免一死。剌杀周作人的剌客，是一个由青年学生组成的“抗日杀奸团”，其中一位，因叛徒出卖，于1940年9月在北平被捕，从容就义，年仅24岁）。而周作人误以为是日本人向其施加压力，给以顔色，遂于剌杀事件不久，便怀着惊恐之色，接受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长一职。3月28日，又被委任北大文学院筹备员。自此，频繁出席日伪组织的各项活动。据周作人日记载“来者皆宪兵队长”“来者皆胁方教育文化之官”等。随后又接受了伪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等职，一只脚落入水中。1942年12月，他再次“荣升”为以王揖唐为首领的“伪华北政府国务委员”“日伪华北综合调查所副理事”等职，整个身子已全部泡到污泥浊水里去了。周亲自出席各种教育会议讲习班，训练班，逢会必讲“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共荣圈”造舆论。他甚至前往日本慰问受伤的侵华日军伤病员，并稍有捐赠。1942年5月，周作人作为汪精卫的随员，参加伪“满洲帝国”10周年庆典，并“谒见”伪满傀儡皇帝溥仪。这年10月，汪精卫由南京抵北平，出席1942年度新民全会联谊会，周作人不仅亲往机场迎送，还专程前往中南海勤政殿拜望汪精卫夫人陈璧君。12月8日，日伪政府在沦陷区推行“新国民运动”，以对青少年实行奴化教育，并成立“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王揖唐任统监，周作人任副统监。周在统监部成立大会上，作《齐一意志，发挥力量》的训词。在检阅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上，周作人竟头戴日本军帽，身着日本军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志得意满地在国人面前晃来晃去，活脱脱一副汉奸面目暴露于天下。

周作人的下水固然有很多原因，但留存于他脑海中的亚洲主义思想，亡国论思想，历史循环思想，以及他对日本民族的感情等，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自1927年以来，他追求所谓的“得体地浩着”，以及自誉为修炼得大彻大悟，超越了人间是是非非，进入超凡脱俗的活佛与神仙境界，任何庸俗的举动也就无伤大雅，甚至可以化俗为雅了等，都是促其“下水”的引子。而这个引子，又有一定的时代背景与思想基础，非一朝一夕所形成。

抗战前夕，周作人就写过《岳飞与秦桧》《关于英雄崇拜》之类的文章，公然为秦桧翻案，否定了主战的岳飞为忠义之臣，秦桧主和为奸相的历史论断。他在《瓜豆集.再谈油炸鬼》中说“秦桧主和还能保得半壁江山”，这样做并“不是他的大罪”，“秦桧的案，我以为都给翻一下”。又说：“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古时自己要牺牲性命，现在还有地方可逃），和成则成千古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在《苦茶随笔》中，他居然嘲讽起文天祥的殉国乃“唯一好处是气节，国亡了肯死，这是一件很可佩服的事，我们对于他不应不表钦敬，但是这个我们不必去学他，也不能算我们的模范。第一，要学他必须国先亡了，否则怎么死得像呢？我们要有气节，须得平时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国时为期，那牺牲太大了。第二，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倒无益处，我们的目的在于保存国，不做这个工而等候亡了去死，就是死了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第二……”此等说辞，似是为他自己落水成为汉奸找到了理论根据。

日本投降后，傅斯年以北大代理校长身份在前往北平接收北大前，在重庆发表声明：日伪时期北大教职员一律不得留用。周作人听到后，先以傅斯年前辈自居，口气蛮横强硬地要傅把自己作为特殊人物予以照顾，遭傅斯年痛斥：“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之后，周作人又邀记者谈话，他一边喝着苦茶，一边慢条斯理向外倾倒肚中的苦水并夹杂着申辩，称自己附逆“是在沦陷区为国家教育青年，为国家保存元气”云云。所有申辩都归于徒劳，只能“坐在家中等待国家的制裁”。就在周作人饮罢一杯苦茶，写毕《石板路》小品文的第四天，即1945年12月6日，即因汉奸罪被捕大狱，这篇短文与“闻巷中驴鸣”，也就成了他汉奸生涯的一曲挽歌。

1946年11月6日，当时的首都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周氏不服，提出上诉。1947年1月22日，最高法院改判10年。1949年1月26日，李宗仁下令释放政治犯，周氏出狱，先到上海，后于8月14日回解放后的北京定居。

学术界尚有争论的传说曰：周氏曾写信给周恩来转毛泽东。毛与周作人曾在北平相识，1920年4月7日《周作人日记》有“毛泽东君来访”的记载。毛看完书信后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大约这就是人民文学每月支200元（后改为400元）的依据。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从9月起，预付给周作人的稿费从400元减为200元。文革的1966年6月起，停付周的预支报酬，周家靠长子周丰一夫妇工资维持。同年8月24日，红卫兵查封了周家，周作人被扫地出门，又将周氏拉到院中大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以后，周氏在漏雨的小厨房北角搭个铺板睡觉，所幸还有一个老保姆偷偷照顾。红卫兵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吃，周作人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周双腿浮肿。1967年5月6日下午两点多钟，隔壁邻居发现周氏睡觉姿势很不自然，即打电话给儿媳张菼芳。张奔回家后，82岁的周作人身已冰凉。周火化后，家属连骨灰盒都没敢拿回来。

二十九，昙花一现的“台湾民主国”及唐胡陈三家渊源

1885年甲午海战一役，中国战败。4月17日，清廷代表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予日本。台湾官吏与士绅闻讯，激昂悲愤，联名上书台湾巡抚唐景崧，谓：“万民誓不服倭，割亦死，拒亦死，宁先死于乱民之手，不愿死于倭人之手”，力主唐氏抗日守台。5月23日，唐景崧发表“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宣称“台湾同胞誓不服倭，与其事敌宁愿战死”云云。5月25日，台湾民主国成立，唐景崧被推选为总统，年号“永清”，开始组织军队与招募义勇抗击日本侵台之敌。6月3日，日军攻陷基隆，台湾岌岌可危。6月4日，唐景崧自感几不能敌，遂化装成一老妇，带领随员和部分官银弃职内渡厦门。至6月7日，日军占领台北，昙花一现的台湾民主国宣告覆灭，台湾落入日本人之手。

当时陈寅恪的舅公，即俞大维的伯父俞明震，曾在台湾襄助唐景崧策划防务，并出任民主国内务大臣；而胡适的父亲胡传，曾以台湾直隶州知州兼军事统领的职务，助唐景崧刘永福守台。因了这一历史渊源，唐氏家族与俞家胡家陈家皆有交情。陈寅恪海外学成归国任教清华，一个偶然的机会，与唐景崧孙女唐筼相识并“一见如故”，缔结连理。

三十，台湾“二.二八事件”有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子

当时台湾有一人名郭国基，台湾屏东人，生于1900年，曾留学日本。此人好勇斗狠，在日本留学时就开始率领一些志同道合者，打起“苍天已死，国基当立”的大旗，或明或暗地搞运动。

抗战胜利后，郭对国民政府派员接收台湾极不甘心，开始纠集蒋渭川，王添灯等一批人，与以国民政府接收大员陈仪为代表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官员公开叫板，对大陆赴台军政官员极尽丑化污蔑之能事。向以铁腕著称的陈仪对台湾人在日治时期的遭遇命运深表同情，因而保持了克制，迟迟不肯动武，并有些浪漫的认为，自己的善意总有一天会得到同样的回应。

但不久之后情况急剧恶化，终于在1947年2月28日因当局取缔私烟的事件，引爆了一场社会爆乱。以台湾土著郭国基，蒋渭川，王添灯等为首的人，召集本岛内部与海南岛等地归台的群众，成立了“台湾省自治青年联盟”“大同青年同盟会”（服役日军陆军者）“海南岛归台者同盟”“若樱敢死队”（服役日本海军自杀艇队员）等组织。而王添灯拟组织“台湾省临时民主自治政府”，自任主席。各种运动组织一时聚集了10余万众（一说共14万人），联合一处，兵归一家，成立联军，身穿日本浪人服装，其编制一如日本军队，带队者自封队长，肩扛长枪，挥舞东洋刀，高唱日本国歌，甚至叫嚣“皇军马上就要回来了”等口号，开始疯狂的攻击，占领台湾长官公署与台湾广播电台，企图通过广播号召全台人民加入运动队伍，同时四处抢夺各地仓库之械弹，以大规模武装力量攻占军事要地，整个台湾岛浸染在一片暴乱枪声与血污之中。当时国民党驻台北军队不足千人，台当局陈仪等人采取保持克制的策略，未克弹压。而近两万大陆赴台军公教人员，如坠渊坑，面临着生命危险。短短几日，就被打死抢杀约200人，伤约800众。守台的国民党军队遭到攻击，开始反击。

事发当日，陈仪曾致电蒋介石：“奸匪勾结流氓，乘专卖局查禁私烟机会，聚众暴动，伤害外省藉人员。”但陈仪仍认为事态不大，仅要求将二十一师部分兵力调返台湾即可（该师曾赴台接受日本投降，后大部撤回大陆）。陈仪的善意与克制，被郭国基蒋渭川等人曲解成懦弱无能；陈氏的让步，令对手以胜利者的姿态步步进逼。

在政府公署官员们被威胁与运动头目的谈话会上，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应邀出席。郭国基狂妄至极，竟跳到桌子上指天戳地大肆叫骂，讥讽国民党军乃一群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并指着彭孟缉的鼻子高声说道：“我怀疑你们没有什么战斗力。”彭孟缉意识到对方可能要攻击台岛要塞军事要地，遂乘间隙悄悄离开会场潜回要塞，应付紧急事变。面对危局，中统局台北站极为清醒并富有远见地密电南京：“今日之问题，已非陈仪能否统治台湾，而为祖国能否保有台湾”。蒋介石一听这帮人要分裂祖国，那还了得？于是在震怒中高声骂道：“娘希匹！我看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谋反作乱，分裂祖国，此乃十恶不赦的逆天大罪，格杀勿论！”立即命令驻防昆山的二十一师师长刘雨卿，率一个精锐整编师，火速乘船赴台平叛。同时命令海军司令桂永清调派“太康”“伏波”两炮舰开赴基隆，归陈仪指挥，炮轰暴徒阵营；空军司令周至柔调派飞机抵达台岛上空侦察敌情，与陆海军配合联络，并散发传单，劝台湾民众“勿受人煽动，勿牺牲自己的生命，作野心家的工具”等等。

3月9日，两万国民党军精锐在基隆，高雄相继登陆。在随后的战斗中，郭国基方面除少数人退往中央山脉进行游击斗争外，大队人马很快被各个击破。王添灯等数百人被击毙，郭国基蒋渭川等数百人被俘一一这就是台湾现代史上著名的“二二八”事件。此事件对台湾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来的动荡局面埋下了伏笔。

随着国民党撤往台湾，为安慰当地土著领导人，同时也受当地政客要挟，国民党高层决定从“二二八”事件中选出几个著名领导人为省“参议员”，以达到平衡与和稀泥的效果。如此这般，郭国基被关押了120多天后，随着国民党新政策的到来，顺利出了监狱。未久，又成为具有正义化身的台湾省“参议会”的“议员”和“立法委员”。坐上政府大员专用木头皮椅的郭国基，喜欢直抒胸臆地发一些火药味甚浓的长篇宏论，江湖上人送外号“郭大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