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本质》 东京大学 唐轩达

唐天说地

　　人们总是趋之若鹜奔向繁荣之地，其中的光鲜亮丽吸引着无数人献上自己的青春，仿佛只要踏上这片土地，财富与希望便会源源不断地涌来。但事实真正如此吗，金子确实长在土地里，但并不属于每一个站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财富并非凭空产生，它源于有限的资源。人类社会通过不断提高资源开发和使用的能力，推动了财富积累与文明进步。随着人类的发展，对资源的利用程度在不断提升，与之相应社会的财富也随之增加，财富的增加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诞生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文明，强大的文明又加速了资源的开发利用，因此资源财富和文明三者不断循环发展，似乎促成当今世界的发展模式。但如果抛开历史书上关于科技、艺术和文化的颂扬，在那些构成文明光辉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支撑整个体系运转的深层结构。

从原始社会开始，地球上的资源总体其实已经大体确定，矿产、石油、稀土等资源虽已存在，但在未被开发前并不构成财富。资源只有被人类有效利用，才具备经济价值。如何将资源转化成财富，这是第一条暗线。将资源转化为财富后，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个文明，如何分配这些财富，这是第二条暗线。分配完财富后，人们总会花费这些财富，而如何使用这些财富，这就是第三条暗线。

将资源转化为财富最基本的手段就是人力。无论是农民、矿工还是工厂里的工人，他们的工作本质就是不断地将资源转化为财富，作为最初的财富制造者，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获得很多的财富，有时甚至连温饱也解决不了，他们工作越努力，创造的财富越多，但他们拥有的财富却不会增加，因此财富的分配并不是所谓的“能者多劳”，财富会尽可能多地流入到掌握生产资料与制度话语权的少数人，因为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目前的利用程度并不能支撑所有人获得优渥的生活条件，财富不可避免地流入“强势群体”。而当财富分配后，获得少量财富的人只能将财富用在生存上，而获得大量财富的人可以投资，扩大生产等进一步增加收入的事上，并可以将充足的财富利用在科技、艺术、音乐等人类文明的象征上，造就了繁荣。于是当我们用另一个视角看待资源财富和文明时，会发现底层文明在从事低端工作时，大部分财富被分走，少量的财富使得社会在获得基本生存物质后所剩无几，无法获得医疗教育等可以提高文明收入的软性投资，为了生存只能继续从事低端工作，同时生产资料进一步被其他文明控制，更加抑制了其自身的发展。正是因为“弱势群体”对自身人力的奉献，使得“强势群体”可以有精力和财富创造文明的繁荣。这种不对称结构促成了外在的繁荣，却隐含着无可否认的剥削逻辑。

正如历史上辉煌过的文明，雄伟的金字塔和延绵的长城是无数苦工的血肉堆砌，民主先进的罗马，也建立在奴隶制度之上。古代由于科技有限，财富更加集中，剥削也更加直接。到了现代社会，剥削形式愈加隐蔽，从国家内部的阶级压迫逐步演变为国与国之间的制度性榨取。

从大航海时代起，欧洲就是繁荣明线的代表，而亚非美洲则是繁荣暗线的代表。欧洲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对资源与劳力的系统掠夺，非洲、美洲和亚洲被纳入其利益体系，成为全球化分工中的资源和低端劳动力提供方。欧洲文明的爆发性进步，是建立在跨大陆的剥削网络之上。而当殖民剥削达到饱和，剥削矛盾又悄然转移回欧洲内部，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类社会慢慢进入现代，而现代国家中，最出色的剥削者无疑就是美国。人们常常赞叹美国之繁荣，而我却只感受到了警惕，也许布雷顿森林体系前的美国是美国人民靠着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但如今的美国早已不是那个有着最初美国梦精神的开拓者了。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挂钩黄金而其他货币挂钩美元，美元从此成为世界货币。但随着战后欧洲和日本等其他经济体的迅速复苏，美元的竞争力不断下降，导致各国开始兑换黄金，而美国的黄金储备无法应对如此大量的兑换，经济面临崩溃的风险，于是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汇率一落千丈，而货币也转向了浮动汇率制度，但由于石油和金融市场等仍以美元计价，美元依旧是世界货币。而美元与黄金的脱钩意味着美元的发行不必与黄金储量相关，美国由此撕开了超发美元的可能。随着美元霸权的发展，剥削世界人民的跨国集团开始成为美国的新贵，经济权利的成就必定会促进对政治权利的渴求，于是理所当然地对当时剥削本国人民的美国传统工业的老牌贵族发起挑战，最终跨国集团联合民主党成功将代表传统工业利益的共和党拉下马，美国由此开启剥削全世界的进程。

跨国集团由此掌握了美国的政治力量，于是乎靠着美国的军队，美国可以通过少量美元换取大量其他弱小国家的货币，来购买这些弱小国家的资源和劳动力，再加工成高价值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向美国，如果哪个国家的政府想强行改变现状，美国就会派军队或者政治运动更换领导人。这就是为什么大量美国实体产业迁出，而金融产业却雨后春笋般在美国诞生。美国只需要不断印刷钞票，就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美国经济体系下的低收入人群其实是其他被剥削国家的国民。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就是90年代以索罗斯为代表的美国跨国集团通过做空他国货币，使他国股市、房地产等资本市场暴跌，于是可以用少量美元就可以获得大量他国的优质资产，使这个国家中的经济产权换人，达到真正的经济奴役。在这场风暴中有两个国家幸存了下来，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俄罗斯动用了一个拥核主权国家最后的手段，通过强行干预外国资产保住了本国的经济地位，但代价是国际信用受影响，所以核武是立国之本有时候不是体现在军事层面上的。而中国则是通过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扛过了这次危机，保住了香港的国际信用，这个就是制度优势方面的论述，这里就不再展开。

很遗憾地说，也许繁荣的诞生无可避免地会产生剥削，乌托邦是不存在的，但如果繁荣的背后一定存在着剥削，那社会的进步又有什么意义。剥削的根源，在于生产的主体是人类，而人类本性趋利，需要回报。这种欲望促使财富不断集中，少数人支配多数人。而当历史的进程达到当下剥削人类的极限时，社会就会进入一种危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刘易斯拐点。美国靠着剥削全世界度过了这一危机。但事实上从来没有规定说被剥削的主体只能是人类，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效率不断提升，新资源被不断开发利用，“被剥削”的主体可以慢慢转变为机器或者科技。机器无需回报，效率高、成本低，如果未来人类能依赖机器而非他人劳动满足生产需求，也许可以走出人类互相剥削的历史循环。这种前景虽仍遥远，但已提供了关于下一阶段文明形态的思考方向。

或许剥削在短期内无法被彻底消除，但它不应成为繁荣的宿命。只有在科技生产力发展到足以取代对同类的依赖之时，人类才有可能摆脱剥削本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