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不由人》连载（13）

张琦

　　王家：

王家是颇有历史背景的人家。我称王家夫妇王叔、王婶。

王叔身高一米八多，高鼻、凤眼、络腮胡，气质深沉，街坊邻居都叫他“王大个儿”。王叔是技术工人，聪明过人，动手能力极强，拿起什么物件看了就能拆会修。不知从何时起，落在了一个街道工厂，大材小用。

我常在傍晚时分蹲在王家门前，看王叔用电烙铁焊接电器元件、修理收音机、照相机、拆装摩托车、自行车等，有时还帮他递个工具什么的。他夸我一句“机灵鬼”，心里就美滋滋好几天，越加乖顺、殷勤。

王叔话不多，生来飒爽，看上去，总像乜斜着这个世界。貌似一副讽世的样子，内里却是侠骨柔肠。文革中，他曾救我于被围攻之中，此为后话。

院儿里没人了解王家的背景，只传说王叔的父辈是逃亡地主，其他并不知情。有人见过王叔的母亲，老太太悄悄地来，悄悄地走，那十足的望族气质，引起过人们的种种猜想。关于王家的家世，我是前几年才从网上得知的。

王家是大连金州人，祖上显赫。王叔的爷爷王永江，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奉系大管家——奉天省财政厅厅长，深得张作霖的赏识器重。1922 年擢任奉天省省长，因为清正廉洁，被誉为“循良之吏”。

王永江的长子王贤泌有八个儿子，王叔排行老四。弟兄们遗传了祖上优良基因，个个高智商，但多未能人尽其才。当祖上的功绩被时代风云翻卷覆盖时，名门之后也只能蜷缩在社会的角落里谋求生存。

王叔和王婶有三个孩子，都是学前幼童。五口人蜗居十二平米斗室，一铺炕占半间屋，炕柜、碗柜、字台、饭桌，占满了仅有的剩余空间。一家人在室内转不开，天暖了就在门外放几个小板凳，把门口当作露天的厨房、餐厅、客厅。

王婶身高约一米五，方脸秀目、高鼻薄唇，卷发及肩，烫成大波浪式。她是小学教师，职业特点突出。三岁的儿子淘气时，她会说：“守纪律才是毛主席的好孩子，对不对呀？”嗓音略带沙哑，听起来一板一眼。王婶说话惯用书面语言，行为举止中规中矩，眼里透着自信，是那种心有倚处的女人，很有些小知识分子的味道。

王家夫妇处事有节，与四邻疏而不远，近而不密，彼此相安。

仅有的一次纷争，发生在 1967 年的一个秋日。

院儿里每排房共用一个电表，电费按户平摊。那个月电费超高，邻家女孩觉得自家花了冤枉钱，找王家理论，说王叔修半导体使用电烙铁用电多，电费平摊不合理。

王叔没在家，王婶迎出来在门外说话。起初是心平气和的，说那个月家里只用过两三次电烙铁，电费超高不是一家的事儿。女孩听不进解释，咬定就是王家造成的，不依不饶。

莫名地被人找上门来追责，还没完没了，王婶没能按捺住心中的不快，声音高了起来，双方互不相让。见话不投机，再说什么也没用，女孩突然气恨地怼了她一句：“逃亡地主老婆！”

王婶骤然失色，厉声辩道：“你不要侮辱好人，告诉你，我娘家是贫农出身！”可女孩咬住那句狠话不改口，一遍遍地重复，最终王婶败下阵来。

其实女孩不知道，王叔本人并不是逃亡地主，即便王家是逃亡地主，王婶充其量是逃亡地主的儿媳，骂她是“逃亡地主老婆”，不单冤枉，还乱了辈分。

王婶回到屋里，并不关门，对着墙上的毛主席画像放声哭诉：“毛主席呀！我是贫农的女儿呀，为什么也被人欺负啊？毛主席呀！您得为我做主啊……”

王婶哭得悲悲切切，话却说得有些滑稽。我等小毛孩子站在门外看热闹，听得一头雾水，搞不懂王婶为什么对着领袖画像放声大哭。

多年后想起这事儿，才恍然大悟，那句“娘家出身是贫农”的话，是说给全院儿人听的。她本性不是张扬激越之人，也不是遇事哭天喊地的家庭妇女。只是在逼人的形势下，不得已而为之罢了。

王叔有个八弟，我们叫八叔。因为出身问题上不了大学，工作也难找。那年，八叔住在王叔家里，白天出去，晚饭时辰回来。饭后坐在嘈杂的院子里，看书、沉思，夜深了才进屋睡觉。二十几岁、一米八几的大小伙子，与哥嫂挤在一铺小炕上过夜，背后的无奈不言而喻。

八叔长得白净、帅气，人也温和。他品学兼优，同样多才多艺，尤其喜欢摄影。我家当年有一台幸福牌相机出了毛病，请八叔帮忙修理。修好后，他用那相机给院儿里的小孩子拍过一张合影，背景是我家窗前，留下了大杂院儿孩子的瞬间。我因此有了唯一的一张学前照片。八叔后来的人生轨迹我无从得知，只听说六十几岁时因心梗故去了。

在街坊四邻眼里，王家的背景是个迷，主人向来缄默，谁也不好打探。文革初期，王叔也曾被人带走过，但当天晚上又放了回来，有惊无险。他们躲过了文革的冲击，也避过了下乡的风潮，背后的原因我说不圆。

冯家：

冯家大女儿淑华是我回大杂院儿后的第一个玩伴，入学后又是同班同学。我在院儿里随意进出的首先是冯家，待在她家比自己家自在。

冯叔是典型的山东大汉，浓眉大眼，眉梢眼角都是从容。他有小学四年级文化，在编织厂当车间主任，喜欢下象棋，闲了会找我父亲杀上几盘过过棋瘾。

冯婶明眸皓齿，笑起来温暖，好看得体。她没念过书，只认得自己的名字。

冯家五个孩子，七口人住一间半正房，主屋一铺长炕占去三分之二空间，剩下的也就是个过道，里边有半间灶火间。冯家父母慈爱，院儿里孩子都喜欢去冯家扎堆。一家人围坐吃饭，饭桌放在炕中间，几个邻家孩子在炕的一头欻嘎拉哈。沙包落到饭桌上，冯婶不急不恼，笑嗔一句给扔过来，我们接着玩儿。

冯家生活不宽裕，但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每到秋季，冯婶便忙着腌制各种咸菜。咸菜缸就放在房檐下，谁家想吃，招呼一声随便拿。冯家平日省吃俭用，各种节日却从不忽略，不乏生活的小情小调。

端午节，冯婶早早在家门上插一把艾蒿，挂上彩线扎的小扫帚，说能驱邪。再给孩子们手腕上缠几缕五彩线，兜里揣上染红的煮鸡蛋，说是祛病。

七夕节，冯婶用木刻的鱼形模具做各种好看的面鱼，烙得两面金黄，用白线穿成串挂起来当点心吃。我特爱看做面鱼的过程，也扭捏地吃过冯婶给的面鱼。

除夕晚上，冯家把平日里做菜舍不得放、省吃俭用攒下的豆油拿出来炸干果。冯婶在面案上做出各种好看的小果子，冯叔腰扎围裙，吹着口哨守在油锅前，边炸边往盆里捞。孩子们围着那盆小果子笑着闹着，争相抢食，吃得心满意足，一家人享受着简单的快乐和幸福。我远远地看着，心里羡慕极了。

冯家承揽各种手工活儿，轧鞋带头、缝皮子、糊包装蜡烛的纸口袋等，赚得微薄工钱贴补家用。淑华是院儿里最辛苦也最懂事的孩子。从六、七岁起，就每天抱着弟弟拉着妹妹，站在一边看别家孩子玩儿。哄睡了弟弟妹妹，还要帮家里做手工，像个小大人，一天到晚忙得小陀螺似地转个不停。

我整天待在冯家，看淑华做手工活儿。先是轧鞋带头：一台砖头大的手动机器被固定在木凳上面，她坐在小马扎上，左手掐一把鞋带，右手搬动机器手柄，一根一根把鞋带两端轧上金属头。我好奇，总想试试，她不让上手，怕轧的不合格浪费原材料还得返工，只许我帮着挑出漏轧的鞋带。那也行，能参与其中，就不觉得孤单。有时遇上赶工期突击任务，我会早早地去她家里候着，干点儿什么都高兴。

后来她家又接了缝皮子的活儿。看着淑华缝皮子我也手痒，死乞白赖动手缝了两次，人家说不合格，不让缝了。我回家在自己的棉衣上练习，缝了拆，拆了缝，几番折腾，再去缝皮子终于合格了。

我天生就是有积极性的人，特别渴望得到别人肯定。谁家大人夸我一句，立刻乖得不像我了，甚至能连续几天不犯倔。小时候，喜欢往人堆儿里扎，图的是那种说笑嬉戏的热闹气氛。总想待在别人家里，感受人家父母呼儿唤女的热乎气儿。我家里也有温暖，但没有我的份儿。

我怕惹事儿，却又容易摊上事儿，闯了祸不敢回家，便四处逃避。

那年五一节，因为和人打赌，刮坏了刚穿上的新裤子，怕回家挨打就躲到了冯家。事情的起因是：邻家女孩说，看见我家仓房里有一双高跟鞋，还边说边撇嘴，满眼鄙视的目光。那年代，高跟鞋被算作资产阶级的物件，是不敢示人的东西。我没见过那鞋，也不知道母亲把穿过的高跟鞋藏在了仓房里，更不知道邻家早已经窥视过了，便极力地否认，两人争得红了脸。于是决定打赌，去现场查看有无此鞋，赌资是一团猴皮筋。为防备输的一方耍赖，叫来淑华跟在旁边作证。

我踩着木栅栏爬上仓房高处，透过铁丝编织的小窗口，果真看到一双深蓝色鹿皮鞋，高跟细如小指。没见过那么漂亮的鞋，我左看右看，竟然忘了打赌的事儿。还傻乎乎地跟人家说：“真好看！”

结果我输了赌，对方连声催着要猴皮筋。想到好不容易拥有的东西马上要失去，当即慌了手脚，下来时裤腿刮在栅栏的钉子上，“刺啦”一声扯出个不大不小的三角口。脑袋里顿时“嗡”地一下，知道闯了祸。

那女孩得意地拿走了猴皮筋。我眼泪汪汪地不知所措，心疼那团猴皮筋，更心疼裤子。裤子是父亲新给做的，早晨刚穿上，还不到半天就……

淑华劝我别哭，说她妈妈会缝，能缝得跟新的一样，便拉着我去她家。

我像抓住了救命草样地跟着她去了。

冯婶接过裤子，操着山东口音说：“莫（没）事儿，莫（没）事儿，

俺拿贼（最）细的线缝，不缕（理）会儿看不曲（出）来。”

冯婶认真仔细地缝，我忐忑不安地等。少倾，裤子缝完了，接过来看，缝的是真好，可是再好，也看得出是缝过的呀。我穿上裤子站在冯家进门处，倚着炕沿边和自己怄气。整个下午，就那样无声地站着，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一直耗到晚饭时间，我吃过冯婶给的半块玉米饼子，才默默离开。一个人在大街上怅怅地游荡，悔不该打赌，恨那女孩，也恨自己，心里空落无着。磨蹭到该睡觉了，才怯怯地溜进家门。

第二天早晨，母亲一眼就看到了裤子上缝过的口子，那顿打终是没能躲过。

我与淑华相伴度过六年的童年时光，分开后，天各一方极少见得到，留在各自心底的仍是儿时的知己知彼。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彼此念着。

范家：

在大杂院儿里，我成天腻着的除了冯家还有范家。范家有两个女儿，妹妹兴计与我同班，我俩要好。姐姐兴宪大我两岁，也是很好的玩伴。

范家爸爸是安徽黟县人，上海光华大学银行系肄业，适逢东北银行系统到上海招人，应聘落脚沈阳在银行工作。范爸爸性情温和，讲话语调绵柔语速缓慢，常用“笑眯眯”、“甜蜜蜜”、

“脏兮兮”之类的重叠词。还喜欢吃小零食，一粒果脯放在嘴里能嚼上半天。寂寞时，爱给孩子们讲成语故事。我听他讲过“人心不足蛇吞象”、“叶公好龙”、“盲人摸象”等故事。他业余爱好京剧，擅唱旦角，扮过《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家里的墙上挂着许多他的演出剧照。

遗憾的是，范爸爸婚后第五年罹患结核性脑膜炎，落下行走不便的后遗症。好在居家养病也工资照发，家里收入未受影响。之后，在漫长的康复过程中，逐渐可以做饭、拄拐棍上街买菜。范爸爸坚强乐观，只是，终生没能再回到工作岗位。三十五岁患病，六十七岁去世，养病耗去了他半生的时光。

我们习惯称范家妈妈高姨。高姨是辽宁营口县人，铁匠的女儿，十三岁上学，十九岁高小毕业，投奔长兄到沈阳，经人作保入职银行工作。她亲和、爽朗、活跃，有职业女性气质。年轻时喜欢打篮球、排球，穿运动装手持排球的照片，也挂在家里的墙上。

　　范家双职工，孩子又少，经济条件好于别家。学校春游自带午饭，多数人带馒头、白开水，还有带玉米饼子的。兴计带的是面包、香肠、汽水，令同学们羡慕不已。

院儿里的女孩子都喜欢去她家歘嘎拉哈、打扑克，好端端的炕席，几天就被抓磨破了。范家父母也不责怪，还给铺上棉垫，任由我们玩闹。

有一次我和兴计在她家排练对口词《学习英雄王杰》，屋里地方狭窄，连说带比划，不小心碰翻了桌上的水杯。范家父母哈哈一笑，扫起碎玻璃碴扔掉了事，并不阻止我们继续排练。后来，高姨单位开新年联欢会，还带我和兴计去上台表演了一次。我俩出了风头，叽叽喳喳得意了许多天。

小孩子都渴望被人重视，我更是。

院儿里人都知道高姨是苦出身，却没人知道范爸爸的家庭背景。姐妹俩填学生登记表时，家庭出身一栏填过未划，也填过中农。近两年与兴计在网上闲聊，我才得知范家祖上也是风光人家。她爷爷做过国民政府驻外使节，解放后也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但老人远在上海，街坊四邻没人知道底细。范爸爸多年不上班，单位里想不起他，没人来找麻烦，就这样蒙混过来了。

后来 , 范家也被下放到农村，熬过八年后返回城里。

高姨在三十七年的婚姻中，丈夫患病三十二年，她独自扛着所有生活的艰辛，陪伴着他的岁月。那份情感的力量，被人们深深地记得。

我整天待在冯家和范家，总是站在进门处的炕沿旁边，或摆弄手中的玩儿物，或什么都不做，就站在那里发呆。每天靠着蹭人家的快乐，打发我的童年时光，在那些或俗或雅或冷或暖的故事里野草一样地生长。

大杂院儿人的甘苦悲喜，幸与不幸，如今都成了故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