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工六年半——3 我的班长

老高

　　陈伟娟师傅是班长，是60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因为在那个时代是“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都被赶到生产第一线当工人去了。而恰恰是这样的恶境，让我在初当工人的时候，碰到了这些有知有识的师傅，真是有幸了。

陈师傅出身常熟的书香人家，家传的一个专长是绘画。在当班时不多的聊天中，我耳有所闻，后来也听她说过，她儿子的职业理想也是当画家。她丈夫是大学同学，在上海金山石化研究所担任所长。她有如此美好的家境，自身又有优秀的履历，所以她是一个有理想，有精神，知书礼达，善良信达的人。

下沉基层， 面对困境，陈师傅还是克己奉公，尽守职责，团结周围工人，把一个班带好。我从未听到她妄议时政，却也从未见过她妄自菲薄。印象深刻的记得有一次，她不慎被高压蒸汽喷射，整个脸庞被轻微烫伤，红肿着。同班的一位资深男工（且称为脏男）刻薄地对着她说“熏猪头”，那一刻，见她强抑泪水，一言不发。我猜想，这里面既有时政的荒唐，又有小人的羞辱，这些复合因素导致她委屈悲伤。

然而，她似乎想得很开，依然默默地做好自己，并没有去搞点什么小报复和小刁难，依然尽一长之责。这大概就叫气量和胸襟吧。

对我这样的出身“根正苗红”的小徒弟，陈师傅很负责，又很诚恳。她从来没有训斥责怪过我，对我的求教总是很热情很耐心地传授，从理论到实际，讲得透彻和明白。班上也有类似脏男这样的老师傅，似乎是抱有“教会徒弟，饿死师父”想法的那一种，看人下菜，藏藏掖掖，少有和盘托出的帮教。有此对比，对陈师傅便有了一种敬仰，而她也很爱护象我这样的本份好学的徒弟。举个例子吧，一般上夜班，凌晨4点左右，正是人最困乏最难熬的时候。有一次，她见我还专注操作，没有其他徒弟萎靡不振的样子，就对我说“我帮侬看着，侬瞌得一歇”。她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灵魂深处藏着的是那份共情和博爱。我们当徒弟的是下属，哪有师傅鼓动下属去违纪去打瞌睡的？就在她对我说出这话时，瞬间让人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亲人般的温情。 就这么一句淡淡的不加任何修饰的暖心话，让我记着一辈子。

十年动乱结束前，随着政策的落实，她又调回了厂技术科，担起了工程师的职责。我后来也调至科室，大楼里互相还能碰到。因为都忙于各自的工作，交往就不多了。

再后来，都退休了，基本无来往了。直至听说她患重病住院治愈无望时，我很伤感。在她临终前，我去同仁医院探望了她，这在我们这帮徒弟中是唯一的一个。临终见到我，她流着泪，对我说“小高，侬看我，现在弄成这个样子”。那时，她已是病入膏肓，危在旦夕，家属都对她隐瞒着。她并不知道自己已经为日不多了。我仍然是一个不太会说安慰话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她，只是一阵心酸。

后来她的追悼会因民营企业工作忙走不开我没能参加，委托了同班搞分析的高师傅送了花圈。就算是一份作徒弟的最后送她一程的心愿吧。

陈师傅让我见识了一个有文化有知识，心底善良的人的好样子，这也让我之后的人生成长有了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