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我的父亲之四

老顽童ZBT

爸爸的母校——丹凤中学

1945年爸爸的初中毕业合影

高中时代的爸爸

　　求学

龙驹寨是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道光七年也就是公元1827年，龙驹寨州同彭衍墀就在鸡冠山下紫阳宫侧，也就是在我们老家村子的眼皮底下创建了冠山书院。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龙驹寨就有了第二高等小学。1924年龙驹寨又建立了一所女子小学。

一座座学堂的开办，为孩子们接受教育提供了新的天地。娃娃们再也不需摇头晃脑地死记硬背那干巴无味的《三字经》、《百家姓》以及晦涩难懂的《四书》、《五经》了。

丹江航运带来的龙驹寨百业兴盛，丹凤葡萄酒业的开办，也使国外宗教很早就浸淫了这块净土。他们以开办学校、医院等形式传播西方理念，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爸爸1936年开始在天主堂开办的小学读初小，后因厌恶该校的奴化教育和败坏的校风，转学到龙驹寨镇中心学校。

1942年秋季，爸爸十五岁了，直到这时才上初中。对于这所初中，爸爸无数次给我讲过，每次讲，都充满了无比骄傲和自豪的神情。

他上的初中叫做凤麓中学。他是这个学校建立起来后的第一届学生。

说起凤麓中学，那背景可深了，靠山可大了。它是龙驹寨人、国民党元老马骧出资5000大洋倡办的。马骧因“思桑梓贫困应自医愚始”，便联合陕西省防空司令冯子卿、龙驹寨金盆村大财东李玉海、彭占凯、屈蔚生等乡绅，协力捐资，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9月创建起了这所私立学校。校舍借用相邻的紫阳宫和冠山书院，由马骧任董事长兼校长，其在中国大学毕业的三子马可民任代校长。

由于马骧地位显达，人脉影响广泛，社会各界支持,师资力量雄厚,凤麓中学便育才日盛,声誉日远,在全专区中学会考中屡屡名列前茅。国民党高级将领李宗仁、陕西省主席熊斌曾分别为该校题写校匾。当日寇侵华炮声愈来愈近之际,该校课堂内外充满抗日声浪，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响彻校园,师生到校内校外四处张贴壁报,组织讲演团、歌唱队,奔赴城乡宣传抗日。所有这些被国民政府以及传统观念视为“不务正业”甚至“荒诞不经”的举动在当时的凤麓中学便就成了无人敢管的正常活动。

现在，凤麓中学早已变成了公办丹凤中学，但在校园的醒目处仍然矗立着一通碑石。那是1986年10月18日,马骧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竖起来的。碑上镌刻着以下文字：

“公讳骧，字彦翀(1886～1964),龙驹寨人。陕西高等学堂毕业,中国同盟会会员。曾任众议院全院委员长、天津市权署市长职。1938年“黑纱道”在我地作乱,公应省府请回乡安抚,悯桑梓陷于不义者盖以愚贫故,亟思所以救之。遂商同地方人士,先后捐资创办仁义小学、凤麓中学。令三子可民主持校务,所延教师品端学富者甚多。一时人文蔚起,弦歌不绝,坐风立雪,蒙其薰陶而卒业者千余人。公继室程夫人暨其子女,克承公志,又将公生前所撙万元,慨捐本校,作为马彦翀奖学金。噫!公对振兴地方教育、促进精神文明之贡献,可以风矣!今年为公百年诞辰嘉期,谨举公之义行,勒诸贞珉,以昭不朽。”

马家在丹凤可谓望族。

据资料记载，马骧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入陕西高等学堂读书，翌年加入同盟会。宣统二年(1910)在西安健本学堂任教，返乡组建同盟会商州分会。辛亥革命后，被选为省议会议员。民国二年四月，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开幕，马骧为众议院议员。袁世凯解散国会，他东渡日本面谒孙中山，被委陕西招讨副使。民国六年（1917），孙中山成立护法军政府时，任大元帅府参军。民国十一年黎元洪恢复国会时，马任众议院全院委员长。民国二十三年任察哈尔省政府秘书长。翌年任天津市代理市长。抗日战争爆发，日军攻占北平，马骧曾与河北省保安司令李文田联名通电，下令反攻，解北平之围。后返陕任西安红十字会会长。

爸爸对我讲，马骧还当过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后任京汉铁路建设总指挥。可惜未见史籍。

无论在龙驹寨、在陕西，在全国，马骧都是个能够呼风唤雨的人物。

除他本人外，其长子马一民也曾担任过李宗仁代总统府中将参议。

这样的背景，这样的靠山，这所学校当然连国民党军警宪特都得退避三舍了。

龙驹寨镇处于丹江川道，地面狭窄。爸爸在校的时候，有一日，国民党驻龙驹寨宪兵因营地狭窄，无处上操，便列队来到凤麓中学操场，跑步呼号，旁若无人。

国民党宪兵虽然在编制上隶属于陆军，其实是独立于陆海空三军的蒋氏御林军。所有宪兵统归宪兵司令部管辖，主要任务在于军纪纠察整饬，并有司法警察的身份，可配合警察联合执勤。可以说，无论在军队还是地方，宪兵在一个地域内都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

凤麓中学的校董、校长以至教师学生没有不知道这一点的。可是凤麓中学就是不尿这一壶——学校乃孔夫子的圣地，岂容你丘八横冲直闯，简直是有辱斯文！

学校当局就是要煞煞这些丘八的淫威。

第二天，宪兵队伍又来了。

学生的出操队伍也喊着整齐的呼号出动了。学校教务主任周乐天跑在第一排，亲率学生从宪兵队伍中冲了过去。宪兵一向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哪里受过这般冲撞，一时恼羞成怒，拉开架势要抓捕学生。周乐天立即通知学校训育主任打开军械库，把枪支发给学生。如同我们一九六九年要准备和苏修“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一样，战时的学校也处于“全民皆兵”的状态，学生尽属“童子军”。一时间，两军对垒，整个校园剑拔弩张，充满杀气。最后，还是宪兵不得不作出让步，灰溜溜地退出了凤麓中学校园，以后再也没能踏进一步。

脚步退出了，梁子也结下了。从此宪兵和凤麓中学的学生见面就掐，也时刻觊觎着教师，总想让那些宣扬抗日和以宣传抗日为名进行赤化宣传的教师美美地“喝上几壶”。地方政府没有宪兵的威势，当然更得为马家让路。每有冲突，告到官府，官府都不得不替学校说话。于是，学生单个不敢出校门上街，宪兵同样不敢单独上街了。

这也就是凤麓中学能走出去那么多精英之才，并向新建立的共产党政权输送大量优秀干部的重要原因——在战乱年代能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这个周乐天，爸爸提起他，那简直就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可以说，周老师的倔强性格影响了爸爸一生，也在我性格脾气的形成过程中间接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周乐天在此事发生以后不久就离开凤麓中学，担任了商县参议会副议长。这个职务本来是个虚职，就像现在的市政协副主席。但是一向嫉恶如仇的周乐天却拿个棒槌当针，凡事都想为百姓出头，给民众有个交代。

1946年，商县田粮处长王某贪污粮食8796.67石，周乐天得知后，义愤填膺，当即联袂议长陈步云奋起检举，并联络商县中正中学校长、《四区民报》社长，发动省立商中、中正中学、商县中学等校师生到陕西省第四区专员公署“跪哭请愿”。《西京日报》、《大公报》曾连续报道，轰动一时。周乐天为彻查此案，数年间外与贪官污吏斗争，内与土豪劣绅周旋，贪官劣绅对他恨之入骨，多次以各种方式威胁利诱，周始终不屈不挠，最终将王某送进了班房。

在爸爸的心目中，周老师俨然就是他的偶像。

在他的偶像中，还有一个老师叫边竹溪，提起他，爸爸总是夸他学识渊博，教学深入浅出，学生不但爱听，而且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爸爸的高中是在商州城里上的。1936年“商县商山联立中学校”改建为“陕西省立商县中学校”，1945年后季，爸爸就成了这个学校的高中新生。那时候，不要说没有现在的高速公路和空调客车，就连汽车也坐不上。爸爸上学就靠一双脚板在山间凹凸不平的土石路上跋涉，逢山爬坡，遇水脱鞋。这样的路，空手也够戗的，何况爸爸还要挑着120斤粮食，作为自己一学期的口粮。高速公路通车以前，我曾多次回故乡。坐在车上，探头窗外，我实在不敢想象，父亲这120里山路是怎样走下来的。走在山路上的爸爸，哪里是个斯文的高中学生，分明就是个挑夫嘛！

正如现在的青年人不理解我们这一代为什么会搞得没饭吃，现在的少年儿童不理解现在的中年人小时候为什么放着那么多的玩具不用，要玩弹弹瑠、甩画片那些无聊的游戏一样。这就是代沟啊，是时代进步为一代代后人留下的永远解不开的谜。

就这样的生活，爸爸也没福气继续过下去。刚刚上了一年半，就不得不放下自己心爱的课本，永远地离开学校，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