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之乱，宗藩之祸，岂独“老刘家事”哉

半老玩童

昔者汉祖提三尺剑起沛丰，斩白蛇而膺天命，肇建炎汉王朝。鉴秦政孤立之弊，以为秦亡在于无宗室藩屏，遂大封同姓子弟——皇子刘肥王齐，弟刘交王楚，侄刘濞王吴，庶子刘长王淮南，皆授以膏腴之地，赐以金玺绶带，期冀以血缘为纽带，构筑“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家天下屏障。然高祖驾崩未几，郡县与封国并行之制已显裂痕：文帝时，济北王刘兴居首叛，淮南王刘长继反；至景帝朝，诸侯之势愈炽，大者跨州连郡，小者据数十城，尤以吴王濞为甚。

吴地辖三郡五十三城，坐拥豫章铜矿、东海盐场，濞乃招纳天下亡命，冶铜铸钱、煮海为盐，又以“无赋”笼络民心，积财三十载，兵甲盈库。其托言“吾高祖兄也”，自恃辈分尊崇，每于朝会倨傲无礼；楚王戊则恃其宗室血脉，在薄太后丧期内狎妓淫乱，被削夺东海郡后怀恨在心。当是时，诸侯“出入拟于天子”，宫室车服逾制，私设铁官、市官，俨然国中之国。

御史大夫晁错目睹“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之危，上疏《削藩策》痛陈：“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景帝三年，朝廷削夺吴之会稽、楚之东海郡，诏书方至，吴王濞即联合楚、赵、济南、淄川、胶西、胶东六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各起大军——濞亲率二十万众，屯聚广陵，扬言“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一时间烽烟东起，羽檄西驰，震动长安。景帝仓促间斩晁错于东市，冀望息兵，然七国不降，反言“我已为东帝”，其谋逆之心昭然若揭。

观七国之乱，其逻辑之谬，昭然若揭：托宗族之名，行篡逆之实耳。彼辈口称“老刘家事”，实则视封国为私产，置天子于股掌。夫天下者，非一家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昔周室分封，诸侯尚知尊王攘夷；秦行郡县，虽速亡而集权之制益明。汉承秦制，又杂以封建，遂使诸侯据膏腴之壤，拥强兵之众，渐忘君臣之礼，唯知骨肉之争。当吴王濞遣使说胶西王之时，言“寡人虽病，心窃哀怜足下”，何其伪也！及发兵之际，乃露爪牙，欲代汉自立，其宗族之情，不过欺世之谈耳。

夫以血缘论之，汉初分封诸侯皆高帝血脉枝叶，景帝与吴楚诸王犹同根之木、共源之水，固可谓“一家骨肉”；然以王法绳之，自秦制以来“天下一统”之念已入人心，“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实为专制皇权之根本法理。诸侯虽裂土受封，实则为天子代守疆土，其身份本质是“臣”而非“君”，当循君臣之礼、守拱卫之责，岂可行同春秋战国之据，私设官吏、擅铸钱币、蓄养甲兵？七国之乱爆发时，吴王刘濞托名“诛晁错、清君侧”，实则举兵西向，直逼长安，其书信中“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之语，早已暴露僭越野心——此等行径，岂止是“家族内斗”？分明是纲常名教崩解、中央集权失控的制度性危机。

试观叛乱诸王之作为：楚王戊荒淫薄德，削地而不知悔改；赵王遂阴结匈奴，欲借外力颠覆朝廷；胶东、淄川等王则相与合纵，妄图分据东方。其心非一日之贪，其势非旬月之积——自文帝时，济北王刘兴居已首叛，景帝继位时诸侯“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即便无晁错削藩之策，诸侯亦必因土地、人口、财赋之争与中央决裂，如贾谊所言“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此非刘氏家族独有的“伦理悲剧”，而是专制时代宗藩制度的结构性困局——当血缘纽带不敌权力诱惑，当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相悖，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必以兵戎相见收场。后世晋之八王、明之燕王，皆蹈此覆辙，足证：在皇权专制与宗法分封的双重枷锁下，“家国同构”的理想终难逃“宗藩反噬”的宿命。

后世论及七国之乱，多以晁错削藩之策为导火索，归咎其行事激切、不知变通，却鲜少洞察祸乱深植于制度肌理。西汉初立，行郡国并行之制，表面承秦制以维一统，实则复周室封建之旧——高祖大封刘氏子弟为王，冀望以血缘为纽带拱卫皇权，却不知裂土分疆之制，本如厝火积薪。诸侯据膏腴之地，掌甲兵钱谷，日久则羽翼丰满，渐成“冠履倒易”之势。文帝时贾谊已察其危，上《治安策》痛陈“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惜未及深行；景帝朝晁错强行削藩，不过以锐器触痈疽，徒激诸侯反叛之名，却未触及制度根本。

何以知制治之要在疏不在堵？观主父偃献推恩之策可见一斑。当诸侯坐大，武帝问计于臣，主父偃以“仁孝之道”为切口，建言“诸侯子弟十数，而适嗣独得封，余子无尺寸之地，非仁孝之义”，遂请令诸侯得推恩分封子弟为列侯。此策表面尊宗法、行仁政，实则使大国剖分为若干小邑，“实分其势而不著其迹”。如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诸侯子弟皆喜得封土，而大国日削，终至“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再无抗衡中央之力。与晁错之强硬削藩相比，推恩令以柔化刚，以公心代私谋，不费一兵一卒而收削藩之效，正合“治大国若烹小鲜”之智慧。

由此观之，治乱之枢机，不在权臣之谋，而在制度之宜。封建之制以私亲为基，必致权力异化；推恩之策以公利为道，方得长治久安。昔人谓“削藩者，晁错之术；分势者，主父之谋”，术谋之别，实乃堵疏之分、私公之判。此非独汉廷故事，历代分封之祸——晋之八王、明之燕王——皆可作如是观：制度若背乎时势，纵有良臣千计，终难止乱于未萌。

嗟乎！七国之乱，表面以宗族为辞，实则为权力之争。后世如晋之八王之乱，唐之藩镇割据，皆类此也。观其教训，可知：以血缘维系统治，不若以制度正纲常；恃私亲而忽公法，必致祸起萧墙。治国者，当明乎天下之天下，立乎公心，行乎正道，使权力有所制，使纲纪有所依，庶几可免“家天下”之私祸，成“公天下”之盛治。昔陆贾有言：“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诚哉斯言，可为万世镜鉴。

当"老刘家"变成"老李家""老王家"，看如今某些私营企业，端的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老板端坐中军帐，夫人稳掌财务章，小舅子充任采购办，大外甥把持物流关，活脱脱一个现代商战版"七国之乱"预备役。招聘会上明码标价"本科优先"，实则HR办公室贴着"血脉纯度检测表"，所谓"人才"，不过是从族谱里筛出来的"自己人"，比《红楼梦》里的贾府管家还讲究"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的排面。

最妙的是管理哲学：会议室里不谈KPI，只讲"血浓于水"；绩效考核不看数据，全凭"舅服你""姑妄听之"；战略决策不靠市场调研，全赖董事长昨夜托梦。某位民营企业家酒后吐真言："我这公司，董事会不如家族群，公章比祖训好使，财报比族谱难懂。"好一个现代版"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只不过当年争的是江山，如今抢的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调配权。

更绝的是危机公关：一旦东窗事发，必祭出"家族企业不容易""创业艰辛血泪史"的苦情戏码，好似全天下都在欺负他们家那点"祖传家业"。君不见某企业财务造假曝光，家属团集体下场卖惨："我爸干了三十年，头发都熬白了"；某二代接班人肇事逃逸，公关文写得跟《陈情表》似的："此乃家族蒙难，望各界宽宥"。合着法律是给外人定的，"自己人"永远有"特赦令"？

说句诛心之论：这类企业哪里是办实业，分明是在搞"商业封建主义"。把现代公司搞成"家天下"，把职业经理人当"外臣"，把规章制度当"纸糊的宫墙"，最终只会落得个"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下场。你以为搞家族化是"抱团取暖"，实则是在培养"商战巨婴"——温室里的幼苗长不成参天大树，族谱里的人才扛不起市场风雨。当某家族企业因为内耗错失上市良机时，老董事长仰天长叹："悔不该让三舅姥爷的干儿子管法务啊！"晚了！市场不相信眼泪，只认真刀真枪的竞争。

镜鉴曰：从七国之乱到家族企业，历史总在重复同一个教训——把公器当私产，拿制度当人情，用血脉稀释专业，终将被时代的浪潮拍在"封建主义"的沙滩上。真正的现代企业，该是"铁打的营盘"，而非"流水的族谱"；该靠"法治"而非"人治"，靠"贤能"而非"裙带"。若一味抱着"家天下"的老黄历不放，迟早要在数字化、全球化的商战中，上演一出"眼看他宗族兴，眼看他资本逃，眼看他财报崩"的年度大剧——届时，可没地方去借"清君侧"的虎皮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