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年了，前段时间，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意外发现了老人家曾经收藏的一份刊物《工作与学习》第一期，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党务整理委员会编印。上面有目彔，有李大荣写的《创刊词》，有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名誉主席季方的一篇文章《怎样学习》……我如获至宝，赶紧拿出手机拍照、珍藏，这个意外惊喜，是父亲当年作为农工党员的见证和荣耀。我更是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千头万绪一股脑儿涌上心头。</p><p class="ql-block"> 我的父亲周济原名周继昌，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他虽然矢志乡村教育事业，但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却因国难当头，而不得不流离颠沛，漂泊了大半个中国，经历了风风雨雨，吃尽了千辛万苦。1938年上半年，他与张治中先生创办的黄麓学校一行几十名师生一起跑反，前往湖南长沙追随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通过考试，被录取进入（黄埔军校）长沙分校学习后，作为第七期毕业生，被分配至军需部门，第三被服厂任少校管理员一职。后来汉口失守，经历“长沙大火”之后，第三被服厂被完全烧毁一空。随即他们登上南迁船队，到达祁阳县的浯溪河畔，迅速建起简易厂房，抓紧恢复军服生产，支援抗日前线。1942年，父亲随厂迁入云南昆明远征被服一厂，专门为戴安澜将军率领的中国远征军服务，生产军用衣被。</p><p class="ql-block"> 抗战胜利后，父亲调往上海军服总厂沪北分厂（101厂）任一等工长管理员。1946年7月，父亲作为军需后勤人员被派遣台湾，在那儿工作不到一年时间，1947年5月，他想尽一切办法重新回到上海。在上海工作期间，父亲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和提高，政治生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对蒋介石政府的极其腐败彻底失望。就在那时，父亲有幸结识了一批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厂长万芸、副厂长任望月二人都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高材生，都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万芸还是农工党上海党部的组织委员。他们都对国民党政府失望透顶，而把全部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身上。他们都和父亲情投意合，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万芸还特地送了两本毛泽东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给父亲。后经任望月和江伦锐介绍，父亲也加入了农工党。</p><p class="ql-block"> 1949年春，上海市山雨欲来风满楼，处于极其混乱的动荡之中。国民政府连续几次下令上海被服总厂各分厂全部迁往台湾，最后一道命令是如果实在来不及迁移，就原地破坏所有机械设施，“绝不留给共产党一草一木”。当时的工厂，无论是工人还是干部都早己对共产党充满了希望和信任，都认为腐杇的国民政府必败无疑。一个以厂长万芸为首包括父亲在内的以农工党为核心的保厂、护厂，坚决不去台湾的组织力量正在悄悄形成。他们首先对上级命令采取软拖硬抗，想方设法拖延迁移时间，以各种借口拒不执行命令。同时在工人中广泛宣传，我们坚决不去台湾，更要保护好所有的机器设备，完整地交给共产党、新中国。并组织年轻工人成立工人纠察队日夜巡逻，以防有人借机破坏。</p><p class="ql-block"> 1949年5月上海胜利解放，101厂也完好无损地被华东军区三野顺利接管。因为父亲是民主党派人士，随即便被派去当时的上海革命大学学习。八个月以后，父亲调回101厂军需生产部任计划员一职。</p><p class="ql-block"> 1951年初，父亲响应政府精减机构、支援农村的号召，毅然辞职回到家乡。因为父亲是当时村里少有的文化人，他先是积极参加当时的农村土地改革工作。土改工作完成后，他又和我的二祖父周辛夫先生一起办起了家乡的第一所小学。1957年，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划为右派，离开了他心爱的讲台。1979年，父亲平反后又重新回到学校。 .</p><p class="ql-block"> 1981年，父亲正式退休，他的晚年终于过上了安逸、舒适的好日子，90岁时安然离世。多亏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他能够重见光明，重拾教鞭，重铸人生。 </p><p class="ql-block">以上内容是根据父亲的回忆录编写</p><p class="ql-block">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市烔炀镇朝阳路200号</p><p class="ql-block">电话：15385130366</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