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县纪事（78）乡贤杨士伟

黄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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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乡里见了乡里亲。”，人们把本乡本土有德行、有才能、有贡献的贤达人士称为乡贤。我国明代首次为乡贤专祠祭祀，是地方庙学祀典的重要项目。乡贤情系乡亲，乡亲爱戴乡贤。

我县黄堆村的杨士伟老人一生倾力于红色学校明新小学的生存和发展；同情、支持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全力支持父亲杨明轩走南闯北进行革命斗争；情系桑梓，心系乡亲，宁可坐牢也要为民请命；只身入险劝降土匪投诚，还家乡安宁；心向光明，解放时动员鄠县地方武装放弃抵抗，接受收编。是鄠县有德行、有才能、有贡献的贤达之人。

杨士伟老人1908年7月23日出生在鄠县文化底蕴深厚的黄堆古堡，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杨明轩先生的长子。幼时就读私塾，后随杨老在陕西省立第一师范附小、三原县高级小学读小学。1922年考入西安甲级农业学校。1923年～24年在陕西省立二中、省立三中上学，1927年从陕西省立一中毕业。1932～34年随杨老在南通高中上学。高中毕业后回到黄堆农村，主持家务、照顾母亲。





一、杨士伟老人一生呕心沥血专注于红色学校明新小学的生存和发展

1922年初，著名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教育家杨明轩提议，杨明轩兄长杨荃骥发起，草庙唐子刚、南城寨孙成章、上草村闫效庄、宋村李国桢等地方贤达支持，利用秦镇枣林寨村南的古剎庄严寺创办鄠县明新小学，取意为国家培养光明新型的人才。师生历尽艰辛，矢志不移，学校越办越好。明新小学是鄠县最早的小学之一。

学校创立后杨士伟老人倾力于明新小学的生存和发展。中共鄠县地下党以学校为活动据点，向学生、乡亲宣传进步思想和革命真理。学生从这里参加游击队，开展革命斗争。1933年鄠县县长赵葆真以明新小学有共产党活动为由，勒令关闭明新小学。杨士伟闻讯后，及时将情况报告父亲。在父亲授意下杨士伟积极奔走，不辞辛苦，上下运作，多次出入于陕西省、鄠县各部门，与鄠县政府交涉、抗争，迫使县长赵葆真同意将学校迁往黄堆堡，更名培英小学，使学校能继续办下去。

杨士伟带领乡亲拆除庄严寺部分校舍，在黄堆堡西南角修建了三间两层板楼，又盖了六间教师宿含、厨房，学校终于复课。为了保证学校正常运转，杨士伟担任管校理事长，并兼任算术课教学。在学校经费拮据、难于运转的情况下，杨士伟倾其所有，跑断腿，磨破嘴，多方筹款，苦苦支撑着学校。



杨士伟老人在学校附近马蜂滩购买三亩滩地，起名培英林场，种树、卖树苗，林场成了师生劳动锻炼的地方。

林场主栽榆树，杂以槐树、白杨树、柳树、洋槐树等，培育树苗。林场有三间草棚，雇黄堆村杨德魁看护。培英林场位置较偏，地下党员、热血青年经常在这里畅谈革命理想，开展地下活动，这里成了中共鄠县地下党的活动据点。



1940年鄠县教育科将培英小学改名鄠县秦镇第二中心学校；1944年学校改名秦渡镇第二中心国民学校；1950年学校改名鄠县秦渡镇第二完全小学；1955年学校改名鄠县黄堆小学；1970年改名黄堆七年制学校；1988年复名黄堆小学；1991年为纪念著名民主人士、教育家杨明轩先生，在杨明轩百岁诞辰之际，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黄堆小学命名为明轩小学，并拨款扩建学校。



一百多年来学校名字不时改变，学校始终立足教书育人，教学生做人做事，服务国家、社会、家乡。中共鄠县县委书记宋裕光、杨伸从这里走向革命，组建200多人的秦北红军游击队，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十几人为革命壮烈牺牲；杨士建、王长韦从这里奔赴“抗美援朝”前线，为国捐躯；杨玉瓒、杨玉璧从这里走出，成为专家教授；一帮农民从这里走出，掀起户县乡镇企业发展高潮，造福桑梓。



二、杨士伟老人同情、支持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让父亲杨明轩先生无后顾之忧的从事民主革命斗争

1932年4月间，中共陕西省委派在西安上学的党员朱成义、杨地德、刘安仁回鄠县发动震惊关中的鄠县“交农”运动(将农具交给县府，不做庄稼了，以抗议当局对农民的苛刻剥削)。杨士伟闻讯后，积极联络秦镇、太平操及沿山一带农民，并委托几名学生负责组织各村乡亲，于21日参加了轰轰烈烈的鄠县“交农”运动，迫使国民党鄠县政府答应了农民提出的豁免苛捐杂税及粮差等十二项要求。这是杨士伟第一次参与、组织的革命斗争活动。

1932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长征过境鄠县，路过学校附近村庄，为鄠县播下革命的火种，鄠县秦北游击队成立。次年冬天中共鄠县县委书记、秦北游击队队长宋裕光被国民党民团团长李平衡带人逮捕。杨士伟得知消息后立即去见李平衡。李平衡急于请功领赏，得意猖狂。杨士伟苦口婆心绕着弯子劝，从乡情、事不能做绝、积阴德等方面劝说李平衡，力求以情打动。老人对李平衡说:“你同宋裕光爷爷是世交，希望你放过宋裕光，他是独生子，我们不能干灭门绝户损阴德的事。”。



老人高估了李平衡的良知，李平衡顽固不化，一点都听不进去，势与革命为敌。宋裕光被国民党鄠县反动政府枪杀于鄠县东关关帝庙。杨士伟苦闷了好长时间，他为没能救下宋裕光而倍感愧疚。1960年5月12日，老人写了《宋裕光被捕以后》一文，收录在《户县文史资料》中，以示纪念。



1937年春，杨士伟老人在马蜂滩买了三亩滩地，作为学校林场，种树务苗。林场持续了十年。由于林场隐蔽，不久便成为中共鄠县地下党活动的秘密据点，中共户县工委书记康行曾在此藏身。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工作，躲过了国民党鄠县当局的多次抓捕。康行和杨士伟也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

杨士伟老人的父亲杨明轩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光明日报》社长，是从鄠邑大地走出的唯一副国级国家领导人。他致力反帝反封建革命几十年，流过洋、办过学、办过报、三次被捕、蹲过反动当局监狱。杨明轩先生一生为革命四处奔波，与老家的夫人相敬如宾，教子有方，在鄠邑传为佳话。



杨士伟老人没有跟随父亲走南闯北搞政治闹革命，和母亲长期生活在黄堆堡。他以一个农村知识分子的身份体验着广大农民的疾苦和辛酸，感受着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没落，激发起他照顾好母亲、学校、亲人，为民呼号、请命的壮心义举。他无微不至，默默奉献，照顾着母亲，照顾着家庭，忙碌着学校，关心着乡亲，让父亲无后顾之忧的开展反帝反封建活动。



三、杨士伟老人情系桑梓，心系乡亲，多次为民请命

杨士伟老人生在黄堆，长在鄠县，忙在家乡。一份乡情、一份乡愁、一份热爱、一份担当深深地扎根老人心底。激励着老人心中的大无畏精神，每天急乡亲所急，想乡亲所想，忙乡亲所忙，为民奔走，为民呼吁，为民请命，即使坐牢也在所不惜。



1946年，鄠县夏粮歉收，秋苗出土后又遭冰雹，接着大旱月余，玉米、谷子、棉花等秋苗多枯萎，收成无望。



各乡镇官绅先后向鄠县参议会、鄠县政府报灾，恳祈救济并豁免新陈粮赋。鄠县农会也将灾情报告鄠县县长。鄠县农会理事长、县参议员雷保初等及时向参议会提交议案，经县参议会大会议决，恳祈省政府查灾救济。县参议会除将各乡镇灾情据实呈报县长刘瑀，又将灾情及时呈报陕西省政府。鄠县参议会副议长杨干青带领太平乡乡长杨春荣、罗什乡乡长王济民、秦镇镇民代表会主席杨士伟、县参议员杜瑞人、吴敬之等进省城请赈。杨明轩的女婿、省参议员刘印初(鄠县新寨村人)积极协助。在刘印初引领下晋见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遍访省府各厅长和省府委员，力陈鄠县灾情，请求救济。陕西省政府民政厅、省社会处、省田粮处接到鄠县呈文，即派员来鄠县实地查灾，认为“该县灾情严重，所有贫苦灾黎(灾民)确有施救之必要。遂为鄠县拨赈济小麦四百石，后又为秋灾拨赈济小麦四百石，并减征全县当年田赋七成。这次奔走请赈，取得了非常满意的结果，为鄠县老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

在这次请赈义举中杨士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和秦镇镇长胡嘉民于当年八月十日联名向鄠县县长刘瑀送交报灾呈文(秦代民字第零零八号）。呈文言辞尖刻，语气直率。救灾如救火，呈文用了很大篇幅历陈古代的清官良吏如何关心民苦，如何为民请命，如今的官员如果不管百姓死活，将辜负政府的信任:“古之贤官良吏，置之名位于不计，为民请命；今之为官者若置民命于不顾，诚有负政府任命之义。”等，这些话显然是给县长“上课”，教县长如何做官，有对县长不敬之嫌。县长刘瑀看后不悦，在批语中说杨士伟、胡嘉民“耍聪明”，“其词过甚，一知半解”，又说二人“健忘”。秦镇的报灾呈文，彰显了杨士伟不怕得罪上峰，敢于为民请命的大无畏精神。



1947年4月鄠县警察局以戒烟为借口，将秦镇民代会主席杨士伟拘押于鄠县警察局。杨士伟被抓的消息传出后，激起县东秦镇地区民众的愤慨，议论、谴责、谩骂的声音在鄠县沸沸扬扬，不绝于耳。逮捕镇民代会主席就是将矛头对准秦镇地区成干上万的人民！舆情凶凶让国民党鄠县县长刘瑀下不了台。



中共户县地下党负责人康行、曹希文通过进步人士杨干青、吕赞襄向刘瑀施加压力，要求尽快释放镇民代会主席杨士伟。同时通过关系，给杨士伟送去被褥，供给烟茶饭食，保证其营养健康。期间鄠县禁烟会会长贾小候曾在看守所劝杨士伟多多捐些银元，他愿意为杨士伟活动通融，杨士伟当场拒绝。后经中共鄠县地下党负责人曹希文(时任县府教育科科长)和进步人士杨干青(时任户县参议会副参议长)、吕赞襄(时任户县教育参议员)等人多方奔走，为杨士伟尽力开脱，并托吕赞襄夫人陈玉珍找了铺保，终使杨士伟出了牢狱，重获自由。

四、杨士伟老人只身入险，劝降土匪，还家乡安宁

1937年春盘露在长安鄠县交界观音山上的土匪头子柴拱北，经常率土匪下山，抢劫百姓，无恶不作。两县政府派保警队围剿，屡屡失利，百姓极为惶恐。杨士伟从了解到这股土匪、匪首柴拱北多是被生活所逼上山的穷人，文化水平低，不少人都有家小，是被贫穷“逼上梁山”的。观音山的土匪有百十人，十几把盒子枪，三四十只长枪，占据着沣峪口附近的一条山沟，形势险要，难攻易守。土匪白天睡觉，黑夜下山，天明返回山洞。

面对匪患难除，乡亲受害。杨士伟老人彻夜难眠，熬心反思，向鄠县当局负责人张通云、雷保初建议：请县府接纳这股土匪，对其进行改造，使其改邪归正，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不愿意回家的，编入保安队接受教育。杨士伟表示只要县府同意这样做，他愿孤身上山，独入匪营说服匪首柴拱北率部下山，向县府归降。张通云等听了杨士伟的想法，向鄠县政府汇报商量后，决定让杨士伟先上山劝柴拱北下山，下山后看情况再说。



杨士伟孤身进入沣峪，辗转寻找见到了匪首柴拱北。杨士伟凭三寸不烂之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反复说服，多数土匪愿意下山，不同意缴枪。也有士匪顾虑重重，怕上当。杨士伟向土匪们当场表示:“政府官员都说好了，只要大家下山接受收编，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柴拱北让杨士伟下山将事情砸实。杨士伟山上山下反复奔波、周旋，柴拱北终于率领一百多名土匪下了山，被鄠县保安队收编，驻扎在秦渡镇。

谁料鄠县政府言而无信，在杨士伟去西安办事的几天里，县府保安队突然包围了秦渡镇，打死了匪首柴拱北，将其他土匪全部驱散。杨士伟闻讯后，仰天长叹：“我上当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失信于人！”。



五、杨士伟老人心向光明，动员鄠县地方武装放弃抵抗，接受收编

1948年冬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东北、华北大部分地区，国内形势发生了决定性变化，国民党军队已成泥足巨人。鄠县参议长陈昆山逆潮流而行，提出要购买枪支扩大地方武装，梦想负隅顽抗。陈昆山在南京拜竭了国民政府李宗仁总统，又在西安拜见了国民党陕西省长董钊，回鄠县后召开扩大会议，县长刘瑀、县保安队、公安局、参议员及各乡镇长、乡镇民代表会主席参加会议，讨论征兵、购买枪支及摊派银洋事项。

身为秦镇镇民代表会主席的杨士伟参加了会议。会上有发言支持的陈昆山，有说冠冕堂皇话的，有默不作声的。由于全国战局的变化在每个与会者心中烙下阴影，不到半个钟头会议就僵持住了。这时杨士伟发言大谈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揭露国民党军队的失败已成定局，指出县府当局和参议会要识时务，认准形势，如若这时候招兵买马，作最后对抗，无异于自杀，真正的劳民伤财。

杨士伟一席话，四座皆惊，连县长刘瑀都大为惊诧。杨士伟舌战陈昆山，使得会议不欢而散。陈昆山购买枪支、征兵征款的计划落空，鄠县百姓避免了一次无谓摊派。



1949年5月中旬鄠县解放前夕。中共鄠县地下党为了迎接鄠县解放，决定通过杨士伟的特殊身份告知各乡镇地方武装，认清形势，不要同解放军对抗，接受解放军安排。杨土伟先后同秦镇镇长胡嘉民、太平乡乡长杨春荣、五桥乡乡长贾志成、文义乡乡长关麟瑞等人沟通，告知鄠县地下党的指示精神。经过杨土伟做工作，鄠县八个乡镇的300多名地方武装在解放军到来之前就地待命，不敢轻举妄动，为解放鄠县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六、晚年

新中国成立后杨士伟被调到青海省参加土改。因身体虚弱，不能适应高原气候，老人难以适应工作。组织同意老人返回西安，在西安师范学院总务处工作。老人热爱工作，勤勉敬业，认真负责。老人患有肺气肿，1964年老人从陕西师范大学总务处以主任科员身份退休。

退休后老人居住在西安南关西六道巷。1975年2月病逝。杨士伟老人淡泊名利，他早在抗战初期就参加革命工作，但没有享受离休待遇。从“土改”到退休，老人整整工作了二十五年，从不计较待遇，未晋升过一次工资。



杨士伟老人不是共产党员，却同共产党有交情；不是国民党员，却同国民党有往来；不是民主党派，却同民主党派有关系。父亲走的是一条有党有派的政治路线，有过多种职务和头衔；老人走的是一条无党无派的自由之路，只为民不愿当官。





杨士伟老人没有加入共产党，却同情、支持我党的革命斗争，时时刻刻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杨士伟渴望自由，一辈子都在追寻千千万万百姓的自由。斯人已逝，我们清晰感悟到杨士伟老人是一个自由的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重乡情的人，一个时时刻刻为乡亲服务的人，是实实在在的乡贤。

在人性良知面前，杨土伟老人是一个有所求的乡贤；对于名利地位，杨士伟又是一个无所求的凡人，淡泊明志。





2024年11月28日我应邀赴黄堆村倾听红色往事，回忆红色岁月，感悟红色基因。座谈间我感悟到黄堆乡亲对杨士伟老人的赞许、感恩、怀念。他们在怀念一位乡亲，一位乡贤。杨士伟老人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很欣慰的！

声明:1、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户县革命斗争史》；

〈2〉《明轩小学校志》。

2、图片2、5、9、10、12、15、17来自网络，致谢！

黄百合于西安吴兆古村

2025年6月30日







作者简介：

黄百合，西安市鄠邑区涝店街道人，60后， 西安文理学院毕业。鄠邑区关工委红色教育报告团成员、鄠邑区甘亭街道“关工委”志愿者。酷爱历史,特别是鄠县地方史。喜欢读书、写作、抖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