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绿皮火车的故事

刘长庚1008364

我和绿皮火车的故事，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说起。

那时，我国的交通远不如今天这般四通八达。高铁动车尚未诞生，私家车是稀罕物，长途汽车还只能缓慢颠簸在县际公路，飞机虽有，票价却非普通百姓所能承受。绿皮火车是当时人们长途出行、奔波谋生的主要交通工具。

我第一次坐火车，是1972年，我十四岁那年。那是寒假的一个上午，屋场里来了一辆卡车，母亲说这车去城陵矶火车站，正好你改田哥随车去临湘办事，你跟他去尝试坐火车的滋味。两小时后，我们随货车抵达城陵矶，立刻买了火车票，挤上了开往临湘的火车。那火车车身是墨绿色的，约十来节车厢，每节都标着“定员108人”，车窗抬起可开，座位是面对面背靠背的胶皮硬座。车头是烧煤蒸汽机牵引车，黑黢黢的烟囱，“吭哧吭哧”喷着浓烟，汽笛拉响时，连脚下的铁轨都跟着震动。我的站票是一张小小的硬纸板，上面印着“城陵矶——临湘”，无座，票价好像是一块多。车厢里人挤得满满当当，中间的过道早已站成长排。车轮碾过铁轨接缝的“哐当”声，混杂着邻座大爷呛人的旱烟味，将我这个初次出门的少年，裹挟在这空气浑浊而新奇的环境里。站了一个多小时，腿肚子早已发酸，脸上脖子上沾着煤灰，眼睛却瞪得溜圆，看乘务员推着铁皮小车吆喝“瓜子汽水饼干嘞”，看窗外朝后快速移动着的山川河流和房屋，看路边的小孩子们追着飞驰的火车撒着腿儿奔跑…，那次坐火车的经历，令我至今印象深刻。

真正让我深刻尝到绿皮火车之外，更具特殊“火车滋味”的，是参军入伍时的那列“闷罐车”。车厢铁灰色，远看像个会移动的大铁箱，里面没有座椅，没有灯光，只有两扇推拉门和几个小小的透气窗，地板上铺着一层稻草。我们解开背包打地铺，二十来号人，铺挨铺人挨人地挤在一起。夜里，火车常停在小站让道，一停就是半个多钟头，车站喇叭里模糊的方言广播“叽里呱啦”响着，听不真切却吵得人难以入睡。最不方便的是如厕，小便得小心推开一点门缝朝外解决，大便则只能用胶桶充当马桶，车厢一晃动，那气味便在整节车厢里弥漫开来。在这寒冷的夜里，我们这群新兵蛋子挤在一起，唱着刚学会的几首军歌，听着老兵讲部队里的新鲜事，倒也觉得这冰冷的铁皮车厢里情意浓浓。

从此，绿皮火车成了我常接触的“老伙计”。当兵十三年间，每年探家、去军校上学、兵工厂实习、外地出差，前前后后坐了三十多趟。有关绿皮车的故事，酸甜苦辣全都有：既有挤成沙丁鱼罐头般的窘迫与酸楚，也有陌生人分享一个橘子、一句问候带来的微甜暖意；既有漫长等待、气味混杂、满身煤灰的煎熬之苦，更有抵达终点、见到亲人的无限甘甜。这些故事真要装起来，怕也能塞满一节车厢！

其中最难忘的是1982年春节前，那次临时决定的探家。由于匆忙，我只买到了一张无座票。腊月廿三的洛阳站，广场上黑压压的，全是候车的旅客。进站放行时，人流像开闸的洪水般涌向站台。我提着两个帆布提袋，斜挎着一个旅行包。多亏站台上值勤的两个小战士，见我穿着军装，一人帮着拎一个，拥着我才得以挤上车门。

车厢里的景象，至今想来仍心头发怵：座位底下蜷缩着人，厕所里挤满了人，过道里更是水泄不通，连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我一手拎一个袋子，肩上挂着包，当我刚艰难地挪到车厢中部时，我一摸肩上，斜挎的旅行包不见了！我脑袋“嗡”地一声，那里面有我近一年的积蓄，还有车票和介绍信。这下我连老家都回不去了。我四处搜寻，也没找到挎包的影子，准是小偷划断我的挎包带偷走了，我懊丧至极！此时车厢里，烟味、汗味、烧鸡味混杂在一起；小孩的哭闹、大人的吆喝、车轮撞击铁轨的巨响，塞满了双耳。有好心的乘客勉强让我在座位边角挤着坐会儿，可过道的人流不断，刚坐下又得起身让路，几乎全程都是踮着脚尖，站到了岳阳。下车后，向车站验票员说明情况，幸好一身军装赢得了信任，车站才通融放我出站。站在岳阳站凛冽的寒风中，摸着空荡荡的肩头，又气又急。一转头，却看见旁边有位大嫂正默默给孩子喂着冷馒头，那一刻，心头的怨气忽然消散了一些——这趟狼狈的旅程，不过是绿皮车上无数普通人生存图景的一个片段罢了。

时光一晃半个世纪，时代变迁如白驹过隙。如今，高铁如银色的闪电掠过广袤平原，动车组在城市间织就了密集的交通网，绿皮火车大多退守到了支线。那些在绿皮车厢里颠簸摇晃、混杂着各种气味的日夜，早已沉淀为遥远的记忆。如今，当我站在明亮的高铁站，只需刷一下身份证便能从容进站时，思绪时常飘回当年——那攥着硬板车票、在站台上奋力挤向绿皮车门的喧嚣光景。也许，正是经历过那些在铁皮车厢里摇晃前行的漫长岁月，才更懂得品味当下这份便捷的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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