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宗散记

禾苗

谒李大钊故居

我们住的宾馆门前，那条宽阔的马路，叫“大钊路”，沿路向北步行约10分钟，有“李大钊纪念馆”。由此联想到宾馆的名字，承启大酒店——承前启后，其中的含意可想而知。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大钊在乐亭人心中的地位。

虽然纪念馆就近在咫尺，但由于时间较紧，我还是选择把挤出来的时间，留给大钊先生的故居。我总觉得故居能够更贴近生活，更可感受历史的沧桑与真实。

李大钊故居位于胡家坨镇，一个叫大黑坨的村庄。从我们老家阎各庄开车，向东北约半小时的路程。

我们到的时候已是午后，骄阳灼热，故居内游人不多，只几个年轻人在拍照。如此甚好，正可得以清静地浏览。

这套院房是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建造的，原名怀德堂，时在清光绪七年。八年后，李大钊在此出生并生活到外出求学。

这是一套砖木结构的建筑，坐北朝南，占地1000多平米，建筑面积340多平米。分前中后三院。与北京的四合院不同，北京的四合院，连接前后进的通道，多在房屋的侧面。而这里的几进院落的通道，是房屋的前后门开通。称为穿堂套院。据说这是明清以来乐亭一带典型的民宅建筑型式。但据我度之，能拥有这样的一套建筑，是要具备一定的实力的。

掛着李大钊与其夫人赵纫兰女士照片的，是先生的居室。陈列品不多，桌椅板凳，顶箱立柜等，展示了原有的生活风貌。其中两个摆在地上的大木柜，令我们眼前一亮，继而不约而同地发出会心的一笑。

昨天在祖屋的时候，哥哥说在他儿的记忆中，有一大柜，于是便四处睃巡。终于在后屋里找到了躺在那里的大柜。

这种柜子叫做板柜，体型颇大。高近一米，长约一米五。我想它之所以叫做板柜，是因了它的盖子只是一块厚实的平板，前方的边缘探出箱体约两指，方便掀开。

令人惊喜的是，如今竟在大钊先生的故居里见到了，那型制，颜色，甚至老旧的程度，与我家老屋那个，简直一模一样！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乡里乡亲，斯言不假，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与先生情感上的距离，并为吾乡能有先生这样的杰出人物备感自豪。

遥想百年前，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代风流人物，却命付张作霖的绞刑架下。每思及此，㧪腕之余，也常发疑惑:大钊先生罹难之时，做为他的同志，陈独秀为何不施以援手？

陈独秀早年丧父，后过继给其叔父陈衍庶，成为陈衍庶的继子。陈衍庶是清末的官员，他在新民做官的时候发了财，在家乡广置田地，成为富商。也是他在新民府作官的时候，收编了土匪张作霖，任其为警备队副队长。后见其为人机灵，又收为义子。如此算来，陈独秀与张作霖之间的关系，当属义兄义弟。张作霖对陈衍庶的知遇之恩一直心怀感激。据说，陈乔年儿时与家人来沈阳时，张作霖还抱过他。

还有一种说法，说陈独秀与张作霖不仅是义兄弟，还是同窗。说陈衍庶闲暇之余为他们俩传道授业。我却觉得此说难免有附会之嫌。陈独秀在陈衍庶帐下，负责文书一类的工作，己是成年，老家中已有长子陈延年，早己不是什么“读书郎”。张作霖一介草莽，让他们俩坐在一起，听老先生授课，那情形，难以想象。

无论如何，以张作霖与陈氏父子的因缘，若陈独秀及时出面营救，大钊先生是可得以脱险的。毕竟张作霖与共产党，不似国共两党之间信仰与主义不可调和。据鲁迅文章中说，审讯李大钊的“法官”有言:叫什么名字不好，叫个李大剑，足见不是善类！军伐们只是些“丘八”，只知争夺地盘，并无原则可言。

但先生还是英勇就义了。据当年报纸记载，先生就义时“面色未改，从容赴死。”此刻，漫步在先生的故居，不胜唏嘘之余，只能自行猜测:时间太仓促了。大钊先生1927年4月6日被捕，经“秘密会审”，同月28日即被处以绞刑。

当然，这些都只是个人的推测，真实的历史细节，我们已无从知晓。但无可质疑的史实是，大钊先生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征程上第一块里程碑，他的英勇就义，更在国人心中树起了不可磨灭的丰碑。

故居二进门上“李大钊故居”匾额，是李运昌题写的。熟悉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争夺东北那段历史的人，对李运昌这个名字定然不会陌生。他是黄埔四期，当年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总司令，率部率先挺进东北。为东北的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为什么由他题写匾额呢？因为他是李大钊研究会名誉会长，更因为，他也是乐亭人，而且与李大钊同属胡家坨镇，他是木瓜口村。妥妥的“小同乡”！解放后一直身居正部级，多有建树。2008年以101岁高龄辞世。这块土地，不唯“多慷慨悲歌之士”，且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走出故居，大家纷纷在大钊先生塑像前拍照留念。我一向自知是个很“不上相”的人，拍出来一看，竟然也笑得不错，那笑中，还有几分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