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拾贝 （二十四）聂各庄村二三事

孙为健₂₀₂₂

西山农场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部分是果树队国营编制的农场职工，另一部分是当地种大田作物的农民。这部分农民被称之为“场员”，若进一步细分，那些抽调到果树队干活儿的农民被称作“上调场员”。“上调场员”虽然和职工干一样的农活儿，两者的收入待遇却存在显著差异。

果树五队与聂各庄生产队虽同处一村，是近邻，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过去的农场岁月里，我与众多聂各庄场员结下深厚友谊，亲历他们的生活点滴，那些岁月的故事至今仍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六十年代，农村几乎是贫穷和落后的代名词。当塑料凉鞋刚刚问世的时候，因为价格实惠，农场职工几乎人人一双。但聂各庄的村民看了嘲笑说：“这些职工，愿意花钱买破鞋穿？”当时，村里的农民都是穿自己家纳底做的布鞋。聂各庄最好的鞋出自队部门口一个瘸腿的皮匠之手，他用废轮胎底做成的布鞋，鞋头方正笨拙，甚至不分左右脚。村里那些在地里捡柴禾的孩子，没有什么衣服穿，寒冬腊月，只穿着一件空心棉袄，而且，每年从十一就开始穿棉袄，直到五一才脱棉袄，孩子们穿的几乎都是破破烂烂的补丁衣服。

普通农民的生活条件很差，只能说勉强达到温饱水平。有人跟我说过，他们家一年到头只吃两次肉，一次是在春节，一次是过中秋节。所谓的“吃一次肉”，不过就是吃顿带肉馅儿的饺子。有一年，果树队支援聂各庄生产队收麦子，麦收时起得早，天刚亮就下地干活儿，随后食堂才把早饭送到地头。考虑到割麦辛苦，为了给职工补充体力，食堂特意炸了油饼。我们班的两名场员没带早饭，我便给他们每人买了一个油饼，两个人连声道谢，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后来我才知道，其中一个女场员没舍得吃，用头巾包着油饼带回家留给了孩子。得知此事，心里五味杂陈，我深刻体会到农村生活的艰辛与不易……

当时农村医疗资源极度匮乏，与农场职工享受的公费医疗形成鲜明对比。职工常有剩余药品随意丢弃，而我们班一位场员的婆婆，在路上捡了一小袋药，老太太舍不得，把一袋药一下都给吃了。后果可想而知，最后送到医院抢救，老太太到底吃的是什么药，最后也没搞清楚。



农场给果树打药，有一年使用了进口的农药，进口药瓶子精致美观。农场有规定，剧毒农药的瓶子要收回。我们队的一个大车把式，想占个小便宜，趁人没注意，偷偷把一个空药瓶藏在了雨衣底下面。没想到农药的毒性极强，挥发性也厉害，没等到家，大车把式被农药熏倒在了大车上。好在被人及时发现，没有酿成大祸。但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笑料。

时间来到七十年代中期，农村发展势头越来越好，聂各庄村姓魏的小伙子幸运地被选送到清华大学农村分校上大学。农场分校在大兴，报道的第一天是选专业，小伙子满心疑惑，便向大学老师打听：“这儿有学木工的吗？我想当木匠。”这个质朴又有些天真的提问，也是很有特色。上大学学木匠，也就是在那个时代才能够想得出来。

七十年代，“农村广播”在农村落地生根，村里各个角落高高架起高音喇叭，每天中午，定时响起熟悉的开始曲，先是海淀区的农村广播，紧接着是农场场部的内容播报，声声入耳，响彻乡间。

彼时，聂各庄也成立了广播站，在两个固定节目之后，是聂各庄村的“午间新闻”时间。村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个人（疑似赫队长的弟弟）负责广播站工作，他身兼数职——即是站长又兼采访、撰稿、播音以及设备维修负责人。站长工作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寒来暑往，一年365天从不间断。

我们果树五队虽然不归聂各庄管辖，却是在广播喇叭的覆盖范围之内。我们队职工，每天中午都会收听到海淀农村广播的“大政方针”，也会听到农场广播站的“形势大好”，最后还要“沉浸”在聂各庄村广播站那沙哑的声音之中……

一个生产队的广播站，哪有那么多的“学大寨”先进事迹，哪有那么多的“好人好事”播送？这可害苦了广播站站长，他每日绞尽脑汁，东拼西凑各种内容的稿件。

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广播员念稿，错字连篇。他把“伟大领袖谆谆教导我们”，念成了“伟大领袖‘哼哼’教导我们” ，让人笑掉了大牙。七十年代，伟大领袖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马列原著。当广播站实在无内容可播时，便开始朗读马列著作。列宁有一篇文章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可那天中午我们听到的是一口一个“左派的幼雅病”，这刺耳的声音，搅得人们心烦意乱，却又无可奈何。

提到了念错别字，让我想起1978年我们在温泉二中参加高考，台头中学的教导主任也送学校几个民办教师参加高考。主任苦笑地自嘲说：“我们老师水平有限，上化学课都能把‘惰性气体’念成‘随性气体’。”

我们班的果树地紧靠着聂各庄村，村里的孩子偷苹果是常有的事儿。这些挨着果园长大的孩子，经验丰富，每次在背筐里放上十几个苹果，再盖上半筐草，大摇大摆地走在路上。一旦被人发现了，这些孩子特别可气，一边跑一边把苹果往外扔，即使被抓住，筐里苹果所剩无几，看青儿的人也不好处理。

那天，我们班果树地里就逮住了一个这样的半大小子，看青儿人开启了“审讯”模式：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说！你一共偷了几个苹果？”

“就那么一两个……”

“瞎说，我明明看着你扔了好几个，快说到底是几个？”

“就那么三四个……”

“赶紧说实话！不然我把你送到你们学校，让学校好好教育你！”

“就那么五六个……”

“还嘴硬？再不老实，我把你送到小分队去！”（小分队是农场的执法部门，专制各种偷鸡摸狗。）

“就那么七八个……”

就在一点点“挤牙膏”的时候，赶上五队的黄队长路过。黄队长拿偷苹果的孩子也没办法。队长说，这是XXX家的孩子，不行，扣他爸的工资。

这孩子一听说要扣钱，吓得脸色大变。他知道偷苹果是按个扣钱，一个苹果五毛钱，赶紧改口说：

“没那么七八个，也就五六个……”

看青儿的大手一挥：“行，就按六个算，扣你爸三块钱！”那孩子听了，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又接着改口说：

“没那么五六个，也就三四个……”

“你要是再不交代清楚，一个苹果按一块钱扣！”

“没那么三四个，也就一两个……”

“到底是几个？赶紧说实话，不然扣了钱你爸还得揍你！”

“就那么一两个……”

这下好了，甭管再怎么问，嘴里永远嘟囔着：“就那么一两个……”

这场“审讯”，最后成了一场不了了之的闹剧，现在回忆起来，也能勾勒出当年我们农场鲜活有趣生活的一面。



聂各庄村委会

谁认识当年的广播员？

聂各庄村现存的一段老旧围墙。

现在聂各庄村都盖起了三层的楼房。装修漂亮的外墙与残存的老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