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做一个“老年探险家”, 直面终将到来的死亡

侯軍

钱理群: 做一个“老年探险家”, 直面终将到来的死亡

钱理群，1939年出生于重庆。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安顺地区师范学校任教。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先后任教至退休。他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目 录

面对终将到来的死亡，我要做一个“老年探险家”

钱理群的养老人生

面对终将到来的死亡，

我要做一个“老年探险家”

作者：钱理群

摘要：如何看待自己老去的生命？如何安排自己的晚年？如何面对终将到来的死亡？迈向90岁的钱理群说，“衰老意味着自我身份、标识的消失，就需要寻找、建构新的自我。进入生命最后阶段……答案因人因时而异：这正是最吸引我之处。”

上世纪50年代，钱理群（后右）与家人合影

我和老伴经常感慨说，我们这一辈子实在是活得“太苦太累，太虚太假”了。如果不抓住进入老年这一最后时机进行弥补，就实在太亏、太窝囊了。这样，我们的“养老人生”就有了一个目标：要恢复人的本性、真心、真性情，取得和自然和他人，以及和自己内心关系的三大和谐，由此调整、完善我们的人性与人生。

于是，我就给自己的养老生活做了这样的安排：闭门写作，借以沉潜在历史与内心的深处，将自己的精神世界升华到更广阔、自由的境界；每天在庭院散步，不仅是锻炼身体，更是欣赏草木花石、蓝天浮云的自然美，而且每天都要有新的发现，用摄影记录下自己与自然相遇时的瞬间感悟；同时尽量使自己的人际关系单纯、朴实化。所有这一切的安排，最终要回到自己的内心，追求心灵的宁静、安详。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养老人生理想的核心与关键。

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所倡导的“三宽”：我们的生活与内心都应该“宽松”，对周围的世界和自己都要“宽容”，更要“宽厚”。有了这“三宽”，就可以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矛盾与冲突，我们的晚年也就能进入一个宽阔而自由的天地。

老年人遇到的最大也是最后的难题，自然是如何面对“老、病、死”的问题，这是不必回避的。我自己也是因为老伴的患病、远行而和老伴一起做了严肃与艰难的思考。

“老、病、死”是每一个人迟早要面对的人生课题，不必消极回避，也不必紧张恐惧，要“看透生死，顺其自然”。患了病，哪怕是重病，也应积极治疗；但一旦患了不治之症，就不必勉强治疗，不求延长活命的时间，只求减少疼痛，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我们不选择“好死不如赖活”，而选择“赖活不如好死”。

我们一辈子都追求人生的意义，这就要一追到底，至死也要争取生命的质量。独立而坚强的可忻，更做出了“消极治疗，积极做事”的选择，赶在死神之前，做完自己想做的事，并且亲自打点身后之事，把最后的人生安排得尽可能完善、完美，将生命主动权始终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可忻（钱理群的夫人崔可忻）的选择得到许多人的尊敬，大概不是偶然的。

钱理群与夫人崔可忻

从2022年12月到2023年3月，因疫情缘故我被封闭在家里，足不出户，做了三件事：整理身后出版的书稿；安置身后财产；做自己一生的总结，进行自我反省和忏悔。

4—7月上旬，我先后参加了：理想国在北戴河召开的我的第100本书——《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发布会；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举办的“钱理群学术思想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讨论会；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钱理群、崔可忻奖学金”颁奖大会；以及安顺市政府主持的《安顺文库》发布会，“天下贵州人”活动组委会主办的“关于贵州地方文化开发与研究的思考”讲座。在与现代文学研究界各代学人做了深入的学术讨论之外，还特别与“90后”“00后”有思想追求的年轻一代做了广泛的思想交流，也可以说是精神传递吧。

7月12日，我从安顺回到燕园养老院住所，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基本尽到，历史使命也基本完成。打个比方说，在人生赛马竞技场上，我已经冲到尽头，并得到了学界与社会的相应评价；但到达终点后，也不会马上止步，在全身心安全停下之前，还有一段慢跑。

没有想到，17天以后，刚刚喘过气来的我，又横祸天降。

在7月29日中午和7月30日凌晨3时半两次滑倒在地。虽然身体没有受伤，却浑身筋骨酸痛，一蹶不振了。“变老”的大洪水淹没了一切，意味衰老与死亡迫面而来。

一方面，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衰弱、昏聩感，不堪承受；另一方面，在静静地躺平中，竟然充满了好奇心：

1.到了一生尽头，会发生怎样的生理现象、心理现象？在这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社会现象？

2.怎样理解与思考衰老和死亡？

3.我将遇到怎样的仅属于自己的生理、心理困境？我将以怎样的方式应对自己的生命衰竭？

4.个性化的钱理群式的衰老与死亡，究竟是什么样子？

这太有意思了，又焕发了我的生命想象力与创造力！

我突然明白：衰老意味着自我身份、标识的消失，就需要寻找、建构新的自我。进入生命最后阶段，我的身份、标识是什么？我是干什么的？我是谁？答案因人因时而异：这正是最吸引我之处。

我要继续做一个“老年探险家”。于是，就有了我关于自己最后人生的两个设想。

01

设想一：“活力养老”最后的闪光发亮

首先是从2023年到2027年，84岁到88岁的“米寿”，或许延长到2029年的90岁，我期待有一个“静养、读书、写作”期，即所谓“活力养老”的最后闪光、发亮：在静养、维护身体健康为主的前提下，将读书、写作、学术研究的方向，转向“追问人性、国民性，探讨老年人生的生与死的本质”，最后回归生命的本真状态，呈现完整、真实的自我。我想到做到。从7月29日摔倒后的一个月，我集中阅读了9本关于养老、死亡的作品，并做了详尽笔记。

从2019年和老伴共度生死开始进入“养老学”研究领域，到了2023年，整整4年以后，我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入进去，这将是一个更深入、广阔的新天地。现在所能写下的，仅是我初步的思考。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生育率下降，老年期延长，人的生命历程产生巨大变化，人类进入了长寿时代。

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表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占总人口的18.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亿以上，占总人口的14.2%。据测算，预计“十四五”时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占比将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人民网）

应该说，中国、世界，以至全人类，对老龄化时代所带来的问题，都缺乏思想准备。整个社会陷入不知所措或无所作为的困境，而身处其中的老年人，则陷入惶惑甚至恐惧之中。这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

难道老龄化仅仅带来危机，没有出现生机？

长寿时代，会不会给我们这些老年人带来生命发展的新的可能性？我认为，恰恰是长寿时代改变了老龄人生的既定道路与命运。

在传统中，人生分三个阶段：学习—工作—养老，是一个不断走向衰亡的过程。在这样的人生逻辑里，“养老”就是“等死”。但长寿时代的老人，寿命的延长，也同时意味着身体与精神的延伸，劳动参与率的提升。这样，就有了重新“学习”与“工作”，重新创造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机遇，甚至有了继续大有作为、中有作为，至少是小有作为的可能。同时，因为处于前所未有的高科技时代，老年人智力的意义与价值就更加凸显出来。我想过这样的问题：我的学术研究是机器人能替代的吗？有的基于理论与史料的研究，可能机器人也能做；那些基于个人人生经验与渗入个体生命体验的研究，就很难被取代。

这样与当下、现实联系密切的学术研究，再加上个人主体性的介入，恰恰是我的主要追求，也是优势所在。老年人有丰富、复杂的人生阅历和生命体验，在新科技时代的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会激发出特别的生命活力：在机器人的挑战下，高智商的老年人弥足珍贵。

老年人的智力、创造力，绝不能低估。以我自己为例，从2002年63岁退休，到2023年84岁，20年来我始终处于思维的活跃状态，而且不断趋向高峰。有学生统计说，我的三分之二的著作，都写在退休之后，始终保持在高水平。

据研究者分析，人的智力分“晶体智力”（知识，理论）和“流体智力”（人生经验，生命体验，想象力与创造力）两方面。一般说来，越到老年，就越趋于保守研究。这是因为流体智力不足，也没有勇气与智慧否定、超越自己，还有的老年人落入“成功人士”陷阱，醉心于各种应酬并从中获利，而无法坚持寂寞中的独立研究。我的老年期研究，也有主要依靠晶体智力的，偏于揭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仰仗流体智力，满怀好奇心开发自己的想象力，自觉追求老年学术的“创造性顶点”。

可以说，正是在2022—2023年，我的思维活跃度，想象力与创造力都达到了顶峰。现在，突然摔倒在地，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自己在进入衰老、死亡期的最初阶段，至少在“88米寿”之前，还能保持思维的相对活跃，还能想象、创造，开拓思想与学术的新未来。

02

设想二：进行“我是谁”的追问

在《九十岁的一年》里，我读到了这样一句话：

为了你，我已摆脱了自我不戴面具地践行生活……即我内心最深处的那种生活。

我眼一亮，心一动：这真一语道破了老年人生的本质！这也是我的“养老学”思考和研究的核心。

我在很多文章和讲话里都一再提到，作为一个人，特别是中国人，我们一直是“戴着面具”的：从童年、少年接受学校教育，就开始学会“听话”；到了青年、中年、老年阶段，成为社会的一员，你的职业、身份、地位无形之中也成为一个卸不下的面具。你能说什么，做什么，都有规定，绝不能越轨。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一个“群体性”的、“我们”式的存在，而不是个体性的“我”的存在：内在的自我始终处在被遮蔽、压抑，不被承认，以至自己也不知晓的状态。

现在老了，退休了，脱离了单位，成了养老院里的一个普通居民，没有头衔、身份、地位的老头、老太。直到此刻、现在，你才可以摆脱你原有的存世身份，自由、放开地活着，开始倾听你内心深处的声音，让你本质性的存在显现出来，由单一的自我变成多重自我，成为“你想成为的人”，这才找到了独一无二的自我。

这不仅是一个重新寻找、发现与坚守的生命过程，更包括自我人性的重新调整。除此之外，还要有人性的新发展——把自己曾经有过，却阴差阳错没有实现或没有充分实现的兴趣、爱好、向往发掘出来，把自己的最大潜能发挥尽致。重建了自我，生命因此有了一种新的存在形态。有了老年人生的回归与重建，尽管步履蹒跚，却成了“超越性的老人”，这就是“老中的不老”：虽然衰弱了，失去了很多，但人性超越了。

于是，我突然醒悟：虽然我倒下了，却回归更深维度的自我，成为内在的“人”，呈现本质性的自我存在。这样，我也就可以坦然回答“我是谁”这个人生的根本问题。这样的追问，从青少年开始，到了年老临终，才会有一个完整、可信的答案。

这就是我在生命最后阶段的责任与使命：进行“我是谁”的追问。

首先，这是一个“连自己也说不清”的，“远比人们描述中、想象中的‘钱理群’要复杂得多”的钱理群。我在《钱理群的另一面》的“后记”里这样写道：

说我“激进”，其实在生活实践中，我是相当保守、稳健，有许多妥协的；说我是“思想的战士”，其实我内心更向往学者的宁静，并更重视自己学术上的追求的；说我“天真”，其实是深谙“世故”的；说我“敢说真话”，其实是欲说还止，并如鲁迅所说，时时“骗人”的。人们所写的“我”，有许多反映了我的某些侧面；但同时也是他们心中的“钱理群”，或者说是希望看到的“钱理群”，有自己主观融入的“钱理群”。客观、真实的钱理群，是多元的，且相互矛盾的。

这是作为社会性、时代性存在的钱理群：生活在现行体制下，在与体制的周旋中生存下来，又维护了自己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又有冷静、克制，进行一定妥协的理性。永远不满足现状，是永远的反对派，永远站在平民立场，永远处于体制的边缘位置，又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属于鲁迅说的“真的知识阶级”。

这是忧国、忧民、忧世界、忧人类、忧自己、忧自然、忧宇宙，忧过去、忧现在、忧未来的钱理群。越到晚年，越感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自己有关，时刻不忘“脚踏大地，仰望星空”，“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这是坚持老年理想主义与老年现实主义的钱理群。人们称他为“当代堂吉诃德”，又有越来越浓重的“哈姆雷特气”。钱理群“永远走在鲁迅阴影下”，固执而执着地以思想家鲁迅的思想为自己的精神资源，并且自觉承担将鲁迅思想转化为当下中国，特别是年青一代精神资源的历史使命。这是牢牢把握自己的“历史中间物”定位的钱理群，因而不断质疑、反省自我。

这是沉湎于“一间屋，一本书，一杯茶”，永远胡思乱想，又喜欢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胡说八道、畅怀大笑的钱理群。这里还有一个作为个体的存在，个性化的钱理群。自称“自然之子”的钱理群，说自己“本性上更接近大自然。只有在大自然中，才感到自由、自在和自适。处在人群中，则经常有格格不入之感，越到老年越是如此”。

即使是旅游，我对所谓人文景观始终没有兴趣，我觉得其中的虚假成分太多。真正让我动心的，永远是那本真的大自然。这样的类似自然崇拜的心理，还有相关的小儿崇拜，其实都来自“五四”——我承认，自己本质上是“五四之子”。（《钱理群的另一面》）

还有一个永远保持童心的“老顽童”钱理群。我和同为养老院居民的儿童文学家金波合作写了一本《我与童年的对谈》，就说“中国有两个成语，最适用于人的晚年，一个是返老还童，再一个是入土为安”，但又不是简单地回到童年，其中有老年的阅历与智慧。“把老年的智慧和童年的真诚结合起来，实际上是一种（生命的）提升”。我最看重的“童心”，就是“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对万事万物本能的直觉反应，不受任何拘束和限制的想象力：这都是儿童的天性”。我这一生，最大的特点、优势，就是任何时候，特别是人生每一个重要转折点，都保持与发扬儿童天性，对未来充满好奇心、想象力，也就有了不竭的创造力。

这是焕发艺术天性的钱理群。“我经常关注千姿百态的建筑物在蓝天、白云、阳光映照下所显示的线条、轮廓、色彩等形式的美”，“连续拍摄了好几张‘风筝飘浮于晴空中’的照片，意在表达我内心的‘蓝色’感：那么一种透亮的、饱满的，仿佛要溢出的，让你沉醉、刻骨铭心的‘蓝’”（《钱理群的另一面》）！我就是鲁迅笔下的“腊叶”：“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野草》）。

03

终极理想：超越性

正当我热衷于总结自己一生，思考“我是谁”，将自我现实理性化、抽象化时，我读到了《临终心理与陪伴研究》，又猛然惊醒：我这样理性思考、总结“我是谁”，当然很重要，也很不容易；但如果因此将自我现实凝固化、绝对化，也预伏着很大的危险。

据相关学者的调查、研究，老年人到了生命的临终时刻，“身体失去更多的功能，自我也愈加无力维持它所建立的秩序，而病人也同时感觉他好像不再是‘原来的自己’”，随着“自我现实一层层的褪去”，人的意识就“从自我现实的意识转化到超个体的整全意识”。既回归个体生命的内在自我，又融入宇宙大我之中，“与神圣领域缔结，与他人发展前所未有的亲密，宛若个人返回母亲的怀里”，就进入一种有别于自我现实的，研究者称之为的“灵性生命状态”：“从原来繁杂的人间世事中脱离了出来，用灵魂去看见每一件事情，而每一件事都没有必须说出的意义”，只是“带着慈意，专注着、微笑着、珍惜着”。“死亡不仅在生理机制上提供完善的归途，与这个机制相伴的精神领域也提供完善终结”，“每个非猝死临终的人应该都会经历最后的‘良善’时刻”。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寿终正寝”吧。

但这样的临终过程又是相当“个人化”的。宁静、安然之外，也会陷入空虚、焦虑，甚至突然出现“怪异”。更多的是同时包含宁静与骚动，心碎与幸福，冷酸与温暖，摄取与给予。（以上讨论见《临终心理与陪伴研究》）

在看清楚这样的生命归宿以后，我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认清“我是谁”，又不能将现实存在的自我终极化，而是要在面临不可避免的衰老与死亡时，迅速地从自我现实中撤离出来，让本心臣服于自然的生死流转，进入生死相通的濒临状态，从而获得新的灵性生命。平静、安适、和谐，自有一种超越性的感受。这大概就是我的养老人生最终的理想与目标了。

本文摘编自钱理群著《养老人生：新机遇，再出发》，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出版

钱理群的养老人生

作者: 陈梦溪

钱理群在养老院摔了一跤。

那一夜，因为站不起来，深更半夜的他不想打扰别人，大概是感觉到自己没骨折也不严重，他躺在地板上过了一夜。那一夜他突发奇想——死亡离我越来越近了，我要看一看死亡是什么样子的。

天亮后，他被人扶起来，躺在床上，很高兴，又有了一个新的思考和研究课题了。

这已经不是钱理群第一次摔跤了，其实摔跤对于老年人并不是小事，一位老人因为摔了一跤就此瘫痪不起甚至仓促离世并不新鲜，从2015年7月14日，钱理群和老伴崔可忻决定卖了房子住进养老院至今，已近十年时间。

卖房住养老院，这是个大胆的决定，而且十年前，作为第一批入住那所新建成的燕园养老院的老人，他们可谓是大胆且先锋。从养老院的名字“燕园”就能看出，住在这里的老人，大多是知识分子。他们“摸着自己过河”开始了一趟未知的旅程。这十年间，钱理群经历了不少事：老伴患癌离世、自己患癌……每件事都给他带来不小的冲击，也让他写了好几本关于养老的书。近日，他的又一本新作《养老人生》出版，从2015年入住时“活力养老”的老年探险家，到如今丧妻患病，却依旧想在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创作更多的作品，钱理群俨然有了完全不同的感想。

以往所知，大众面前那个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鲁迅的知名学者钱理群决定“摘掉面具”，因为“别人会忘记你的，那就完全回归到纯真的自我”。

钱理群近照

这里不是世外桃源

人到老年，交友不易——这是儿童文学作家金波的感慨。

金波是与钱理群最早一拨入住燕园的老人。他入住养老院之前有过一番设想。人到老年，因为身体或精力的原因，总是力不从心，如果入住了养老院，那么生活上有人照顾，精神上可以结交新朋友，开启一段省心省力的活力养老生活。可一住进去却发现，感受到了完全另一种情况——首先，老人们年老体弱，在这里见到的多是疾病，老人们之间谈论的话题也是体衰甚至死亡，逐渐地他感受到一种无奈和孤独。因为思虑较多，又会生出许多怪异的想法。有焦虑，有怨气，而且找不到人去诉说。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钱理群。

在一次饭后，他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把满腔积攒的烦恼一股脑倾诉给了钱理群。没成想，钱理群听后只是用平缓的语气跟他说：“这里也是个小社会啊。”

这里也是个小社会！一句话，让金波从种种困惑中走出来，也让他反思住进来后的种种不适应而清醒过来。他开始承认，自己就是要在这个“小社会”里度过余生，就是一群无法违背自然规律的老人。无论从前有多少高官厚禄、功名声望，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取得过多么耀眼的成绩，在养老院，大家都是平等的人。这么想着，金波不再别扭，而是开始参加活动、聚会，结识了更多的朋友，也开始寻找老年生活新的目标。

其实在初入养老院阶段，许多老人都有一定能力寻找自己的新生活。老人们创立了各种活动小组，如舞蹈、爱乐、健身、朗诵、读书会等，还有邻里关怀走廊，每天晚饭后大家都聚在一起，用几分钟的时间打棒操，每天见面、聊天，感情逐渐浓厚，陌生人变成了好邻居、好朋友。

这便是钱理群所说的“摘掉面具”。在《九十岁的一年》里，钱理群读到了这样一句话：“为了你，我已摆脱了自我，不戴面具地践行生活……即我内心最深处的那种生活。”他眼前一亮：这句话道出了养老的本质。除了引发广泛讨论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句话，钱理群在许多文章中都在强调一种观点，那就是作为一个人，我们从小到大一直是“戴着面具”生活的——童年、少年要学会“听话”，青年、中年开始步入社会，职业、身份地位无形之中也成了一种卸不下的面具。当我们作为“群体性”的“我们”存在时，内在有可能会被遮蔽、压抑、不被承认。钱理群在书中写道：“现在老了，退休了，脱离了单位，成了养老院里的一个普通居民，没有头脑、身份、地位的老头、老太”，直到这一刻，才有时间去寻找真正的自己。

从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再到看山仍是山，可能这就是许多老人对养老生活的体悟。

崔可忻在养老社区登台演唱

我的深情为你守候

钱理群的老伴崔可忻是位医生，在初入养老院时，她反复问丈夫：“这样整天吃吃喝喝，有什么意义？”两人感到理解，于是，人老了去哪里寻找生命的意义成了令他们苦苦探索的问题。在退休前，医生忙碌、充实而有成就感的生活令崔可忻比钱理群更不适应老年的孤独感，对此钱理群也无能为力。不过崔可忻是位极有行动力的女性，她想到了结合自己的专业，从医学的角度切入养老问题。她得知了北京大学成立了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便敏锐地察觉到，在老龄化的中国似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这也是新的机遇。她立即着手研究关于养老社区结合大数据的设想与建议。

两人为此想法兴奋不已。不过在书中，钱理群也不无遗憾地写道：“我们还是太天真，太过超前了，当时，几乎无人真正理解其重要性，遇到点实际困难，就被束之高阁，最后不了了之。”这使得两人的养老生活遇到了一大挫折。

不过，崔可忻并没有灰心，很快她便发现，养老院的老人们对于医学知识有着浓厚的兴趣，但看病的时候却时常病急乱投医，社会上还有种种针对老年人的保健骗局，她意识到有必要在养老院开展老年医学讲座。她收集了几乎所有的医学教科书，特意购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教学计划，计划开展100次讲座。不过也因为种种条件限制，遗憾地没有完成。

钱理群形容两人是“屡战屡挫、屡挫屡战”。直到2018年8月，两人几乎同时确诊了癌症。

先是钱理群在北大医院做穿刺检查时，发现了前列腺癌症病灶，接着崔可忻感到胃疼，血糖也突然升高，这是胰腺癌的征兆。在2018年8月20日的日记中钱理群这样写道：“多年来一直担心得癌症，现在这一天还是来了。虽然不见得是绝症，但确实是我住院时预料的那样：我的人生最后一段路，终于由此开始了。”但这些话他并没有跟老伴说，因为他们已经就此讨论过许多次。在住进养老院时，两人就对“钱和死”两件大事达成了一致——钱该花就花，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尽量舒服，甚至不惜卖掉房子；对于生死也从不忌讳，用钱理群的话说，自己已经活到八十岁了，“再多活几年少活几年，已经无所谓了”。所以钱理群照样写文章，崔可忻照样唱歌。

一段时间治疗过后，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崔可忻的胰腺癌已经转移到腹腔，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两人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再治疗，不求延长活命的时间，只求减少疼痛，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段人生路。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崔可忻提出，在养老院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举行一场“告别演出”。演出排练期间，她疼得不行，只能吃吗啡，演出当天，她上午在医院输液到中午1点，换服装、练声，下午4点就站在了舞台上，完成了“天鹅的绝唱”。后来，钱理群写下了《我的深情为你守候》一文，作为《崔可忻纪念集》的序。

钱理群重回精神基地，与老友戴明贤（左）、袁本良（右）在贵州安顺畅叙

圆人生最后一个梦

钱老先生入住养老院的这些年，竟然笔耕不辍，写了十六七本书，500万字，平均每年两本，60万字。樊宝珠是钱老养老院的好邻居，随着大家逐渐熟识，老人们定期举办沙龙，而崔可忻就是第一批居民中最有影响力的“沙龙女主人”。因为崔可忻，樊宝珠认识了钱理群。在樊宝珠眼中，钱理群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那一亩三分地是他的精神花园。因此，他也很少参加社区的活动，崔大夫主持沙龙，钱先生便静静坐在客厅的角落，不说一句话，却可以感受到他的投入。

书的最后一章是《圆人生最后一个梦》，钱理群清楚，在80岁后，他逐渐进入了“精神上向顶峰攀登，身体却日渐衰退”的尴尬处境。尽管他盼望“88米寿”时仍然能保持思维活跃和创作丰富，但他心里明白自己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老年期的第二阶段：身体与精神的失能，很可能是身体的失能在先——“失能意味着自己已经不能独处、独居，更不可能掌控自己的命运，要受他人支配，即使是出于爱的支配。我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是很难想象和接受的”。

2023年，钱理群的安顺之旅，南京之旅，都是回到故乡，钱老趁着还能行动自如，对于家乡涌起了“归属感”的渴望，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思考大问题，做小事情。

这人生最后一个梦便是写一本儿童文学。钱理群17岁时就想当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在81岁时与好友金波也已经合作完成好几本书，其中也包含着钱理群的养老理念：回归童年，回归自然。金波说他：真是个浪漫的老头儿。

研究了一辈子鲁迅的钱理群在这本《养老人生》的最后，收录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鲁迅的《死后》，这篇有些阴鸷惊悚的小小说讲述了“我”想象自己死后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另一篇也是鲁迅的，名为《死》，类似杂文，写了鲁迅对于死亡的种种哲学思考。鲁迅对于死的执拗是“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又想到有些人死前会希望得到别人的宽恕，对此态度仍旧倔强：“让他们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钱理群却似乎走向了另一端，他不似鲁迅那样冷峻，而是说：“我是一个可笑的老头儿，我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儿。”他打算把这句话刻在墓碑上。好友金波注意到，这两年，大家都说他越来越像弥勒佛了，金波便把自己收藏的铜雕弥勒佛像送给了钱老，而钱老将其放在茶几上，每天面对面对视着。

来源：新三届、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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