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海派艺术的摇篮，土山湾孤儿工艺院

张敏

徐家汇是上海著名的商业、时尚、文化中心之一。但在上海成为繁荣的都市之前，这里就已经是中西文化交融、奠定海派文化的重要渊源之地。

徐家汇是法华泾（李漎泾）、肇嘉浜、蒲汇塘三水汇合而成的一个城区，唐代至宋代时属华亭县高昌乡，明清时属上海县法华乡。公元1633年，明崇祯年间的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父亲去世后回乡守孝三年，在法华泾南侧买地建了一所农庄别业，从事农业实验并著有一系列的农业著作，并将西方科学著作整理、翻译，首开“西学东渐”的进程。

1633年，徐光启在北京去世。八年后灵柩运回上海葬在他的故居地，后裔守墓聚族而居，这里便叫做“徐家汇”。徐光启为上海地区第一位天主教徒，徐氏后人又在此结庐，明末清初徐家汇一带便为天主教传布的重要阵地。直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政府禁止传教，天主教的传教活动转入地下。

1832~1837年，林则徐出任江苏巡抚，府衙在苏州。1836年林则徐率民众疏浚河道，以利漕运和排涝，将挖出的淤泥堆积在蒲汇塘和肇嘉浜的拐弯处，高十几米，长二十多米，占地约八十亩，后人将之称为“土山湾”。

根据土山湾印书馆1933年出版的《徐汇记略》描写：“土山湾者，浚肇嘉浜之时，堆泥成阜，积在湾处，因此得名。清同治三年（1864年），削为平地，土山故地，不复可寻矣。”

1840年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上海至此作为通商口岸之一，可以设立租界，曾被禁止长达一百多年的天主教也开始恢复了传教活动。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共有四批十九位天主教传教士抵达上海。次年，天主教耶稣会会院在徐家汇建立。同治二年（1863年，）江南耶稣会会长、法国人鄂尔毕神父（R.P.Joseph Gonnet）通过央求人设法买到了土山湾连同西北良田十余亩，将山削平以建屋和筑路。

同治三年（1864年）法国耶稣会在土山湾建立起孤儿院，至1960年结束，历时近百年。这百年中，土山湾这个名字曾一度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但它的影响却从未消失。如今这个名字连同它曾经的辉煌被历史挖掘并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得以让我们对这个近代世界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成果感到自豪。

在土山湾博物馆的前言部分这样写道：“土山湾是中国西洋画的摇篮，造就了一代代艺术名家；土山湾是近代上海工艺和海派文化的渊源，创造了中国工艺史上的诸多第一；土山湾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先导，开近代上海乃至中国风气之先。”

2008年7月6日，土山湾孤儿院旧址（蒲汇塘路55号）被列为徐汇区文保单位。2009年，“土山湾手工工艺”被列入上海市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土山湾博物馆正式成立。

2010年6月12日（中国文化遗产日），土山湾博物馆在原土山湾孤儿院仅存的北楼遗址上建成对外开放。2014年土山湾孤儿院旧址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归入“徐家汇天主教历史建筑群”整体保护体系。

博物馆为砖木结构，展厅面积900平方米，分为“牌楼厅”、“徐家汇厅”、“土山湾厅”、“传承影响厅”四大单元，以实物、照片、模型和历史文献近四百件介绍了徐家汇及土山湾孤儿院的历史，以及土山湾工艺院对中国近代西洋艺术的贡献和传承，并用多媒体等手段还原了孤儿院的日常场景。

进入博物馆，首先参观的是“牌楼厅”。这里展出的是镇馆之宝：“中国牌楼”。

这座牌楼高5.8米，宽5.2米，用柚木雕刻而成，为四柱三间楼阁式，六挑斗拱庑殿顶。牌楼顶上正脊两端为龙头鱼身的吻兽；垂脊上有天神骑在神兽上，身后有一牧兽小童；戗脊上左右各有四只神兽威严端坐，身后有天兵天将持矛肃立。

牌楼两边的牌匾上分别刻着“功昭日月”、“德并山河”，四周刻有三国人物故事的图案。四根立柱上雕有盘龙，盘龙中间祥云波浪中是八仙过海的故事。立柱底部抱鼓石上雕刻着42只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狮子，栩栩如生。

令人惊叹的是，这座牌楼不仅外观精致，雕刻技艺精湛，更在于不用一颗钉子，各构件之间结点以中国传统的榫卯结构相吻合；而在细节上，繁杂的结构、精细的字匾、栩栩如生的人物、动物、植物雕刻，几乎每个部分都可以单独成为艺术珍品，体现了当时土山湾工艺传承了中国古代的传统技法，又融入了西方透视学原理，是中西方雕塑艺术和审美理念融合的典范之作。

没有想到，这座代表着中国近代艺术辉煌的牌楼，竟是1913年由一位外国天主教修士带领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数十位孤儿历时近一年制作而成。

1915年，土山湾中国牌楼和土山湾八十余件中国宝塔模型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也称“旧金山世博会”）中国馆展出，其中宝塔模型获得该届世博会最高荣誉“甲等大奖章”。中国牌楼也备受瞩目，后又相继参加了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和1939年纽约世博会，三度亮相均广受赞誉，在世博会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时隔110年后，土山湾牌楼实物和宝塔模型图片以“被凝固的时光：土山湾牌楼与宝塔的百年世博情缘”特展形式，在上海图书馆和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的支持下，于2025年4月1日起在土山湾博物馆展出。

主持牌楼和宝塔模型制作的葛承亮（本名贝克Aloysis Beck）是德国建筑师，会绘画，懂摄影，擅长建筑，精通木雕技艺。他1892年来到中国，长期担任土山湾孤儿院木工间主任。他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尤其崇拜三国时期能制作木牛流马的诸葛亮，特地取了个“葛承亮”的中国名字，并取字“卧冈”。他主持制作的工艺作品，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又融入了西方工艺的创新元素。

葛承亮在土山湾最辉煌的成果之一是主持1915年旧金山世博会的中国宝塔模型制作。这位近60岁的德国老头通过对分布在中国东到浙江、江苏，西至甘肃、四川，南临广东、云南，北抵直隶、盛京的百座宝塔进行历史档案查阅、现状图片和细节信息收集、详细考察和研究后按比例缩小仿真复原，并带领木工部300位学生和师傅中的五分之四通力合作，完成这一旷世之作。（另五分之一的人是制作中国牌楼。）

这一组宝塔模型按精确比例打造，有的宝塔上还复原出了原有的壁画绘画，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美国耶稣会修士D.J.Kavanagh在关于旧金山世博会的一本书中写道：在这里，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很多中国宝塔的缩小模型群中，这些展品被艺术地摆放着，而且做工非常精细，在整个展览会都找不到能够与之匹敌的艺术品。

宝塔模型在旧金山世博会荣获甲等大奖章后，部分展品却一直静静躺在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不为人知。2008年金融危机时，该博物馆委托苏富比拍卖行卖掉了部分展品，目前该博物馆仅留下三座宝塔模型。

直到2024年，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推出《塔游记1915年：从上海到旧金山》专题特展，收集到的84件宝塔模型才再次齐聚展出。如今在土山湾博物馆展出的这项成果虽然原件全部还在国外，展出的五件模型（分别为上海松江方塔、上海龙华塔、北京多宝琉璃塔、北京天宁寺塔、杭州六和塔）为复制品，但通过原件图片和复制品实物足以震撼观众。

展出的上海方塔模型复制品。

展出的上海龙华寺塔模型复制品。

展出的北京多宝琉璃塔模型复制品。

展出的北京天宁寺塔模型复制品。

杭州六和塔模型复制品（展陈于土山湾厅木工间部分）

1915年旧金山世博会结束后，牌楼被美国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购。参展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和1939年纽约世博会后，一度被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收藏在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城。后落入一个美国文物贩子手中，被分解得支离破碎后，几经转手，辗转数国。

1985年，瑞典建筑师沃勒尔（M.Woeler）抢救出牌楼剩余构建运抵瑞典，并组建了一个基金会，对牌楼开展保护和研究工作，但真正的修复还原还是在回归以后。

2008年7月始，经中瑞双方协商，牌楼于2009年6月远渡重洋，从斯德哥尔摩运抵上海，流落海外百年的牌楼回到他的诞生地土山湾。

由于年代久远及文物贩子的人为破坏，回归时牌楼已残缺不全。经过国内古建筑专家、上海及浙江东阳的木雕工艺师会诊，决定本着“补齐、补全、补美”及完全尊重原物、尊重历史的原则修复该牌楼。浙江东阳木雕古建园林公司主动请缨捐修牌楼。

经过近7个月的努力，东阳木雕古建园林公司捐资180万元，于2010年4月5日完成修复，并于2010年6月12日在作为上海世博会分会场的土山湾博物馆正式对外展示，时隔一百多年的中国工艺美术瑰宝和中西文化交流成果的“中国牌楼”重新展现在世博会的舞台上。

土山湾博物馆的第二部分为“徐家汇厅”，介绍了徐家汇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文化兴盛和历史名人。

在这个展厅中，可以看到徐家汇的兴盛、发展与清晚期的“洋务运动”有着密切关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李鸿章为挽救清政府，推行“洋务运动”。中外教会人士认为江南地区文化发达、通商口岸交通方便、在上海建设西学中心条件成熟，遂于1872年，由当时中国地区耶稣会会长谷振声（Angello Della Corte）和江南教区主教郎怀仁（Adrien Languilat），发起组成江南科学委员会（Comite Scientifique de Kiang-nan），并在徐家汇召开会议，组织实施“江南科学计划（Plan Scientifique du Kiang-nan）”，设址徐家汇。

该计划的牵头人是法籍耶稣会修士刘德耀（Henri de Lec），负责计划的实施与推进。

江南科学计划的主要执行者有四人：高龙鞶（Augustin Colombel），他创立了徐家汇观象台；韩伯禄（Pierre Heude），他创立了徐家汇博物院；晁德莅（Angelo Zottoli），他创立了徐汇公学；费赖之（Louis Pfister），他管理着徐家汇藏书馆。

该计划放弃了原定在北京宫廷发展科学事业的路线，转而构建上海科学文化中心。该计划得到法国科学界的支持，经费、设备和技术均与法兰西科学院紧密联系。就这样，徐家汇地区逐步构建了完整的科学传播体系、文理兼备的教育体系，成为上海科技发展的源头。

清宣统二年（1910年），这里为上海县华亭乡所属。在这之前上海县城（后来的南市）及周边为士林云集、名媛萃聚的繁华都市时，徐家汇却是一派宁静祥和的田园风光。那时徐家汇的原住民到县城去，说是“到上海去”。

十九世纪末开始，在“江南科学计划”带动下，徐家汇先后修建起一系列的科学文化机构、教育机构、宗教机构和慈善机构，并在土山湾对面的三角地（现在的漕溪北路上海电影制片厂及其周边）建造专供土山湾人员（包括成年后的土山湾孤儿和圣母院孤女结婚后的家庭）居住的“教友村”（也叫“五埭头教友村”）。徐家汇东至天钥桥路、西至文定路、南起斜土路、北迄徐镇路的1.5平方公里土地均属耶稣会。几十年时间，徐家汇就成了中国最具规模、影响最大的西方文化中心之一。

“江南科学计划”的组成部分有：

科学文化机构：徐家汇藏书楼、徐家汇博物馆、徐家汇天文台、圣心报馆、圣教杂志社等。

教育机构：徐汇公学、类思小学（汇师小学）、类思师范学堂（汇师中学）、震旦学院（震旦大学）、启明女校等。

宗教机构：大修院、小修院、耶稣会总院、徐家汇天主堂、圣衣院、耶稣会神学院等。

慈善机构：土山湾孤儿院（孤儿工艺院）、圣母院（内设崇德女校、启明女校、育婴堂和众多作坊）等。

下图为天主教耶稣会在徐家汇主要科教文化机构的创始年份及创始人。

下图为“徐家汇天主教历史建筑群”整体保护体系模型，其中棕色屋顶建筑是目前留存的教会建筑遗址。

徐家汇天主教堂

土山湾孤儿工艺院

在该展厅中，有为徐家汇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十位名人浮雕墙，和由著名画家陈华平创作并捐赠的这十位名人油画头像。

徐宗泽（Xu Zongze，1886-1947），江苏青浦人，徐光启第十二世孙，哲学博士，留学罗马，精通多国语言。1923年回国后任徐家汇藏书楼主任，兼任《圣教杂志》主编，著有《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等。

李问渔（Li Wenyu,1840-1911），江苏南汇人，西学家，徐汇公学毕业，担任《益闻录》、《圣心报》、《圣教杂志》主编，震旦学院院长，译著有《福音书》、《新经译文》等，是中国近代重要的翻译家、出版家。

马相伯（Ma Xiangbo,Joseph Mo,1840-1939），江苏丹徒人，西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徐汇公学毕业，后脱离耶稣会，参与洋务运动。1903年捐办震旦学院，1905年又办复旦公学。1013年任北京大学代校长。1932年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称为“爱国老人”。

韩伯禄（Pierre Heude,1836-1902），法国人，生物学家。1868年抵沪，同年创建徐家汇博物院，1872年任院长，是“江南科学计划”的主要执行者。所著《中华帝国自然历史丛书》，是中国生物界的权威著作。

高龙鞶（Augustin Colombel,1833-1905），法国人，科学家。1869年来华。1873年建徐家汇天文台，对中国近代天文学作出重要贡献。著有《徐家汇天文台磁学与气象学月报》、《江南传教史》等，是“江南科学计划”主要执行者。

范廷佐（Joannes Ferrer,1817-1856）西班牙人，雕塑家。1847年抵沪。曾设计董家渡天主教堂和徐家汇老堂。1851年在徐家汇教堂内开设画室，1852年改为工艺学校（土山湾画馆前身），是土山湾画馆的奠基人。

费赖之（Louis Pfister,1833-1891），法国人，汉学家。1868年任徐家汇藏书楼主任，终身从事耶稣会历史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著有《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等，是“江南科学计划”的主要执行者。

晁德莅（Angelo Zottoli,1826-1902），意大利人，汉学家。1848年来华，曾任徐汇公学校长，教授马相伯、李问渔等首批学生。负责“江南科学计划”中的汉学部分，用拉丁文翻译儒家经典，著有《中国文化教程》等，流传欧美。

南格禄（Claude Ggotteland,1803-1856），法国人，1839年来华。1841年任江南耶稣会会长。任内将会址从蔡家湾迁到徐家汇，创建徐家汇天主堂、徐汇公学等机构，为近代徐家汇文化事业奠定了基础。

郎怀仁（Adrien Languilat,1808-1878），法国人，1844年来华。1851年任徐家汇耶稣会住院院长。1853年任南京教区副主教。1864年任江南宗座代牧区代牧，是“江南科学计划”发起者，规划和制定了近代徐家汇的文化事业。

博物馆的第三部分为“土山湾厅”，介绍了土山湾孤儿院的历史、孤儿生活和教育、孤儿工艺院及所属画馆、木工部、彩绘玻璃、印书馆的艺术和作品。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重大水灾，其中江苏境内的苏南地区灾情尤为严重，“玗破堤塌”，“遗孩颇多”，“惨状数百年未闻”，以致原定农历八月举行的科举乡试被迫展期。为收容受灾孤儿，清咸丰五年（1855年），耶稣会传教士薛孔昭（Fr.Louis Cica）在青浦横塘开设孤儿院，后迁至上海县西乡蔡家湾。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进攻上海，为躲避战乱，部分孤儿转移，临时寄居于沪南董家渡。

同治三年（1864年）法国耶稣会在土山湾建立起孤儿院，将寄居董家渡的孤儿迁至这里。到1867年孤儿院扩建后，已收容孤儿342人。当时孤儿院占地约85亩，建有楼房、平房共34间，专门收养6~12岁的男孩。

据《徐汇记略》载，从1864年到1903年这四十年间，土山湾孤儿院收养孤儿约两千数百人，平均每年收养约六十人。据土山湾博物馆介绍，该院自1864年创建至1960年关闭的近百年来，先后收养了近万名孤儿和幼童。

记录了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全过程的“土山湾大事记”。

孤儿院事务由耶稣会掌管，主要由外籍人士担任“理院”，此后也有中国修士担任（最后一名外籍负责人为法国人万尔典（Joseph Verdier），任职到1953年）。孤儿院经费来自孩童亲友缴费、上海教友奉献、法国巴黎圣婴会捐助，以及工艺院产品盈利。

由于孤儿院吃饭不要钱，读书不要钱，穿衣服不要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技艺培训，更容易谋生并建立幸福的家庭，因此也有不少家庭愿意把孩子送入孤儿院。但这类不是孤儿的人需要签订契约，孤儿院只负责孩子们的学习和工作，而信仰完全自由。根据博物馆内的介绍，孤儿院收养的孩童大多受洗入教，院方全权监护，生活清苦，管教严格。三餐、卧睡前祷告。孩童过集体生活，同进同出。

在博物馆中，土山湾的外语音译为“T'OU-SÈ-WÈ”，据介绍这是以法语注音的当时上海沪语“土山湾”，但据博物馆导游的介绍，这是拉丁语的注音。

为此我查了一下资料，据1903年相关记载显示，当时孤儿院学习课程中规定将拉丁语列为必修科目，并作为其他语言（如法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的基础。拉丁语被视为“读任何国文之阶梯”，学生须在两年内完成拉丁语及另一门外语的学习。在当时的天主教堂，唱诗班所唱的圣歌多使用拉丁语，所唱诗歌在拉丁语的歌词下用上海方言注音，以方便不懂拉丁语的教友。

当时蔡元培、梁启超、张元济、汪康年等都拜马相伯为师学习拉丁语。据马相伯回忆：“当时蔡孑民（蔡元培）先生在南洋公学任教职，要跟我学拉丁文。我告诉他，拉丁文在西洋已成为骨董，大学而外，各学校都不太注重，中国学者更没有学习的必要。无奈孑民先生执意要学，说拉丁文乃欧洲各国语文之根本，若果不通拉丁语文，那就无从了解。”但因法语在十九世纪的上海具有重要影响，法语在当时的上海也是重要的国际交流语言之一，因此在地名标注中更多使用法语，“徐家汇”和“土山湾”都是如此。

从土山湾博物馆中了解到，土山湾孤儿院又称“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法语“ORPHELINAT DE T'OU-SÈ-WÈ”，分为慈云小学和工坊两部分。（另据资料显示，土山湾孤儿院成立后一直到民国前，在早期的文献中正式名称为“土山湾孤儿院”。民国以后叫“土山湾工艺局”。使用“土山湾孤儿工艺院”这一名称的多见于民国以后的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何时更名无从考证，但孤儿院和孤儿工艺院其实是同一个机构。）

从博物馆大事记中可以了解到，各工场的设立时间及演变过程不一，各时期的名称也不一。在该展厅的介绍中，到1945年，工坊下设五大部门，分别为：印刷部（包括石印、铅印、五彩印、照相馆）、发行部（包括装订部、贩卖部包括中式书装订、西式书包皮、布包）、木器部（包括雕刻宗教用品、中西家具等各种工艺品）、图画部（包括铅笔画、水彩画、油画、彩绘玻璃、影灯画片等）、铜器部（包括铜器、电镀、翻砂、银器、铁工、器械）。在博物馆中的照片上的中西鞋作、风琴作、纺织工场，可能都并入这五大部门了。另外还有不单独设立的组织如鼓号队、管乐队等。

其中慈云小学为初小四年，高小两年。初小四年中学习国文、习字、算术、天主教义等基础教育。据当年亲历者回忆，上午7~12时读经，下午1~6时学习文化。初小四年后，聪颖学生可进入汇师、徐汇中学深造，重点培养，以期成才；一般学生则继续高小学业。

高小两年，采用半工半读的教学方式，除普通学科外，每天分出时间在各工场接受初步训练。高小毕业后，升入实习班，早晚仍然要学习公民、经济、史地、外语、簿记等基本知识，其他时间在工坊实习体验。实习班每日九小时工作，晚上有夜课；实习生也称学徒，为期两年。实习班毕业后，可再一次根据学徒的爱好和才能将之安排在最合适的岗位，转为三年正式学徒；这样经过五六年的学徒生活，至19岁满师后基本掌握了该门技能便可卒业，“或留堂工作，或外出谋生，悉听自便”。

当时负责徐家汇藏书楼的费赖之神父（Louis Pfister）在《1869年的江南教区》中写道：“当这批青年们自信已能出院自立谋生，孤儿院就支持他们，供给他们生活上最急需的用品，如衣服、床褥等，他们就这样离开了。他们自去投师，签订合同，合同上附有几个条件：（一）不参加一切迷信活动；（二）主日及大瞻礼日能自由去望弥撒；（三）每年数次回土山湾集会。如果失去师傅或东家，或因其他理由不能再留在外面的话，他们就回到孤儿院。在他们看来，土山湾孤儿院就是他们的老家。”

在该展厅的视屏中，有一段采访土山湾最后一位在世的土山湾孤儿李顺兴的录像。他描述了他成年后与圣母院的孤女婚姻的故事，其中有一段情节让我印象深刻。他们的婚房设在五埭头教友村，婚礼在教友村专为土山湾教友建立的小教堂里。在神父为他们举办的婚礼上，他们戴上了结婚戒指。戒指不是金银，而是铜制的。这是因为天主教徒结婚后不能离婚，结婚戴上戒指意味着要过一辈子。金银戒指以后可以卖掉变现，而铜戒指则卖不掉，因此铜戒指就象征着要戴一辈子。

土山湾工艺院的工坊类似校办工厂，设有木工、绘画、印刷等工场，是近代上海最重要的职业学校之一，为了让孤儿能掌握一技之长，以后有独立的生活技能。这样，孤儿院为工坊提供生源，工坊则通过职业教育帮助孤儿自立，两者形成“收容—教育—就业”的一体化模式，被称为“土山湾堂囝”的儿童成为最早接受西方工艺美术教育的中国人。

工坊里的老师都技艺了得，他们的教学一切都是以发展学生的个性出发，给予学生信心，帮助他们树立对工作的责任意识。五金工场的孩子们竟然能够制造落地钟、黄包车、烛架、圣器、机床、首饰甚至枪炮子弹。

1903年，法国人环龙驾驶飞机来上海作飞行表演，临飞前发现飞机的几个零部件坏了，结果找遍上海的工厂无法修复，只能送到土山湾一试，想不到竟然修好了。环龙称赞道：“这里的条件，与巴黎的条件一样好。”一时间引起了轰动。（现在的南昌路以前叫环龙路，就是以环龙名字命名的。）

孤儿院最早设立的工坊之一，是被称为开启“西画东渐”历程的画馆。1847年，擅长绘画和雕刻的西班牙传教士范廷佐（Joannes Ferrer）来到上海，在董家渡创办一家私人画室。他在设计董家渡天主堂时，曾请意大利神父马义谷（Nicolas Massa）帮忙绘制圣象，后又请马义谷负责其画室的油画传授。1851年，范廷佐和马义谷在徐家汇教堂开设画室。后画室扩展为工艺学校，范廷佐修士教授素描和雕塑，马义谷神父教授油画技法、传授油画颜料研磨和颜色调制技术。（当时欧洲画家除了少量的绘画用品外，颜色及画布底料都要在当地自制，所以学徒都要从研磨调制颜料学起。）马义谷神父也是在上海向中国学生传授西方油画技法的第一位外国人。

1852年，中国修士陆伯都由江南教区主教郎怀仁神父（Msgr.Adrien Languillat,S.J.）从张家楼修道院选派到徐家汇工艺学校，成为范廷佐的第一名学生和助手。1856年，范廷佐因患肺结核病去世，年仅39岁。由于马义谷是神父，按照教会规定，神父负责传教而不负责管理具体事务，故而由陆伯都修士继任范廷佐主持学校，马义谷神父继续教授油画。因陆伯都长期患病，1869年起，年仅22岁，师从陆伯都学画的刘德斋成为其助手。

1872年，陆伯都、刘德斋将工艺学校搬到土山湾，与孤儿院合并，以工场化的模式培养艺术人才，开创了土山湾画馆的历史，陆伯都担任画馆的第一任主任。1880年陆伯都去世，刘德斋接任。陆伯都和刘德斋非常敬仰自己的恩师，将范廷佐作为土山湾画馆的创始人。

刘德斋出生于常熟，1860年因躲避战乱落脚徐家汇，进入徐汇公学读书。他跟随陆伯都学画，擅长素描，精于水彩，创作的作品多为圣象画，可惜都毁于“文革”浩劫。他著有多部绘画著作作为教材。他执掌画馆30年，制定了各类章程，培养了周湘、徐咏青、张聿光、郑曼陀以及爱尔兰人安敬斋和日本人田中德等画界大师，极大地增强了画馆的影响力，成为画馆发展最辉煌的时刻。刘德斋将土山湾画馆打造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美术学校，比张聿光、刘海粟等人1912年创办的“上海图画美术院”（1921年改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还要早40年。

土山湾画馆最初设有图画间和雕刻间，沿用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方法和体系，引进了铅笔画、擦笔画、木炭画、油画等西方绘画艺术，还有人像塑造、石雕、木雕和木刻等西方雕塑艺术，以及石膏模型、石膏像等西方制作工艺。虽然西洋画早在明朝利玛窦之前就已传入中国，但仅作为艺术欣赏或个人创作，纳入正式的教育之中还是从土山湾开始。

根据博物馆介绍，土山湾画馆偏重对学生进行职业训练。学徒必须严格掌握基本西洋画法和颜料制作，通过临摹、写生，采用透视、明暗、敷色等手法，从事步骤严格的绘画生产。一般学徒从事加工生产，少数优秀学徒从事艺术创作。学生进入画馆，花半年时间练习各种线条，然后四年学素描，炼写生，画石膏像；接着一年时间学水彩，一年时间学油画（因为油画颜料昂贵且不易制作，因此能学习油画的都是出类拔萃的学生）。经过这样六年时严格训练，毕业时就是一个合格的画师了。

我们在画馆还原的场景中了解到，学生创作的优秀画作，被张贴在房屋的墙上或斜顶上。

徐悲鸿1943年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天主教入中国，上海徐家汇亦其根据地之一，中西文化之沟通，该处曾有极珍贵之贡献。土山湾亦有可画之所，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其陶冶出之人物如周湘，乃是上海最早设立美术学校之人。张聿光、徐咏青诸先生，俱有名于社会。”由于徐悲鸿的身份，这段话现已成为评价土山湾画馆最权威的话语。

该展厅中还清晰地列出了传承谱系：范廷佐、马义谷—陆伯都—刘德斋—安敬斋、田中德；从刘德斋一系中，传人有周湘（再传弟子丁悚、刘海粟、陈抱一、汪亚尘、乌始光等）、徐咏青（再传弟子杭稚英、李慕白、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张聿光（再传弟子方涛、张光宇、谢之光、胡亚光、吴大羽等）；从安敬斋、田中德一系中，传人为张充仁（再传弟子哈定、王珲等）。此外，任伯年、吴昌硕等大师级的画家与刘德斋也有互学或交往（任伯年在刘德斋的影响下学习素描，也画过人体模特）。

在“陶冶名流”展板中，列出了受土山湾艺术陶冶的周湘、徐咏青、张聿光、张充仁四位美术大家。

周湘：出身败落的乡绅之家，曾受到土山湾画馆熏陶，从事美术教育17年，办过四所美术学校，是中国最早的西洋画家和早期美术教育家。其中中华美术学校开创了中国美术教育史上由师徒传承到学校教学的先河，培养出了刘海粟、乌始光、张聿光等一代美术大师。

徐咏青：中国水彩画第一人，9岁进入土山湾孤儿院，师从刘德斋。十余年的土山湾画馆生活培养他成为著名的画家和教育家。1909年他设立技艺学堂，后又在爱国女校美术专修科、中华美术专门学校任教导主任。1913年起，他在商务印书馆教授美术，培养了一批以后很有影响的中国广告画家。其中杭稚英、金梅生、金雪尘等后来在月份牌画界叱咤风云，鲁少飞为中国漫画界第一代大师级人物，戈湘岚在国画领域享有盛名。徐咏青的一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张聿光：中国早期西洋画教育家。他出生在绍兴，早年在土山湾学画，1904年进入上海华美药房从事橱窗广告画的设计绘制。1912年他27岁时与时年17岁的刘海粟创立上海图画美术院，他任校长。后来他参与了马利颜料厂的创建，最早实验绘画用的现代颜料，现在“马头牌”油画颜料还是国内画界首选；他是早期漫画的元老，担任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创办的报社漫画记者；他又在明星影片公司任美术主任，创建了实景与布景相接的美术手法；他在新舞台剧场绘制舞台布景，观众叫好称赞不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国立博物馆、德国柏林艺术院、美国金门博物馆等均保存他的作品。在美术领域他建树颇多却声名几乎淹没。解放后他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中国美协会员、美协上海分会理事、上海文史馆馆员。

张充仁：1907年出生在“五埭头教友村”，父亲在土山湾木工间随葛承亮学习木工和雕刻，母亲在圣母院绣品间工作。他4岁进土山湾孤儿院，1914年进入类思小学。由于其绘画成绩出色，深受土山湾画馆出身的校长田中德的喜爱和栽培。小学毕业后进入土山湾，除了学习摄影制版技艺外，拜安敬斋为师学习素描、水彩画、油画。1931年考进比利时皇家美术院油画高级班和雕塑高级班。他与比利时漫画家埃尔热结识，共同创作了《丁丁历险记》中的有关中国元素的篇章“丁丁在中国”。1935年从比利时留学归国，马相伯、蔡元培、徐悲鸿等在环龙路“法文学会”（今南昌路科学会堂）举办“张充仁归国艺术展览会”，展出他的水彩、油画、素描、雕塑作品，观众达上万人次。此后，他创办“充仁画室”，先后培养出300多名学生，成为土山湾画馆最有成就的再传弟子。他的雕塑作品《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中华人民共和国》获上海纪念性雕塑一等奖。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张充仁旅居法国，多次和旅法华侨向国内捐画捐款，1991年返沪创作聂耳塑像《起来》，1993年创作塑像《邓小平》。他被聘为法兰西艺术院院士，度过了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张充仁在欧洲的名气远远大于国内，被誉为“中国张”。他的铜手与毕加索、罗丹的铜手一同被法国艺术收藏馆永久收藏。

据文献记载，土山湾画馆前后八十多年，几经演变改革，从最初画圣象到后来临摹景色、人物、花卉为主，从传教士文化发展为近、现代海派绘画，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光南洋劝业会颁给画馆的奖牌奖状就有19件之多。

土山湾木工间是孤儿院的细木工场和画馆的雕刻间于1864年合并而成，是土山湾孤儿工艺院规模最大的部门，发展最盛时拥有工人和学徒近三百人，涵盖雕刻、木工、家具制作等多个领域。全国各地的天主教堂所用的祭台、圣象、圣器等宗教用品，多由土山湾制作。澳门、香港、越南、菲律宾、日本等地教堂的高级装饰，很多也采用土山湾产品。

根据博物馆展板介绍，土山湾木工间也为社会提供大型木工制品和精致工艺品，大到亭台楼阁，小到浮雕、塑像、摆件、装饰屏风以及各类家具。由于其木工作品雕刻精致，并且很多产品把中国古代传说与西方现代形象相结合，因而为居住上海的外国侨民所喜爱，甚至畅销海内外。外界在评论土山湾木工产品时说：“这类产品可以与欧洲最好的工场媲美，是真正的杰作，售价昂贵。”

从杭州六和塔模型复制品的细部可以看出土山湾木工间工艺之精湛。

该展厅的展板介绍说：“土山湾木工生产有严格的工艺流程和良好的质量控制。其工艺继承明代之简约，清代之精致，以及欧洲之典雅，为海派艺术奠定了基石。”

在历史上，土山湾木工间制作的作品八次参加世博会并四次获奖（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1900年巴黎世博会，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1910年布鲁塞尔世博会，1915年旧金山世博会，1926年费城世博会，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1939年纽约世博会）。在1915年的旧金山世博会上，上海展品共获奖9枚，其中土山湾除了“中国百塔”获甲等大奖章外，另获丁等银奖、戊等铜奖各一枚。在这样的世界顶级大展中，土山湾能拔得头筹，可见其实力。

土山湾木工间从1872年到1949年，共有七任主任，其中法国人马历耀两次任主任外，有两位中国人任主任。其中最辉煌的时期是德国人葛承亮主持时期。

葛承亮精通多门技艺，是土山湾出了名的“办事相公”，也是木工间的灵魂，更为可敬的是他对孩子们的爱心，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在培养这些孩子们身上。1931年他回国后，回顾在土山湾的经历说道：“耶稣做了三十年木匠，我和中国孩子们享受了三十年同样生活。”

葛承亮带领土山湾艺术走向世界顶峰有两项重要的代表作，一是为1015年旧金山世博会打造的“中国牌楼”和“中国百塔”，另外一项就是1906年完成的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Ⅱ）定制的“中国宫”。

1900年，土山湾孤儿院选送作品“徐家汇园林建筑模型”参加巴黎世博会，这组模型与其他东方建筑模型一起被放在有“东方特色建筑师”之称的法国建筑师亚历山大·马塞尔的展台。当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参观了世博会，他在看到马塞尔展台时，被东方建筑赞叹不已。回到比利时后，他向马塞尔发出定单：制作一组包括中国宫在内的东方建筑以弥补自己无法去东方的遗憾。马塞尔接定单后，委托土山湾孤儿院完成这项工程。1903年，比利时政府指派驻上海领事屡次前往土山湾，承诺不惜任何代价，用最上等的木料、最珍贵的金银配件，所有费用由国王专用账户拨款。

土山湾孤儿院接此定单后，由木工间主任葛承亮负责，画馆主任刘德斋和五金工场的葡萄牙籍主任笪光华（Joseph Damazio）修士领衔画馆和五金工场合作。葛承亮阅读了大量文献，并收集了所需的文物、民俗、图案等细节信息，精心设计、规划了中国宫的整体和各部细节。他在立柱、门檐、窗棂、护壁板及雕梁朱栏上设计了中国历代人物故事和民俗传说，以及各式祥兽和吉祥图案数百种，整幢建筑处处凸显中国元素。

在葛承亮的指挥下，上百位中国孤儿以上等柚木为基材，这幢两层小楼历时4年建成。1906年经验收后，比利时方面非常满意，再次委托土山湾建造一座中国风格的八角亭，和中国宫一起放在利奥波德二世的王宫中。经过花费4年时间的拆装搬运，中国宫终于在1910年成为比利时皇家建筑的一部分。1946年起直到今天，中国宫一直作为布鲁塞尔比利时皇家历史与艺术博物馆的分馆；2019年中国宫成为比利时文化遗产。

画馆主任刘德斋还特意指派学生孟杏棠于1903年画了一幅利奥波德二世的素描画像送给国王。

博物馆中展示了当年木工间的工作场景：一位留着大胡子的外国人正在细心地指导中国小孩子雕刻木制件。我没有找到这位外国人是谁的说明，猜想这是葛承亮。但另根据其他照片对照外国人的长相，也可能是画馆的继任主任，西班牙籍修士那彦英（Marianus Navascues）在辅导徐宝庆雕刻技艺。

木工间最有成就的学生，无疑是后来成为著名工艺大师的徐宝庆。他7岁进土山湾，在那里生活了近20年，学过绘画、铜作、木雕、家具、铜管乐器制作等，最后对木雕产生浓厚兴趣便专攻此艺。他满师后一直在土山湾工作，直到1950年离开。他的作品最受欢迎，经常被争购一空。1958年，他应聘进入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之后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制作了大型雕刻。1964年，他被国家授予雕刻工艺师和“海派黄杨木雕创始人”。作为沪上黄杨木雕第一人，他的作品被上海博物馆、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收藏。

在木工间展室通向印书馆展室的通道，有四副彩绘玻璃的宗教画像，说明中注明“由魏清捐赠”。经请教AI，魏清为“上海土山湾彩绘艺术玻璃工作室有限公司的代表人物。他传承了早期上海土山湾彩绘玻璃技艺，其公司具有新古典主义的艺术风格，并结合现代科学技术，致力于让土山湾彩绘玻璃重新焕发活力。”

土山湾的彩绘玻璃当时被称为土山湾工艺一绝。据1933年土山湾印书馆出版的《徐汇记略》中记载：“近日新添彩绘玻璃，将人物鸟兽彩画于玻璃上，后置于炉中煨炙，彩色深入玻璃内，永久不退，中国彩绘玻璃，此为第一出品处。”

彩绘玻璃的工艺技术主要来自法国，当时无论从技术上还是艺术性上，法国的彩绘玻璃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由于彩绘玻璃价格昂贵，且因易碎而运输成本极高，因此1913年土山湾引进彩绘玻璃的技法并烧制成功后，一度声名遐迩，争相购买。

据记载，上海当时许多建筑如永年大楼（原永年人寿保险公司）、上海科学会堂（原法国总会）、徐家汇天主教堂、孙科别墅、瑞金宾馆（原马立斯别墅）等彩绘玻璃或玻璃镶嵌壁画，都出自土山湾。

令人惋惜的是，由于彩绘玻璃题材多以宗教内容为主，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这类题材的彩绘玻璃作品被毁坏殆尽。另外，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分解后，这类题材失去了实物载体和实践机会，原本集中的制作人员和资源分散，缺乏系统的组织和传承机制，这项技术面临着失传的可能。

土山湾另一个大的部门便是印书馆，成立于1867年，是土山湾最早成立的工场，包括印刷车间、编辑部和发行部。印书馆在引进欧洲石印、珂罗版和照相铜锌版印刷等新技术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二十世纪初，印书馆每年出版中西文书刊达百余种，是天主教在中国创办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也是上海乃至中国近代印刷技术的引领者。印书馆出版的内容以宗教为主，涵盖科学、人文、教育、社会、音乐等领域，形式涉及线装、洋装、平装、精装，语种包括法、英、德、意、拉丁等，在全国独一无二。

印书馆最重要的人物是第二任馆长、法国修士翁寿祺（Casimir Hersant）。他1859年受法国耶稣会的派遣来到上海，正逢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战争频繁，翁寿祺等传教士经常担当起抢救伤员的工作。许多接受治疗的伤员，为了感激他，就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孤儿院来，拜翁寿祺为师。

翁寿祺1874年进土山湾印书馆，协助第一任主任、法国人严思愠神父（Stanislas Bernier）管理印刷事务。在这之前，孤儿院已派学生学习活体铅字排版技术。翁寿祺修复并改进了原印刷部遗留的石版设备，成立石印部，成为上海早期石印技术的引领者。1875年，印刷部率先引进珂罗版印刷技术。1900年，率先引进照相铜锌版印刷技术。翁寿祺自1875年任印书馆主任至1895年，历时二十年，为任职年限最长的负责人，也是印书馆最有成就的领导人。

该展馆有两台大型印刷设备。一台是1874年引进的石印印刷机。

另一台是1875年引进的珂罗版印刷机。

安静斋（Henricius Eu Ngan），爱尔兰人，出生于上海，因三岁丧母，被服务于关税局的英籍父亲送入土山湾孤儿院，1876年在画馆师从刘德斋学画七年，满师后到修院学习。1901年师从翁寿祺学习照相，后任照相间主任长达33年，是土山湾印书馆最熟练掌握石印技术的人。（安敬斋头像照片为郎静山所摄。）

1898年，印书馆装置了发动机，有工人一百多人，学徒四十余人。印书馆承接了中文《圣经》、中西文教会刊物、宣传册子、教会学校的教科书、法租界当局的文件、通告和报表、徐家汇天文台的气象、地质、地震、水文报告和书籍，以及地图、挂图、圣象和画片等资料的印刷。当时教会的书籍中写道：土山湾孤儿院为教区做的最棒的工作是印书馆。孤儿院的印书馆是最活跃、最有效的传教工具。

据1935年出版的文献资料，土山湾印书馆每年所用纸量达五十吨，每年所印书籍平均中文约六十种，三十万册；西文约五十种，五万册左右。土山湾印书馆在百年间印刷的各种书籍和刊物，与上海公共租界的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并驾齐驱。

第四部分为“传承影响厅”，主要介绍作为中国近代新工艺、新技术、新事物的发源地之一的土山湾，孕育了一代代艺术名流，包括直接培养的艺术大师，和受到土山湾艺术陶冶，私淑成家的艺术大师的作品，可谓人才济济，绵长深远。

张充仁1988年青铜雕塑作品：法国总统密特朗

张充仁1992年青铜雕塑作品：音乐家德彪西

张充仁1946年青铜雕塑作品：齐白石胸像

姚建国青铜雕塑作品：马相伯胸像

姚建国1990年青铜雕塑作品：哀悼基督

俞新华1987年木版画作品：佘山圣母大殿

叶兆澈木板素描作品：颜文樑头像、张充仁头像

简庆福2005年摄影作品：奔腾

徐宝庆黄杨木雕作品：最后的晚餐

徐宝庆民国时期黄杨木雕作品：长坂坡

徐宝庆20世纪70年代黄杨木雕作品：捉放曹

赵志荣2019年青铜雕塑作品：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中华人民共和国

俞晓夫2012年油画作品：土山湾画馆

土山湾有一件彩绘玻璃雕花橱柜，是1912年由土山湾孤儿院设计制作的，参加了1915年的世博会展出后，一直留存于美国。1971年，旧金山的一家博物馆出售该橱柜，被一位美国教授购得。2013年4月，徐汇区文化局得知该橱柜的相关消息后，即启动回归事宜，并于2013年12月运回上海。

该橱柜的正面有三扇镶嵌彩绘玻璃的橱门，表现了中国水彩画题材：文君当垆、琴瑟和合、刘备招亲、七擒孟获、渊明对菊、林逋赏梅等。橱柜高约2.13米，宽1.52米，进深0.41米，右下部彩绘玻璃的内、外侧均印有“土山湾”中文字样。橱柜的左右两侧及橱门下方各有三块中国传统人物故事木雕，故事取自《隋唐演义》、《说岳全传》、《封神演义》、《西游记》，雕刻技艺继承中国传统技法，为苏浙地区的风格，还原了木雕兴盛期精巧细致的韵味，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由于该作品采用了木雕和彩绘玻璃相组合的技艺，精美绝伦，成为土山湾博物馆的又一件镇馆之宝。

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制作的彩绘玻璃条屏和西洋家具。

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制作的木雕壁炉。

土山湾博物馆的最后一件展品，是描写十七世纪明代科学家“东儒”徐光启，和“西儒”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对话时的情景油画：“徐利论道图”。徐光启向利玛窦请教“西学”，把西方的《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翻译成中文；利玛窦也向徐光启请教“中学”，把《论语》、《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翻译成拉丁文传到欧洲。画中徐光启戴着明代乌纱帽，利玛窦戴着儒冠，互相探讨学问，体现中西合璧的精神。这幅画原是土山湾画馆绘制的一幅油画，曾悬挂于徐家汇天主教堂内。“文革”中原件被毁，后根据原件重新绘制的画放置在徐家汇天主教堂，这里的展品为复制件。

后记一：孤儿院的归属

1953年，孤儿院由上海市民政局接管。1956年，土山湾工艺院五金工厂归口上海电力设备公司，成为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的上海继电器厂的前身，印书馆归口上海印刷工业公司，其中印刷部并入中华印刷厂，开始公私合营，剩余部分由教会继续经营。1960年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成立，继承了土山湾工艺院的原址及画馆、发行所等，工艺院职能逐渐融入现代工业体系，成为现代海派工艺美术人才教育培养的基地。（另有文章说，工艺院旧址后为五华伞厂。）1960年，孤儿工艺院终止运营。

后记二：《土山湾工艺院院歌》

2008年，土山湾博物馆开始筹建，时任徐汇区文化局副局长的宋浩杰四处走访，寻找土山湾的记录。他听说傅家玫瑰天主堂的一座钟是土山湾工艺院制作的，便上门拜访。当时傅家玫瑰天主堂的神父将这座种以及一些配件捐赠给博物馆。在整理钟及其配件中，意外发现一张包裹配件的纸上写着土山湾工艺院院歌的歌词。为了让这首歌重见天日，宋浩杰和上海图书馆参考咨询员张晓依陆续走访了很多土山湾老人，只有当时印刷工坊的学徒李顺兴还能唱出这首歌。作曲人肖何根据李顺兴的录音，重新谱曲、编曲，并由汇师小学的孩子们用沪语演唱，再现了土山湾历史的记忆。

《土山湾工艺院院歌》：哪里是我们的家，哪里是我们的家？土山湾工艺院，土山湾工艺院。它的历史悠久，它的规模伟大。那里的师长你爸妈，那里的生活真愉快。呀！我们忘不了它，我们爱护它。它是我们的家，可爱的家。

后记三：参加1915年旧金山世博会的四幅画

1914年，土山湾画馆的两位画师创作了徐光启（翁俊才画）、利玛窦（翁俊才画）、汤若望（翁俊才画）、南怀仁（夏升堂画）四副水彩画像，代表中华民国参加1915年的旧金山世博会。画作使用中国宣纸，使用中国水彩原料，用中国画的立式卷轴式样装裱。每幅画的顶部由曾任徐汇公学校长的马相伯撰，徐汇公学学生、书法家夏鼎彝书写的人物小传。原作参展后一直留在美国。

上世纪八十年代旧金山大学利玛窦研究所所长马爱德（Edward Malatesta）在旧金山湾区一个老仓库里发现这批画并搬回研究所进行修复。1980年，上海市与旧金山市结为友好城市，上海市政府赠送的“旧金山—上海友谊图书馆”就放在利玛窦研究所。1987年6月 ，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专程去旧金山主持“友谊图书馆”开幕式，阅览室入口处的墙上赫然挂着修复后的这四幅画。2004年，徐汇区文化局筹办“徐光启纪念馆”，得到利玛窦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将画作复制后带回上海，现复制品展出于徐光启纪念馆。

后记四：纪念土山湾画馆诞生170年艺术文献展

2023年1月1日起，为纪念土山湾画馆诞生170周年，徐汇区图书馆、土山湾博物馆、徐家汇艺术馆在徐家汇书院联合举办了“传承与影响—纪念土山湾画馆诞生170年艺术文献展”，由著名海派文献研究专家、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张伟策展。展览通过系统梳理土山湾画馆的历史脉络、艺术成就及其深远影响，展示了这一中国最早西洋美术教育机构在中西文化融合进程中的先驱地位。

展览介绍了土山湾画馆历任主持者如范廷佐、马义谷、陆伯都、刘德斋等人的艺术贡献；展示了画馆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及再传弟子如徐咏青、范殷儒、王安德、徐宝庆、张充仁、杭稚英、金梅生等人的代表作品与文献；还特别呈现了土山湾画馆对中国近现代艺术名家如任伯年、周湘、张聿光、丁悚、徐悲鸿、刘海粟等人的艺术熏陶和影响。通过对独特的海派艺术风格形成脉络的描述，挖掘了土山湾画馆这一“中国西洋画之摇篮”的历史贡献：最早以学徒方式系统培养西洋画人才的场所；最早引入西方系统的美术教学方法；最早将油画、水彩、素描等西方画种纳入正规教学；第一次使得欧洲油画得以以完整的技术体系在中国出现。

据官方媒体报道，展览开幕以来，在沪上文化界掀起了一股“土山湾热”，原定的三周展期最后延长至三个月，累计接待观众达28万人次。令人扼腕的是，为展览倾注了全部心血的张伟先生于2023年1月11日在展览期间因病去世，本次展览成为他学术生涯的“谢幕之作”。

后记五：徐家汇书院的“光启之门”

在徐家汇书院中，我们看到一座透明镂空的牌楼，这座牌楼叫做“光启之门”，是同济大学团队以土山湾中国牌楼为设计原型，由两台大尺度3D打印机耗时50天完成，消耗可降解塑料材料1.8吨。这座艺术品既表示对徐光启的致敬，也是表示对葛承亮的致敬，又通过土山湾的辉煌成就表示对未来的期待。

“光启之门”以其独特的艺术造型和精湛的制作工艺，成为徐家汇书院最具辨识度的艺术装置之一。它再现了土山湾牌楼的设计灵感，承载着海派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也象征着中西文化的交融，更代表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

（本笔记照片均由我本人所拍；文字参考土山湾博物馆内文字介绍、相关书籍、官网资料介绍及网上相关文章，结合自己的心得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