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历史小说《范仲淹出将人相》创作的几个特点 ——兼谈“好水川之战”的艺术描写

范矛一

长篇历史小说《范仲淹出将人相》创作的几个特点
——兼谈“好水川之战”的艺术描写
陇东学院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徐克瑜
作为一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范仲淹在历史上一直是读书人思想文化道德人格楷模与进取精神的鲜亮标杆,在不断的累加中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型的人物。以小说笔法写历史的刘文戈先生在深入研究北宋思想资源、典章制度、社会风貌乃至世道人心的基础上拂去时间的尘埃，敲开古人的窗口，与他们进行了一场心灵、思想与情感的对话,将其行诸笔端,创作出长篇历史小说《范仲淹出将入相》。把一个真实、立体、有血有肉的范仲淹形象呈现给了读者。小说全方位描述了范仲淹从一介寒儒到底层幕职、州县主官、边关统帅、执政大臣、士林领袖的传奇人生，揭示个人命运与时代变换的交互作用，精心塑造了散发着历史温度和质感的范仲淹的艺术形象，着力捕捉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朝士大夫身上的闪光点,充溢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人的精神力量。
小说采用传统章回体的艺术形式，共63章，通过一个个故事将其连缀成为一部波澜壮阔、大开大合的长篇历史巨制。我以为，小说有以下几个创作特点。
一是这是一部认真的、努力以严谨的史实为依据来创作的文学作品。刘文戈先生是庆阳市范仲淹研究学会会长，是国内著名的范仲淹研究专家，史实考证与田野调查成为先生多年研究的强项。小说以史料翔实见功夫，小说对史料的考证和纠错很见功力，范仲淹的家事、行迹、人生历程在小说中得到了全景式呈现。如小说对范仲淹《渔家傲》词到底是知延州创作的还是知庆州创作的，他通过严密的史实考证与田野调查认为此词只能作于范仲淹知庆州时,打破了学界认为该词创作于延州的说法。近年来，刘文戈先生又将对范仲淹研究的兴趣投诸文学创作,将他在历史研究中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放在文学的宏阔想象中去延展，作为他研究的一种补充。他的历史小说《范仲淹出将入相》的创作，注重扎实的历史细节、厚重的历史场景、稳健的历史叙事。他的历史小说，严格地说，是“历史在场的文学”，无一字无来处，厚重的历史感弥满在字里行间，奔涌的想象充溢于历史的枝枝蔓蔓。
二是以人性的眼光审视具体的历史人物、事件与场景，这才是历史文学作品的灵魂所在。他的新作《范仲淹出将入相》写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但人们所了解的范仲淹，是儒家树立的一个标杆人物，累加了很多光环，让人有脸谱化、符号化之感。刘文戈先生用文学的浪漫与真实写出了具有非凡品质的范仲淹。这部作品描述了范仲淹的传奇身世、人生抉择、出将入相、经略西事、推行庆历新政的曲折历程。那些雍容得体的铺陈、从容节制的叙述，安静地潜伏在静静散发墨香的书卷里。小说全方位再现北宋的转型时代的历史巨变与重重矛盾，不惜笔墨还原历史事实，回归历史现场，描绘了北宋中期政治生态的逼真画卷，挖掘了权力场中弥足珍贵的人性光辉，致力传达的是真诚、真实、真切的历史诉求，更是忠诚、干净、担当的文化理想。
三是这是一次文学与历史相互激荡的书写，是用文学想象和虚构对史实的抚慰与尊重，是用细致入微的文学细节对历史人物的生动致敬，达到了史与诗(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小说《范仲淹出将入相》在艺术描写上很成功、很饱满，历史事实都被想象性、创造性地转化成了小说的情节、细节、场景、风物，小说对世道人心的描摹精细入微。比较完美地实现了“文学是人学”创作理念。《范仲淹出将入相》在国家与个人命运的密切勾连中书写了范仲淹忠心报国的人生追求,在深刻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塑造范仲淹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体现了作者跨越历史来写人性的成熟的文学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既是一部“信史小说”，全面细致地书写了主人公的成长历史和他所处的历史时代，更是一部“诗性小说”，注重在两难、多难的矛盾冲突中来描绘人物、描摹人性，历史人物不是符号而是人，是人就有欲望，有欲望就会有纠结、有挣扎；把海量的、浩瀚的历史材料成功转化为小说的语言、小说的情节、场面、笔调，历史性和文学性俱佳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诗比史更具有真实性与普遍性。因为历史是对已发生的事件的书写与描写，诗则是对一般与普遍规律的揭示。”长篇历史小说《范仲淹出将入相》就比较完美的实现了“史与“诗”的结合。
四是要做到历史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写历史小说要摒弃非黑即白错误的历史观,既要有深厚的历史功底和甄别、驾驭史实的能力又要做到历史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作者在创作中就能够很好地把握这两个尺度，能够很好的将历史判断与价值判断统一起来
下面以小说第十二章《官军讨贼誓师镇戎城任福中计败亡好水川》为例展开对以上问题的引证。
一是这一章战争描写很成功。作者高瞻远瞩，娓娓讲述了这场战争的经过。特别是对大将任福的轻敌麻痹，到临战时才由主帅带兵说叙写。临战前，韩琦夜授密计，让任福率宋军一定要走大路，大路西夏兵难以设伏、沿途城镇与堡寨可以接济补充粮草。而任福自恃不久前的白豹城之战功，轻敌大意，加上北宋文臣与武将不和，文官看不起武官，武官也瞧不上文官，韩琦是文官。任福在行军中一意孤行走小道，造成兵困马乏,粮草补给出现严重问题。最后陷于西夏兵重围,四面楚歌，全军覆灭。仔细分析“好水川之败”，皆由主帅任福轻敌所致，但也暴露出宋军军事指挥体制上的一些严重弊端：一是由于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朝廷害怕武将造反，由文人掌军，文人地位高，武将地位低，文武带兵打仗，必然造成文武不合，互相猜忌，指挥不顺畅；二是成边军队疏于训练，战力严重不足；三是调兵谴将制度存在问题，平时将不见兵，兵不见将，到临战时才由主帅带兵主帅与将士缺乏磨合，一旦打起仗来难以做到统一协调指挥。就是说好水川之败，虽由任福轻敌所致，但败绩中却潜伏着北宋军事指挥体制以及重文轻武的严重弊端。历史的偶然性中存在着历史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好水川之战对战争的描写实现了史与诗、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
二是对任福形象刻画的较为成功，人物形象与性格较为丰富鲜活。特别是对临战前夜任福的心理活动描写得较为成功，塑造了一个内心复杂与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临战前夜，面对西夏兵的重重围困与兵疲粮草尽的危局，他感觉败绩已定，内心十分矛盾复杂，回想自己半生的仕宦经历，一夜未眠，天亮有噩梦连连。第二天行军布阵时再一次错判军情，认为西夏军主力不可能在好水川设伏，亲自带兵入好水川未遇西夏兵，又暗此幸庆自己有先见之明，后又让士兵错放鸽哨群陷入西夏兵重围。自知既无颜见江东父老，又对不起手下将士，只能奋力拼杀，血战到底，终因寡不敌众，以身捐躯，完成与保全了最后的颜面。
三是作为历史小说，语言丰赡富有文采之美。特别是韩琦讨伐西夏的檄文，一方面群情激奋，慷慨激昂，立意高远，义正词严，另一方面又言辞丰赡，文辞并茂，富有风骨之美。就是单独拿出来欣赏也是一篇很不错的战前讨伐檄文。


2023年5月26日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陇东学院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原文学院副院长，庆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