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南渡北归》摘编之八

潘立

读《南渡北归》摘编之八

二十四，中国原子弹研发的两个源头：国民党政府的“种子计划”和一代现代物理学宗师叶企孙

左：俞大维（1897一1993.7.8）浙江绍兴人，美国德国留学生，博士，著名的弹导学专家。历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署长，军政部次长，交通部部长。

右：叶企孙（1898.7.16一1977.1.13）上海人。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清华大学物理系创办人，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一代宗师。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当原子弹在日本爆炸后，俞大维在中美联合参谋本部参谋长魏德迈中将处，看到了关于原子弹研制的机密文件《史密斯报告》。与俞大维友善的魏德迈，私下表示中国也可以研制这类超强威力的武器，并可派人到美国去学习。俞大维听闻大喜，就此上报军政部长陈诚和最高统帅蒋介石。蒋自是对此大感兴趣，遂令陈俞负责筹划组织这一关乎国防的重大计划。俞大维受命，认为原子弹研制最重要的是物理化学数学三门科学，而这三门出类拔萃的人才都集中于西南联大。于是，俞大维首先选择了西南联大化学教授，也是他妹夫的曾昭抡商量，曾又推荐了物理学教授吴大猷，数学家华罗庚两位一流的科学家一起密谈，并达成共识：一，成立研究机构，培植各项基本工作人才；二，初步可派物理数学化学人员外出，研习观察近年来各部门科学进展情况，拟一具体建议，计划筹建一研究机构，即时选送优秀青年数人出国，习物理数学化学等基本科学。这个方案很快得到蒋介石允准，由曾吴华三人各选两名可堪造就的青年人才共同赴美，并拨发50万美元作为这一计划的前期资金，这一行动的代号为“种子计划”。

随后，曾昭抡挑选了西南联大化学系两位助教唐敖庆和王瑞𬳽；吴大猷选的是西南联大物理系助教朱光亚和正就读物理系二年级的学生李政道；华罗庚选的是西南联大资深助教孙本旺和正在美国布朗大学攻读数学的徐贤修。

据吴大猷回忆，他与清华物理系位居第一把交椅的叶企孙商量，两人均认为李政道既有天赋且勤奋，因而选中他，得到校长梅贻琦的批准。后来李政道在参加上海敬业中学举行的叶企孙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叶师破格推荐当时只念大学二年级的我去美国读博士生……没有叶老师和吴大猷老师，就没有我后来的科学成就。”此话当真是不差的。

人员既定，曾昭抡先期赴美联系有关事宜，吴大猷组织唐王李孙等五人翻译《史密斯报告》，吴大猷统校修改后，送军政部存档。后因内战爆发，此稿下落不明。

1946年6月，华罗庚率领唐敖庆等五位青年才俊，到美国与曾昭抡和由英转美的吴大猷会合，共同商讨考察进修办法。此时，曾昭抡已通过关系了解到，美国对原子弹的研制列为机密，中国人到有关研制机构和工厂去学习考察已不可能。曾昭抡建议众人选择美国合适的大学或研究机构进修。

1947年4月21日，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建议设立“中央原子物理研究所”，同时增加“国立物理研究所”的相关研究设备，要求拨给经费140余万美元，外加第一年补充设备费100万美元。终因国共内战大规模爆发，国库吃紧而只能画上一个无奈的句号。

就在曾昭抡等师生赴美之际，在西南联大的物理学家赵忠尧，用由北平带出来的50毫克镭，做了些人工（中子）放射性元素实验，虽然成果不甚理想，确也代表了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正是缘于赵氏非凡的才气与精神，中央研究院派其赴美搞一批与研制原子弹有关的器材。赵忠尧历尽千辛万苦，经过两年努力，终于弄到一批器材。此时已是194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即将土崩瓦解。赵忠尧决定暂留美国，静观待变。1950年11月底，赵忠尧冲破重重阻挠，终于途经香港回到祖国，只不过此时大陆已是共产党的天下，国民党的大笔金钱算是为共产党尽了义务。赵忠尧利用从美国带回来的器材，为中国原子弹研发立了头功。

随着蒋介石逃往台湾，当年派往美国实施“种子计划”的人员也随之星散，他们也成为国共两党争抢的国宝。最后结果是，曾昭抡，华罗庚，唐敖庆，朱光亚，孙本旺返回大陆；吴大猷，李政道，王瑞𬳽，徐贤修留在海外。十几年后，朱光亚赵忠尧与钱三强等合作，最终为中共研制成功原子弹；而台湾方面，因受现实政治环境限制，并在美国打压下，“种子计划”功败垂成，梦碎孤岛。

“种子计划”不仅是国民党研制原子弹的开端，更是新中国原子科学史的重要篇章。后来中共领导下的在西部大漠引爆原子弹，真正的源头应该说是从这里开始的。

同时，人们更不应该忘记的是一代中国近代物理学宗师叶企孙。在新中国建政50周年之际，在23位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中，有9位是他的学生，2位是他学生的学生，还有2位院士级（学部委员）的事业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革中，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冯友兰在他的交代材料中写道：“叶企孙按解放前北京教育界的派系说，是清华派的第二号人物（第一号人物是梅贻琦），在清华几次代理校务，当过理学院长，负责清华的几个研究所工作，在清华有很大的影响”。冯友兰此话大致不差，正是缘于这种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影响力，叶企孙才能做到“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加之叶是个无党派人士，性格温和，对于各政治派别和学术利益集团的平衡，更有一种无形的亲和力和说服力。

解放前夕，校长梅贻琦离开北平南下，是叶企孙代理校务。解放后，吴晗高升北京市副市长，又是叶企孙任校长。尽管叶氏暂时坐上了清华园“忠义堂”的第一把交椅，但很不稳当，而是在吱吱咯咯发出闷响。据与叶共事几十年的一位清华老教授说，就叶的性格和思想而言，属于敦厚学者型人物，性温口讷，且有牢固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并不适于跻身仕途。虽几次代理校务，那是因为很少有人与之匹敌的名声和学术地位使然。叶独善其身，终身不娶，视学生为儿女。然而，这也注定他的人生的悲喜交加。

解放以后，叶的许多言论欠考虑，留下了祸患。早在1949年1月19日，中共北平军管会代表钱俊瑞等接管清华园时，叶曾对一位好友说：“国民党在1927年，也有一些如张道藩那样的人，和今天的钱俊瑞这些人一样朝气，也象年轻有为的样子，但后来变坏了。”共产党对清华学生作家庭分析，要求出身不好的学生做自我检查，叶企孙颇为不满地说：“共产党的自我检查，有点像基督教天主教的忏悔，如果让清华的教授也这样做，可能有好些人会自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叶企孙认为这是“美国的战略考虑，是针对苏联极权主义阴谋的”战争，并且断言“战争永不会消除，帝国主义消灭后，共产党内部又要打了，南斯拉夫就是一例”。又说：“共产党的报纸太刻薄，如美国娼妓这些用词是不应该写的”。由于叶企孙对1951年以后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胡适思想运动消极对待，还不知趣的提倡“高校教学与科研要自由民主”，从而激怒中共高层。尽管后来叶企孙一次次检讨，在清华院系调整时，叶企孙被调到北大，只能讲授一些光学等基础课程。

文化大革命时，叶企孙受到残酷迫害，造成精神分裂，身体状况急剧恶化。1969年叶出狱后，每个月只能领50元工资，吃饭穿衣皆不能足，生活凄惨。每当看管的红卫兵稍微放松一点，叶本能地溜出去，在中关村一带的小摊上讨吃讨喝，嘴里不住地嘟囔着别人很难听懂的话语。不少与叶相识的人见到，叶企孙头发花白，弓着背，整个身体呈90度状，穿着一双破棉鞋，踯躅街头，见到人则伸出一只枯干的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望者无不为之潸然！

1972年，海外学者赵元任，林家翘，杨振宁等陆续回国观光时，曾向有关部门请求探望叶企孙，均被对方以各种说辞婉拒。

1977年1月10日，叶企孙的侄子叶铭汉从北大将工资取回交给叔父，发觉他讲话颠三倒四，又出现幻听症，觉得很不对劲，就到北大校医家里要了一点药，让叔父吃下。第二天，叶企孙陷入昏迷状态，急送医院抢救。1月13日21时30分，一代宗师叶企孙走完了最后一段凄苦悲凉的人生旅程，默默地告别了这个纷乱的世界。

二十五，数学家华罗庚：伯乐熊庆来，挚友闻一多

华罗庚（1910.11.12一1985.6.12）江苏金坛人，祖藉丹阳。1931年调入清华大学，193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1938年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1946年任美国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从美国归国，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著名数学家，教育家。

华罗庚父亲以开杂货店养活一大家子人，生活窘迫。华罗庚从小爱动脑筋，因思考问题过于专心，常被同伴们戏称为“华呆子”。进入初中后，华的天赋被老师王维克发现，遂尽力培养。初中毕业后，曾入上海中等职业学校就读，因拿不出学费而中途退学。退学后仍痴迷于数学，在家里自学每天10小时以上，并用5年时间读完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1928年华氏不幸染上伤寒症，落下左腿残疾。华在金坛中学当会计时的1930年12月，在《科学》上发表一篇数学论文，落入清华大学算学系教授熊庆来法眼，熊在震惊之余，向同事打听华是哪个大学教授，无人知道。恰巧算学系有位教员唐培经是金坛人，知道华罗庚一点情况，二人通过信但未曾谋面。熊庆来指示唐培经了解华罗庚情况后，对华的遭际和出众才华产生爱怜之心。熊征得清华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同意，邀请华至清华，经熊面试，华被准许留在清华算学系当助理员。接着，华在国外一流学术刋物上发表了三篇论文后，经熊庆来杨武之等教授推荐，任算学系助教，第四年升为讲师。1936年，华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两年中发表十多篇论文，引得国际数学界注意和赞赏。1938年，28岁的华罗庚回国，出任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

1940年10月，日本飞机大规模轰炸昆明，闻一多当时租住昆明市郊陈家营村一处偏房。当时所谓的“营”，皆为明末清初守卫昆明的兵营构成，闻一多租用的偏房以土坯构成，原是房东用来堆苞谷和柴草之处，房间异常简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窗户，只是靠院子的一边，半截土墙上挖了一个小洞，一些参差不齐的柴火棍支撑其间，说不清是窗户还是栅栏。院子空间狭小，只有一个阴湿的天井，太阳尚未落山，矮小的土墙已被黑色笼罩，人在屋内感到十分压抑憋屈。即使这样一个阴暗的空间，闻家也难得独享。翌年初，联大数学系教授华罗庚在昆明农校的住所突遭敌机炸毁，华氏险些送命。惊恐中，一家六口在城里转了一天，也没找到安身之所。正在走投无路之际，闻一多闻讯专程邀请华氏携家眷暂到自己住所栖身。于是，两家共14口人，在一个约16平方米的小黑屋里隔帘而居，其拥挤之状不忍睹。遥想当年，闻一多在清华园住的独院，大小共14间房子，各种设施一应俱全，两相对比，已是天壤之别。令世人感佩的是，在如此简陋逼仄的环境中，闻华两人仍笔耕不辍，并以惊人的毅力，在各自领域里结出了丰硕成果。闻一多完成了轰动一时的著名神话专论《伏羲考》，华罗庚则完成了饮誉世界数学界的不朽之作《堆垒素数论》。

二十六，坚持真理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及“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水库的得失成败

号称“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治黄规划中确定的第一期重点项目。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政府专门邀请苏联老大哥派专家前来筹划并主持设计。苏联方面派来的是一位名叫伯克夫的技术工人，为了能在中国坐稳“老大哥”交椅，临行前，苏联政府特意为伯克夫破格搞了顶副教授工程师的帽子戴在头上。于是，伯克夫副教授踏入中国国门后，当仁不让地以“老大哥”的身份率领中国水利界一帮文臣武将，趾高气扬地出现在黄河流域考察队伍的最前头。按伯克夫的考察构想，这个“黄河第一坝”修在上游的潼关最为合适。此方案一出笼，立刻引起了参与考察的中国专家的质疑。据说，清华大学水利系年轻教授张光斗等人，与伯克夫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据张光斗说，不只是当地土质含沙量高，不宜修筑大坝，更重要的是，一旦在此筑坝蓄水，汛期来临，整个关中平原将成泽国，会直接导致八百里秦川陆沉的悲剧。后来，“老大哥”也感到在潼关筑坝的艰难与危害，遂决定弃潼关而转赴下游的三门峡筑坝。

出于政治经济的需要，1954年，由毛泽东批准修建三门峡大坝。邓子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宣布了中国政府的宏伟计划，并说：“全国人民从古以来就希望治好黄河利用黄河，他们的理想只有到我们今天的时代，人民民主的毛泽东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都可以到黄河下流看到几千年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了！”由此，一句古老谚语“圣人出，黄河清”又在神州大地流行开来。

（三门峡水库全貌）

根据中央政府的要求，三门峡大坝工程由苏联的伯克夫主持设计，大坝代号“360”。动工之前的1957年4月，中国政府水利部在北京邀请了70位中国教授专家，参加了设计方案论证会议。其中，清华水利系的张光斗与黄万里这两位30年代自美国学成归国的水利专家均榜上有名。

张光斗，1935年赴美留学，先后获美国伯克利加利和福尼亚大学水利工程学院硕士，哈佛大学土木工程学硕士学位，后中断博士学位学业，于1937年归国。

黄万里，黄炎培之子，1934年赴美留学，是伊利诺伊大学的第七位博士，也是中国第一个水利工程学博士，1937年归国。

据说这是一个“务虚”的会议，论证进行了七天。当时主持设计的伯克夫与负责这一项目的中国各级官员以及绝大多数专家认为，通过绿化，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能很快生效，上游进入三门峡的泥沙能很快减少，因此可以利用三门峡的高坝水库全部拦蓄泥沙。大坝蓄水后，经过沉淀变清，然后用下池清水来涮深黄河下游的河床，从而把黄河一劳永逸地变成地下河一一这一思路导致了三门峡工程规划没有设计泄洪排沙的孔洞（后设计，但在施工中又被封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参加论证的70位专家，绝大多数人对三门峡建坝拦洪于上游，坝下不设排洪孔这一方案，或真心或违心或别有用心地表示拥护，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清华教授黄万里和一个大学毕业不久，名叫温善章的小技术员，对大坝工程提出反对意见。据说，黄万里在七天会期中，单枪匹马，舌战群儒，与苏联专家中国专家展开激烈论战。按黄的说法：“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时，黄万里对举国上下大喊大叫的“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认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幻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而赞成这种说法的官员专家，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黄河水流必然挟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不能违背，即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冲刷力要比挟带泥沙的浊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必然使黄河大坝成片崩塌，清水也必将变成浊水”云云。

（黄万里教授）

不久，黄万里在校内报纸《新清华》上，以小说的形式发表了《花丛小语》。文章批评北京新修的道路反浆，公共汽车停驶，要是在美国，市长早干不成了等等。又从“文人多无骨”延伸到当年黄河三门峡工程的论证，其中有关段落说：“我看章X原来有他自己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已见，大大敬颂一番，并且立即附和说，圣人出，黄河清，从此下流河治”云云。

很快，清华校方把黄氏大作《小语》上报毛泽东，毛看后随即加上“什么话”的按语，在6月19日《人民日报》上刋出。同时，毛泽东还针对黄的文章说：“有那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圆。”黄的文章立即成了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的“铁证”，黄万里被打成右派，下放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后来黄万里曾对人说：“我的右派帽子是毛主席钦定的，逃也逃不了”。

当1937年黄万里从美国学成归来，途经横滨暂泊，偶遇在日本学医的丁玉隽小姐，二人一见钟情，同船归国后即在庐山举行了婚礼。丁玉隽的父亲乃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丁任工人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青年部长等职，毛泽东任宣传部代理部长，两人同为党国大员，且颇为友善。而黄炎培则是教育界名流，国共合作时期亦担任政府要职，因而黄丁二位名门子女的庐山之恋，曾轰动一时，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事隔22年之后的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与彭德怀展开政治决战，他在批彭时有“你彭德怀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一块反骨”等语。

由于毛主席的这一“反骨”结论，黄万里在右派前又加了一个“大”字，成了罪大恶极的“大右派”，帽子一戴就是22年半，直到1980年2月26日，才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成为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摘帽的右派分子。1957年4月13日，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张光斗因为赞成修坝成了三门峡工程的中方技术负责人。一时间，河南与陕西两省热闹起来。同月，西安农业展览馆紧跟形势，举办了“三门峡工程图片资料展”，在门口最显赫位置的一块展板上，书有“圣人出，黄河清”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其间，简化字刚推行不久，许多人不认识被简化了的“圣”字（正体为聖），围观者交头接耳小声议论，忽见当地人送外号“二杆子”的中年汉子高声朗读曰：“怪人出，黄河清。”话音刚落，“二杆子”就被现场的保卫人员三脚两拳掀翻在地，五花大绑押入公安机关，而后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打入深牢，关了起来。鉴于这一“怪人出”政治事件，展览馆的领导者怕惹火烧身，很快就取掉了上写六个大字的展板。

展板是取掉了，但那位不知名的“二杆子”高声呼喊的话，像是一句谶语，昭示着未来的不祥。不但黄河水没有变清，反倒是滚滚泥沙淤塞了三门峡大坝，回水倒灌泾渭河，淹了富庶的八百里秦川。千古民族宿愿，又一次在混浊的黄水里化为泡影。

1961年三门峡大坝建成，19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总投资9.42亿人民币，对当时的新中国来说，可以说是倾全国之力。建成后的工程虽然给黄河下游防洪安澜和灌溉发电等方面，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在建造时没有考虑排沙这一关键性技术问题，泥沙淤积问题日益突显。据国家水电部资料显示，1960年工程蓄水，到1962年2月发电时，水库就淤积了15亿吨泥沙；到1964年11月，总计淤塞泥沙达34亿立方米，几为设计库容的一半。而黄河回水，使潼关河床淤高了

4.5米，迫使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胁中国西北的经济中心西安的安全。中国最富庶的关中平原，大片土地出现了盐碱化和沼泽化，使得库区移民上上下下来回反复迁徒，十几万人弄得一贫如洗，疾病缠身，男女老少啼饥号寒，其凄苦悲惨之状，令见者为之泪下。曾代表国务院前往考察的高官大员面对惨况，亦禁不住说：“国家对不起你们。”据黄万里的长公子黄观鸿说：当时三门峡的败象日现，陕西泥沙日积，地方官忍无可忍，绕过周恩来径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急了，说：“三门峡（大坝）不行就把它炸掉！”

为情势所迫，1964年，三门峡不得不进行第一次改建，以用于泄流排沙；1969年又进行了第二次改建，耗资8000万元，再度在坝底炸开了八个孔洞，进一步增大了泄流排沙的能力。尽管如此，依然留有巨大隐患。2003年8月，渭河一场洪灾，使建成40多年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再次成为社会各界争议的焦点。据陕西方面的水利专家说：“今年渭河的水并不大，只相当于渭河五年一遇的洪水，但今年形成的灾害比较大，相当于渭河50年一遇洪水的灾情（其中华县华阴县遭受了自1556年以来500年最大的灾害，生活水平倒退了十年），这场灾害使陕西全省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绝收，受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82.9亿元。当年黄万里“黄河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的预言再一次不幸言中！

据陕西省水利志的记载和近现代水利专家的考察，渭河在历史上并不是一条淤积严重的河流，从春秋战国时期到1960年的2500年间，河床淤积仅为16米，平均每100年才淤积0.6米。自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淤积速度可谓一泻千里，据2003年10月22日潼关水文站所测数据，当天潼关高程是327.94米，而1960年只有323.40米，仅仅40多年时间竟比过去高出4.5米，相当于历史上750年淤积量。因潼关高程居高不下，关中水患则永无穷尽。继这场灾害之后，对三门峡水库的异议此起彼伏，持续不断。但事已至此，当局也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