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嘉陵：如果父亲还在

五哥放羊

如 果 父 亲 还 在

文/ 刘嘉陵

如果父亲刘黑枷还在，离百岁也就几步之遥了。我呢，他五个子女中最小的儿子，民间俗称的“老疙瘩”，也六十有余。天气好些时，我一定用轮椅推他在浑河边的垂柳下徜徉，一对再无时间约束的小老头和老老头有的是话题可聊。

首先我得感谢他一生从未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我，老实说早年间我还并不领情呢，认为是那代人只顾着忙事业才懒得搭理我们，他们只想着自己成龙而非望子成龙。后来我才明白，他其实更希望儿子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成龙。1999年初，他从重庆寄给我一张生日贺卡，上面工整抄写了一首五言格律诗，题为《贺五儿四十四岁生日》，头两句是“冬腊沉沉夜，赤驹降我家”。我属马，生于一年中最冷的腊月，下生前夜母亲闻树梦见一匹小红马嗒嗒跑来，到她身边后跪地俯首。诗中还写道：“扬鬃羡冼聂，奋蹄追茅巴”，冼、聂、茅、巴指的是音乐家冼星海、聂耳和文学家茅盾、巴金，他们代表的两个方向正是我按自己兴趣选择的。

随父母在乡下“走五七”的青少时代，我曾梦想成为一名京胡师，他就在县城供销社给我买来《京胡演奏法》，还剪下一条旧裤腿，用歪歪斜斜的针脚为我缝了个琴袋，以极大耐心忍受我那把竹制乐器一年四季尖叫下去。后来我又梦想成为作曲家了，他又在省城新华书店给我买来《乐理知识》《怎样识五线谱》《群众歌曲创作漫谈》。虽然他对新闻、文学和绘画以外的音乐一点都不热衷。再后来，我也像他当年一样，考上了大学中文系，渐由“羡冼聂”过渡到“追茅巴”，他不必再跑新华书店了，但对我将来到底干什么仍不挥指挥棒，任凭我自由选择。

如果父亲还在，我还要跟他唠唠下乡那段岁月。1973年春，《鲁迅全集》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了，正在乡下“走五七”的父亲时常跑到八里外的公社供销社一本一本买来，用结实的牛皮纸一一包上书皮，田间劳动之余，盘腿坐在炕上一本一本读下去。青年时代他发表了那么多文学作品，22岁时小说《奴化教育下》就获得靳以编的《现代文艺》“短篇小说征文”一等奖，散文代表作《母亲的行列》写得那样激荡人心：“谁没有母亲呢？像太阳用光和热抚育着大地上的万物一样，我们都是被母亲哺养出来的。然而我们的母亲，中国的母亲，都是苦难命运的承担者，都是可怜的妇人啊！她们褴褛、黧黑、衰弱、枯槁，在风底下、在雨底下、在太阳底下，弯着脊背、蹒跚着细小的脚走着，走着多少年传统的悲苦的命运的道路，忍受着苦难、束缚和压迫……”他肯定也希望我能和文学亲密接触，时常把鲁迅的小说或散文推荐给我。可我正嬉戏在音乐的海洋里不愿意上岸，他便近乎请求地说：“那就先把这篇读了吧，不长。”

后来我开始写起“红色日记”，用的全是报纸广播上的套话。有一天他偶然看了我摊在桌上的日记本，上写着我看完一部政治正确拍得却很差的新片子的读后感，说自己如何如何“深受感动，深受教育”。他就问我喜欢这个片子吗？我摇头。他说那又何必说些假话呢？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语言写出真实的感受？我愧极。再后来，我又成为乡村文艺队“拉大弦的”兼豪迈词曲生产者，有一次拿给他两首得意词作问他哪个更好，他笑了下说都不怎么样。那段时间不知何故，他常以我的名义给在城里工作的姐姐哥哥写家书，他先起草，之后让我誊抄在信纸上。我一面误认为他仍惮于政治运动中日记、书信可能带来的麻烦，一面在他的词句中顽皮地添油加醋。中午他从生产队回来，吃罢午饭，坐在炕头，检查起他布置给我的“作业”。他先绷着脸儿，读着读着却嘿嘿乐起来，还轻声骂着：“臭小子！”在几米外偷觑的我放下心来，知道自已干得还不坏。

　　父亲13岁丧母，26岁丧父，51岁丧子。那个寒冷的冬日，天阴沉得像旧棉絮，母亲在医院护理大哥，他匆忙回乡下家里取钱、粮票和衣物，连同带我去省城见大哥最后一面。他衣着邋遢，疲惫忧伤，乱蓬蓬的头发花白干枯，一边嚼着饭菜，一边弯曲着左手食指对我说：“咱们全家人，一人牺牲一根手指头，也救不了你大哥啦。“

曾经壮如铁塔、下乡辽北的大哥被癌细胞吞噬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最终化为清烟一缕。那时候大地已经封冻，北风呼啸，四野一片苍茫。那个叫“庄屯”的小村东南角上，孤零零地立着一座土屋。暗夜降临，屯子里偶尔几声犬吠，万籁俱寂。母亲又在里屋低声抽泣，我坐在外屋炕沿上，望着煤油灯颤悠悠的火苗，听着风吹土屋哨音似的鸣叫，没精打采。这时父亲从里屋出来，对我说：“好长时间没拉琴了吧？”我很惊讶，是啊，好几个月了，可谁还有这份心情？但我懂了他的意思，起身去一个地方找出他为我缝制的琴袋，吹去灰尘，取出京胡，坐回炕沿吱吱嘎嘎调好弦，拉起来。我拉得很烂，这用不着否认，在那个穷乡僻壤我凭着记忆自学才一年多，又扔了几个月，家什儿也过于廉价（只值三四斤猪肉还不包括肉票），加上那时京胡还用丝弦而不是钢弦，琴音比杀鸡动静优美不了多少。然而那毕竟是荒村寒夜里稀有的音乐之声，是这个阴霾密布的家庭急需的一道光亮……父亲坐在圆桌旁一动不动地听着，神情专注。

此时“林彪事件”刚发生不久，国家向何处去？千千万万个“五七战士”向何处去？这一家老小又向何处去？他一定在思考这些问题。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家庭，都得振作起来。”那以后的好多个清晨，我在炕上睡懒觉，他在地上来来回回帮母亲忙着早上的家务时，嘴里叨咕的都是这串话。而那个黑沉沉的冬夜，在我呜呜咽咽的京胡声中，这串话可能已在他脑海里掠过。“再拉一段，”我停下后他说，“头抬起来！”京胡再次拉响，沉睡几个月的技艺和感觉渐渐苏醒，琴音已不像开始时那样涩滞了。

几年后他重返领导岗位，这个“老小伙”决意把耽误了多年的时间全抢回来，办报仿佛着了迷，走路都带小跑。每天清晨一起床，常常就不见了踪影，回来后母亲问他：“老头儿啊，你跑哪去了？”他谎称倒垃圾去了，母亲笑着拆穿他说：“倒什么垃圾呀？你又去收发室看新出的《沈阳日报》了。”但他在为报纸倾尽心血之余，对同志对亲人仍像“暖水瓶”一样，外冷内热。当年我在家里北屋苦读时，他一会儿过来放桌上一只洗净的苹果（配着小碟），一会儿过来又补上一只梨，但绝不多待一秒钟，也没有表情，二话不说便走，仿佛生怕流露出“父爱”。要是外面下雨了你瞧吧，他准会从哪弄来些旧报纸，把我的自行车座里三层外三层裹严，可从不跟我说一声。

那年元旦前夕，我从读研的城市回沈，火车晚点了，到家已晚上七八点钟，我一身倦意，还发着烧，戴着棉帽，穿着军大衣和满是灰尘的棉靴，肩上手上大包小裹。进家门时，64岁的父亲正在里屋沙发上坐着，头发花白，面色酡然，像是刚刚出席了什么会议饭后归来。望见我时他眼睛一亮，站起来，神色有些异常。忽然他喊道：“我的孩儿呀！”走过来紧紧抱住我，贴着我的脸，老泪纵横。他正处于事业的巅峰阶段，倡导并实施的新闻改革蜚声全国，两次获得国家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文学创作上也老树频生新花，何至于这样感伤呢？他又忆起如烟往事，他的坎坷和我的坎坷吗？或者，他又忆起同样人高马大、我的逝去多年的大哥吗？

如果父亲还在，我一定告诉他，这么些年来我曾多少次在梦中与他重逢。他的头发黑而浓密，腰板倍儿直，穿着他最喜欢也的确令他年青潇洒的驼色对襟羊毛衫，声若洪钟，容光焕发。他若知道自己在儿子梦中这么“酷”，准会掩饰不住地微笑起来。

如果父亲还在，我还要告诉他，他24岁发表于郭沫若编的《中原》杂志上的小说《人的旅途》，后来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告诉他，《沈阳日报》报史馆已经建成了，有一位雕塑家还为他塑了个金色的头像，报社的同志们都说：“像老总编！”我要是把他推到报史馆他自己的雕像前，他们互相打量对方时，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呢？

如果父亲还在，他仍会一如既往地关心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未来，世界的局势，还有当天的《沈阳日报》出来没有。那我就尽快把报纸送到他手中，让他从头到尾先大略扫一遍，之后按他的意图、一篇一篇读给他。

如果父亲还在，我一定隔三差五就推他下馆子，频频为他夹菜，跟他碰杯。他不是喜欢看话剧看电影吗？去剧场费劲，我就买来光盘一盘一盘放给他。还要讲些时新的笑话逗他嘿嘿乐下去，告诉他，就是再过一万年，他也还是我们心中的老英雄，老小伙，老战士。这一点永远都不会变。

(2016年6月16日《沈阳日报·万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