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楼死亡事件

奔梦

2011年8月12日清晨6点10分，晨光初露，我刚从睡梦中醒来，正准备开始洗漱，手机突然响起。来电显示是姨夫，我随意接起，语气中还带着几分慵懒：“喂，有啥事？”

电话那头，姨夫的声音急促又带着几分慌乱：“老姨，快回来，出大事了！”

我心中猛地一紧，急忙追问：“到底怎么了？”

姨夫近乎颤抖着声音说道：“有个工人死在我楼上！”

“什么？怎么会这样？”我惊得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问道。

姨夫焦虑的情绪通过电话扑面而来：“昨晚那工人喝醉了，也不知道啥时候，人就没了！你赶紧回来，今天怕是要有大麻烦。”

挂断电话后，我满心担忧。姨夫辛苦打拼十多年，好不容易攒下几十万，心心念念想要有个安稳的家，也为儿子的未来谋个立足之地，这才咬牙买了地皮，开始修建新房。谁能想到，房子主体都还没完工，就摊上了这种倒霉事！要是处理不好，说不定还得吃上官司。人命关天，容不得半点马虎，我立刻回拨姨夫电话：“你们报警了吗？”

“还没……”姨夫的声音有些怯懦。

我忍不住埋怨道：“怎么不赶紧报警！”后来才知道，当时姨夫、工头和几个工人都被吓得六神无主，只能呆呆地守在死者身旁，完全没了主意。好在姨夫终于反应过来，答应马上报警。

鸡场距离黄泥塘不过五公里，我心急如焚，十五分钟后便赶到了现场。只见现场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所有人都垂头丧气。平日里巧舌如簧、话多得停不下来的两个工头，此刻也蔫头耷脑地坐在乱石堆里，一根接一根地猛吸着香烟，眼神中满是焦虑，似乎想从烟雾缭绕中寻得解决问题的办法。

姨妹向我简单讲述了事情经过，原来派出所已经来过现场，走的时候反复叮嘱，不能让任何人上楼，以免破坏现场，他们会把案子移交县刑侦队处理。我赶忙问：“死者家属通知了吗？不通知家属，尸体可不能随便处理。”姨夫回答说刚通知，估计得两个多小时才能到。

听说死者家境贫寒，家中有八十多岁的老父亲需要赡养，还有妻子和一双儿女。女儿才8岁，儿子更是尚在襁褓之中。39岁的顶梁柱突然离世，这一大家子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欠下的一万多元债务又该如何偿还？想到这些，我不禁为这家人的未来感到揪心。而且，这件事一旦深究起来，涉及的各方恐怕都脱不了干系。

说来也巧，这个工人刚来工地才三天，姨夫家的楼房这几天都没动工，工头带着工人们一直在对面新承包的楼房施工，只是吃住都在姨夫这儿。这些工人也是随意，拖家带口全搬了过来，住得满满当当，还在新房里吃喝嫖赌，各种闹剧不断。按农村的老讲究，新房是不能随便让人住的，更忌讳带女人入住，可他们完全不当回事。如今出了这样的事，工头心里也清楚理亏，都不敢直面姨夫一家。当初签订的协议里明明写得清清楚楚：“在施工过程中，若因工人喝酒或不慎导致的工伤事故，由乙方（承包方）全权负责，与甲方无关。”况且这几天又没给姨夫家干活，所以我觉得这事儿主要责任在乙方，善后赔偿也该他们负责。可即便如此，我还是忧心忡忡，就怕死者家属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和大家起冲突。于是，我不停提醒姨夫多叫些人来，以防不测。

没过多久，姨夫叫的人都到齐了，再加上闻讯赶来的围观群众，现场一下子热闹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有人抱怨命运不公，有人指责工头没管好工人喝酒，说什么的都有。天气酷热难耐，可这些人却像坚守岗位的士兵，守在楼房门口，不肯离去。

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每一分每一秒都让人煎熬。大家的心情也各不相同，有人提心吊胆，有人满心好奇，甚至还有人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几个小时过去，大家都疲惫不堪，肚子也饿得咕咕叫，可谁都没有离开。

直到中午，县刑侦队和死者家属终于赶到。一瞬间，所有人都打起了精神，倦意和饥饿仿佛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全神贯注地盯着接下来的发展。

刑警带着死者家属和部分群众上了楼，而死者所在的位置，偏偏就是姨妹精心设计的卧室。这下可把姨妹吓坏了，她本就胆小，以后哪还敢进这间房。她躲在看不到尸体的角落，浑身瑟瑟发抖，想必此刻已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现场免不了一番争执，好在死者家属通情达理，了解情况后，也认可这件事和姨夫家无关，表示会和工头协商赔偿和善后事宜。经过县刑侦队、镇派出所和司法局几个小时的协调，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工头一方承担死者的安葬费和赔偿费，共计25000元，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在工头的指挥下，几个工人满脸不情愿地用绳索拴住裹着尸体的包单布，从三楼阳台慢慢往下放。伴随着噼里啪啦驱邪的鞭炮声，尸体被抬上了安葬车，缓缓驶离。

看着车子渐行渐远，在场的所有人都长舒一口气，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虽然姨夫一家还是心有余悸，但事情总算有了个结果，压在心头的那块大石头，也总算是落了地。

2011年8月20日撰稿于鸡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