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南渡北归》摘编之十

潘立

读《南渡北归》摘编之十

三十一，“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和失踪

“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不得不提瑞典人安特生。他是瑞典地质学家，大学教授，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于1914年应中国北洋政府农工总长张謇之聘，来华任矿政顾问。来华初期，对中国北方矿藏做了许多发现和调查工作。由于当时处于风雨飘摇和军阀混战状态下的北洋政府，没有人会用他那样的专家，导致这位年薪18000块大洋的顾问（当时北大名教授月薪300块，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月薪8块）长期处于休闲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安特生偶尔于北方地质调查中发现了古生物和新石器时代的器物，他敏锐地感觉到其中蕴藏的巨大科学价值，从此他的兴趣和热情迅速转入中国考古。安特生从以瑞典王储斯塔夫.阿道尔任委员长的瑞典中国委员会处先后争取到85万克朗的赞助。正是得此慷慨赞助，安特生才在中国大地上大显身手，在内蒙古，河南，甘肃挖掘出“仰韶文化”的许多文物。

同一时期，安特生通过对北京西南的房山县周口店龙骨山等地区化石的调查研究，引发中国科学家在周口店发现了属于早期人类的两顆牙齿。1927年，在瑞典资助的同时，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也出资赞助，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由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协和医院主持，进行大规模发掘。1929年12月2日傍晚，我国年青的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和工作人员，在发掘过程中，突然看到一个小洞，伸手进去，意外发现许多动物化石，裴文中决定继续挖下去，终于挖到一个距今60万年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初命名“北京猿人”，后正式名称“中国猿人北京种”。12月6日，裴文中亲自坐车，用他自己的两床被子和褥子毡子，包着这稀世珍宝护送到北京。1936年，另一位青年考古学家贾兰坡又先后在猿人洞发现3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

“北京猿人”化石一直保存在美资协和医院。1940年美日战争一触即发，头盖骨再留北平很不安全。中美两国几经交涉，双方同意即行转移到美国保存。然而，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护卫，于当年12月8日，乘北平到秦皇岛专列抵秦皇岛港，准备在那里登上名为“哈德逊总统号”的美舰运往美国。正当此时，日本对珍珠港空袭已经开始，驻秦皇岛日军突然袭击美军，美海军陆战队的列车和军事人员顷刻成为日军俘虏，包括“北京人”在内的物资等均成为日军的战利品，“北京人”从此不见踪影。

战后，中国美国日本都对北京人头盖骨进行了寻找，一直杳无音信。2005年7月，北京房山区政府成立专门工作委员会继续寻找，至今难觅踪影。

三十二，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院之宝毛公鼎传奇

1937年上海沦陷，曾先后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的叶恭绰仓皇携带重金和家眷逃往香港。临行前，秘密将七箱最贵重文物寄存在上海公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其中一箱专门盛放国之重宝毛公鼎。

毛公鼎，西周晚期青铜器中的极品，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清道光23年（1843年）在陕西岐山一出土，“士林瞩目，惊为至宝”。该鼎最珍贵的有接近500字的铭文。1852年，潍县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购得此鼎，清末落入两江总督端方之手。1916年前后，英国人日本人都觊觎这一稀世珍宝，国人得知，纷纷阻止，端方后人亦竭尽全力保全。1926年，端方后人将宝鼎抵押到天津俄国人开办的道胜银行后，无力赎回，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出价三万大洋赎得。

当时，留在上海的叶恭绰潘姓小妾，想带着叶留在上海的文物远走高飞，被叶家留守人员发觉，密报给叶恭绰。叶本人不敢返沪，就派时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教授的侄子叶公超（后任民国政府外交部长）到上海处理解决。

叶公超甫到上海，即与潘小妾发生争吵，潘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告发叶是间谍，叶即被抓。当时，日本人和潘小妾都不知道毛公鼎藏匿之处。日军即对叶公超展开残酷审讯，在49天囹圄之中，叶先后七次受审，二次受鞭刑水刑，但自始至终不承认自己是间谍，更不吐露毛公鼎秘藏地点。为尽快脱身，叶暗中传出一纸条，密嘱家人请铸工假造一个毛公鼎。时在上海的叶公超之兄叶崇勋，除了找制假的文物贩子日夜打造假鼎外，还通过赵叔雅，陈公博，汪精卫等人，与日本人交涉，花了一大笔重金具结作保，叶公超总算得以出狱。而后，叶亲自携带毛公鼎秘密乘船逃往香港，将国之重器交到叔父叶恭绰手里。

抗战胜利前夕，叶恭绰几经变故，贫病交加，无力保鼎，逐将鼎卖给与日本人做生意发财的商人陈咏仁。

1945年日本投降，光复后的上海，成立了敌伪财产清查委员会，该会派出军统特务沈醉捉拿了陈咏仁，缴获毛公鼎。此消息传到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主管文博事物的科长徐伯璞耳中，遂与教育部政务次长杭立武联名报告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说明毛公鼎乃国家重器，必须立即由国家收藏，以防不测。行政院即下达“准予拨给”批文，毛公鼎才由中央博物院派往上海的接收专员曾昭燏带回院内收藏。

1948年，毛公鼎被运往台湾，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直到今天，毛公鼎仍是该院的三件镇院之宝之首（另两件为清光绪皇帝瑾妃的陪嫁之物一一翡翠白玉菜；晋代王羲之的书法真迹《快雪时晴帖》，一说是东坡肉形石）。

三十三，30年代清华大学教授的待遇

清华大学语言学教授王力说：抗战以前，常听人说，大学教授是清高的。“高”字有三种意义，第一是品格高，第二是地位高，第三是薪金高。关于品格高，自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也就撇开不提。关于地位高，我们应该感谢达官贵人的尊贤礼士，使一个寒儒也常能与方面之权要乃至更高的官员分庭抗礼。关于薪金高呢？正薪四百至六百元，比国府委员的薪金只差二百元，比各省厅长的薪金高出一二百元不等，比中学教员的薪金高出五至十倍，比小学教员的薪金高出二十至三十倍……像我们这些知足的人看来，每日有人送菜上门，每周有人送米上门，每月有人送煤上门，每隔一二十天有书贾送书上门，每逢春天有花匠送各种花卉上门，也就可以踌躇满志的了。

这里说的是一般教授的情形，比王力高一级的大牌教授其条件还要好。

自1931年梅贻琦出任校长后，为招聘贤能，清华大学颁布规定，教授月薪300一500元，每位教授可拥有一栋新式住宅。1933年春，清华西院住有陈寅恪，吴宓，闻一多，顾毓琇，周培源，雷宗海，吴有训，杨武之等近50家。1935年初，闻一多，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陈岱孙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这是三十幢新建的西式砖房，每位教授一栋，其条件比西院更好，除有一个花木葱笼的小院子外，内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等大小14间，附设的电话，热水等生活用具一应俱全。清华学生的学费每学期10元，不收寄宿费，共有学生1200余人。20世纪30年代币值与2000年的对比情况大体如下：

1934年月薪500元，约合2000年15000元。当时大学教授常有兼职，收入更多。例如在学术界地位和陈寅恪齐名的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兼职所得月收入可达上千元，甚至达1500元。有一个时期陈寅恪也在北大历史系兼职，后鉴于身体原因，夫人唐筼以“再兼职就不管饭”相要挟，陈氏才不再兼职。当时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购置一辆小汽车，耗资500元，相当于一个月的薪水。1936年，顾颉刚因考虑每日往来于城内的北平研究院与西郊燕京大学之间，多有不便，也购小汽车一辆，每月支付司机薪水是20元。当时物价波动不大，基本情形为：一角七分可买一斤上等黄酒，一元钱可买八斤猪肉；一元钱可在正阳楼吃两只上等的“高粱红”肥大螃蟹，且侍候十分周到；一元钱可吃一汤三菜的西餐（小吃，黄油果酱面包，咖啡）；二元钱可买一袋上等面粉；月租八元可得一个约20间大房的四合院。当时北平一家四口，每月12元伙食费，即可达到小康水平。

三十四，涉及到毛泽东的几件往事

（一）毛泽东在反右时，对曾关照补贴过其岳父杨昌济一家的北大教授陶孟和网开一面

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登记员时，经杨昌济介绍，毛专门拜访过北大名流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

1913年陶孟和留学归国，初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后出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陶是一“学问通家”，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史学，地理学乃至地质学，天文学等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在北大风头正劲，声威显赫，不在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之下，且极力支持校长蔡元培的改革，任北大教务长。全国解放后，陶孟和没有去台湾，留了下来。

北大教授，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病故后，蔡元培与马寅初，胡适，陶孟和等四人联名刋登“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金。

此事过去37年后，在那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中，陶孟和曾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毛搞的那一套斗争方法，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毛泽东通过郭沬若闻知陶氏的“妄言”，勃然大怒，本想给陶施以顔色，忽然想起当年在北大的往事，特别是在杨家唯一的精神与物质支柱一一杨老教授坍崩归天时，陶孟和作为北大名流之一，给予了道义和经济上的关照补贴。感念旧恩，毛泽东采取了敲山震虎的方法，通过郭沬若对陶氏提出了严厉警告，让其闭上嘴巴，不要再出头露面乱哼哼，否则就地拿下，施以顔色。自此以后，陶孟和禁若寒蝉，历次运动皆闭嘴不语，所有的闷气与怨气都憋在心中，终至在政治挤压下忧郁死去，稍占便宜的是免掉了像他的师友弟子们所经历的那般皮肉之苦，可谓不幸中的大幸。

（二）毛泽东的湖南自修大学与曾国藩后代的艺芳女子学校对曾文公祠房舍之争

曾宝荪是曾国藩的曾孙女，1913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等留学，1917级回国后，约请也是留学生的堂弟曾约农，在长沙创办了私立艺芳女子学校，学校于1918年后迁入曾文公祠（即曾国藩祠堂），艺芳女校旁边即曾国藩祠堂的一部分建筑被船山学社占据。当年毛泽东主持的湖南自修大学也办在船山学社。据曾约农从湘乡老家带到台湾的书童朱竹生回忆说，曾宝荪一直记得一件事一一毛泽东有一次到艺芳女校对曾宝荪曾约农说：“你们两位曾先生，书读的好，品德也高尚，可惜我们政见不同”。

除了政见不同，后来两家为争夺曾国藩祠中的浩园矛盾加剧，最后的结果是船山学社里的人动用梭标队，对艺芳女校师生大打出手，艺芳师生四散奔逃，学校一度停办。此次事件又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双方势力在社会急剧动荡的长沙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角逐，除毛泽东外，李淑一之夫柳直荀，以及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等人都卷入其中，从而铸就了一连串的恩怨纠葛，爱恨情仇，并为曾氏家族成员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下图是长沙船山学社）

（三）国民政府六参议员访问延安未被披露的花絮

为建立战后的联合政府，民主党派人士在国共之间穿梭说合。194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参议员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冷遹等一行六人，乘美国专机抵达延安。除了毛泽东与黄炎培谈及的“周期论”一再见之报端，另有两则花絮，简述如下：

一则是参议员，中国青年党党首左舜生，与毛泽东同为湖南同庚，早年与毛又同系“少年中国学会”成员。20年代初，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左舜生立场大变，提倡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积极反共。此次在延安，左氏奉蒋介石之命，要毛泽东交出共产党军队和政权，遭到毛的拒绝，俩人交谈已不愉快，不料，左氏又另生事端：

……已是52岁，全身干瘪得只剩下一堆筋骨，走起路来全身打晃的左舜生，突然又用钩钳之术，提出一个令毛泽东极为尴尬的问题，左氏要与他一直崇拜的女明星，毛泽东的新婚夫人，原上海著名女影星蓝苹见上一面。毛听罢先是以“我不认识蓝苹”，后又改为“她生病了”为由予以拒绝，而后迈开大步向别处走去，再也不肯理睬这位无聊憋脚加浅薄的术士之徒了。后有人引用明代宋濓评鬼谷子的话论左氏曰：“舜生所言之捭阖，钩钳，揣摩之术，皆小人蛇鼠之智。用之于家，则亡家；用之于国，则偾国；用之于天下，则失天下”，甚然也！

二则是傅斯年会见毛泽东。毛泽东是1918年夏进北大图书馆打工的，而傅斯年已经是响当当的五四运动领袖了。多年以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了这段使他刻骨铭心的经历时说：“我的地位这样的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斗转星移，日月变換。如今的毛泽东，已是被蒋介石视为“心腹之患”的共产党领袖，而傅氏则成了一名说客。当毛泽东谈到傅斯年曾在“五四”大出风头时，傅斯年狡猾而又识趣地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听罢傅氏如此得体又使双方皆不失面子的话，心中大为舒𣈱。

傅斯年没有让毛泽东放下武器接受国民党的招安，更没有像左氏那样没出息地一味惦记蓝苹，而是以士大夫传统儒雅的交际方式，请毛泽东在空闲时为自己题字留念，对方慨然允之。于是，毛泽东写给傅斯年一封短笺和一幅条幅。

便笺曰：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歉，故述唐人诗以广之。敬颂

旅安

毛泽东上，七月五日

条幅写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