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跨世纪者的自述——自传体长篇纪实文学连载（之十）

周鴻'

母亲年青时期的留影

作 者

周 鸿

谨以此书献给——

诞辰一百周年的父亲和离世一周年的母亲:

是他们的精子和卵子在美丽邂逅的激情碰撞与融合，孕造出物质的我，让我享受着这个世界的阳光和空气、风和雨的无穷恩泽。

同时把此书献给——

一同跨越世纪之门的人们:

我们在时间的长河中像蝌蚪一样漫游，吮汲着水中世俗的蜉蝣，惬意追逐波光粼粼的幻化和波浪涌动的冲刷，直到最终找到安放自我灵魂的殿堂。

————题记

(十)

　　在市粮食局，母亲在会计统筹科，父亲在粮食采购科。会计统筹科负责依照上级月度、季度、年度粮食统购统销计划，实行定点定量的统筹、统计、统购、统销，然后把统购任务下达到采购科，采购科则负责完成采购粮食。其实这工作很简单。因为粮食的生产和销售，是由国家统购统销的，这是谁也不能触碰的底线。如果你敢私自买卖粮食，轻者说你是投机倒把，没收你的粮食和处以罚金。重则抓起来，定以破坏国家统购统销粮食政策，那是要被判刑入狱的，重者会被处于极刑——枪毙。在今天看来，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但在建国当初，以及若干年之后的国家政策，这一直是一条铁律，任何人也不能触碰这条高压铁律。

在那个年代，国家按每人年龄的大小，工作种类的不同，实行粮票定额供给制。同样，粮票作为重要的商品证券，也是不允许私下进行卖买的。这不仅仅是粮票，国家发行的所有票证都不能私下进行卖买，这些统统叫投机倒把。

农民生产打的粮食，要全部上缴国家，然后再按一定比例返销给农民，这叫返销粮。

虽说本质工作量不大，但学习的任务却是工作量的两三倍甚至更多。每天的大会小会不计其数。会上传达上级下达的各种文件和精神 。还有每天雷打不动的早读人民日报和传达各种红头文件。

全局开完大会之后，就是分科室布置会，最后还要分小组进行讨论学习。要必须做到层层传达，层层分解，层层领会。人人都要做好会议笔记，人人都要写学习心得体会。

而父亲此时已经领会到了三缄其口的真味和妙处。能不说尽量不说。非说不可，就按众人之说的说。这也是母亲对他的约法三章。母亲用最浅显的民间俚语告诉他，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言多必失，沉默是金。

父亲从此以后变得少言寡语。

时光就这样在父亲寡言落欢中悄然游走。

在这期间，母亲和父亲的恋爱实在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他们那次战地黄花分外香的邂逅，也没有再续新的篇章。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去寻找哪怕一丁点他们俩人浪漫的爱情故事，却始终是踪迹难寻。也许是父亲的遭遇太过沉重，给他们的心里种下了挥之不去的雾霾。他们没有什么花前月下，海誓山盟或爱之信物交换。因为那个年代可供花前月下浪漫的场所本就不多。而每天的学习工作弄得他们两人心身疲惫不堪。最主要的是，在那个年代，这些花前月下通通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腐朽的糟粕。

这实在太不符合父亲的性格逻辑了，也不是他精神家园的构建，更不是那个当初不顾一切冲出大山，奔向外面世界的翩翩公子所向往的初衷。

此时的外公，已是重病缠身，生活不能自理。外婆年事已高，自顾尚且都有困难。我姨已参加铁路局工作，是个列车乘务员，常年要跟着列车跑，在家的时间本就不多。照顾两位老人的起居，自然落在了我母亲的肩上。

父亲此时表现出了一个乘龙快婿应有的最佳表现，能做的和不能做的，他都尽力去做到了。但我总感觉，父亲的这种毫无章法的表现，多少有一点是对原来自已无法对父母所尽孝道的一种补偿和精神寻找。

外婆对父亲的表现是十二分的满意。这种满意还延伸到，父母在之后的生活中一旦产生矛盾，外婆永远是无理由、无条件的站在父亲这边。这真应了那句话: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

不久，父亲和母亲顺理成章， 水到渠成的完婚。此时母亲已三十多，父亲已是年近四十的中年大叔 。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部门统计，中国人平均寿命为五十七岁。如此看来 ，母亲和父亲应该是晚婚中的晚婚。

我曾经问过母亲，父亲出了那样大的事，母亲为什么还要和他结婚？这肯定会影响母亲的政治生命和职业前途。

母亲用很诧异的眼光看着我，只是淡淡的嗔笑道：我如果不跟你爸结婚，哪来的你？

次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五九年，我降生于世。

中年得子的父亲(如若按当时人均寿命计算，应该说是老年得子)，自然是喜不自襟，喜出望外，喜不胜收 ，喜从天降，喜笑颜开。我则当之无愧的成了父母亲的掌上明珠。正如那句俗话说的:捧在手上怕掉喽，含在嘴里又怕化喽。

在我满周岁的时候，父亲调到了郊区粮管所，正好旁边有一个养奶牛的农场。我每天都可以喝到父亲从郊区养牛场带回来的新鲜牛奶。这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因为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一年，正是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一时期，因“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政策失误，加上连续的自然灾害，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据说在中国有好些个地方都饿死了许多人。而此时的我却每天都能喝到新鲜的牛奶，实在是一件再奢侈不过的事了。

也正因为这件出于父爱之事，父亲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背上了一条洗刷不掉的罪名，为了培养儿子作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而贪污腐化，让资产阶级的徒子，享受着无比奢侈糜烂的生活。

我从一岁到三岁，一直得以享受这个非常奢侈的待遇。我的体型健壮肥硕，并具有一定的体育潜能，也许和这个夯实的基础具有很大的关系。

在我三周岁时，外公去世 。

这正所谓有来者就必有去者。

我对外公的印象，仅仅停留在一张遗照上。

这时，外公经营的小茶楼也早已公私合营。自从外公身体每况愈下之后，就不再去小茶楼上班，这个小茶楼也就跟他没有半点关系。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令我外婆和我母亲，从有产阶级，彻底变为无产阶级。

人民政府决定要在外公外婆所住的位置和自家菜园地块上修建一座雄伟的地区礼堂。当时相关部门承诺，人民政府今后会给予相关的补偿。现在暂时安排搬迁到钭阳街一个院子里的一间大约十二平米的房子。

但自此以后，这个补偿的承诺 ，犹如泥牛入海，从此杳无音讯。而暂时的搬迁却成了长期的居民。

文化大革命以后，相关政策渐渐松动，父亲和母亲多次找到相关的部门，进行呈报和申诉，但最终均以档案失踪 ，找不到相关的文件资料为由，把这一呈报和申诉做了无害化处理。

世事沧桑，我的外公外婆，我的舅舅，我的母亲和父亲 ，早已作古化为尘土 。而这座雄伟的地区礼堂，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依然耸立在那里。只是早已用作它途，成为了这个城市改革开放之初，最早形成的一个热闹非凡的大型超市。

从我父亲家族的发展史和我母亲的家族发展史来看，富不过三代这句话，绝对是一句至理名言，为此我是深信不疑的。所以我这一辈子从来也不奢望我能大富大贵。这也是我梳理父辈们人生之路所总结的大彻大悟。

在我三岁的时候，每天一杯鲜牛奶的奢侈待遇随着父亲岗位的调动戛然而止。

机关精简人员，将精简下来的人员充实到一些工厂。那时候，全国上上下下，墙上贴的标语，嘴里喊出的口号全是 :大力发展工业化革命运动。

父亲被精简下放到一个铸造厂 。之后安排到一个铸造车间，做了一名车间统计员。

按理说这一工作也不难，只要父亲在表册上填好相关的数据即可。

但车间里滚滚铸铁飞花四溅，机器轰鸣，人声哨声机器声交汇彻响，令父亲无可适从。父亲每天都是拖着身心疲惫的躯体回家。回到家里 ，就像一个闷葫芦一样，一声不吭的躺倒在床上。

刚刚开始时，母亲还能体谅父亲的不适。但时间一久，母亲看到父亲整天萎靡不振的样子，母亲就渐渐的开始有了微词:火红的年代，光荣的岁月 ，人人都在奋力争先，人人都在努力进步、争当先进。你却一天耷拉着个脸，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这样对你不好，对我也不好。

父亲无法辩解 ，也辩解不了 ，只好沉默 。

我不知道在父母的婚姻承续中，这种斥责与沉默的对峙是不是发端于此。

此时一封外调函，辗转反侧，寄到了父亲工作的铸造厂，令父亲的真实身份——右派分子，被彻底无遗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

母亲也是在此时，才知道父亲的另外一重身份——右派分子。母亲原来还以为父亲只是在工作上犯了错误，才调离了原来副县长的工作岗位，没想到这却是一个阶级成分的划定，这是完全不同性质的矛盾，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一个是敌我矛盾。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展的四清运动，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初是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克服官僚主义，打击贪污腐化，最后却演变成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参与的政治运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运动，岂能漏网一个右派分子。这一次，父亲被一封外调函打回了原形，老老实实回到了右派队伍中去，被下放到一个更遥远的农场去进行思想改造。这一次，再也没有谁能帮助父亲了。他的老领导安澜部长，庇佑过他的县委姜书记，还有另外两位战友，也先后成为了右派分子而自顾无暇。

有时候我在想，人们常说:人挪活，树挪死。为什么轮到父亲时，却总是相反。父亲是越挪路越窄，越挪越潦倒，挪到最后，连路都没有了。

还是那句老话说的:祸不单行 ， 福不双至。

下放农村进行思想改造的通知送到父亲手上时，父亲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被膀胱结石的痛苦折磨得苦不堪言。

他向单位陈述目前的状况，希望待病情缓一缓，再到下放单位报到。

但是得到的答复却是坚决的否定。并责令他必须马上到下放单位报到。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因为右派的思想改造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父亲向铸造厂单位领导和市相关部门，再一次做了申诉。

回复依然是强硬的、毋庸置疑的。

从医院出来，父亲既没有到下放单位报到，也没有回铸造厂。

父亲拒不服从，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我查阅了一下当时的相关资料。我发现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对待右派分子的管理，还是比较松懈的、中庸的，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不似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林彪、四人帮搞的那一套非人般的折磨。那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必须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的敌我斗争。

父亲决绝离开组织和单位，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闲散人员，开始混迹于江湖。

再说母亲自从得知父亲的另一重身份，那种山欲崩、地欲裂的天旋地转仿佛将她吞噬。

原来四邻街坊人人羡慕的夫妻两人，每天双双同进同出，都是公家人，吃公家饭，而且还生了一个肥嘟嘟的胖小子。实在是羡慕死了人 。如今家里的男人，自己的丈夫 ，却成了人人嗤之以鼻的右派分子。本来就争强好胜的母亲，更难于接受和面对这个事实。

从这时开始，母亲将坚强和威严，当成一副抵挡冷峻讥讽和嘲笑投射的盔甲，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她随时准备坚决反击背后戳脊梁骨的指指点点。这是一条尊严的楚河汉界，容不得任何人的半点侵犯。

然而背地里，尤其到了夜深人静之时，当她抱起襁褓中的我，更是以泪洗面。唯有此时，作为女人，更作为母亲，最柔弱的那一部分，被彻底的展露和释放。也是从这时起，母亲遗下了美尼尔斯综合症的病灶。

母亲完全可以对父亲有太多的责怪，责怪他的不坦诚，责怪他对家庭和婚姻的不负责任；责怪他的不理智，感情用事；责怪他不会委屈求全，逞一时英豪而陷入万劫不復的深渊 。

然而，作为妻子，她也深知自己的丈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坚信，他绝对不是一个反党反社会的人。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母亲也深深的知道，父亲此一去下放点，必定凶多吉少，甚至可能会搭上性命。

女性般的怜爱，妻子般的怒其不争 ，母亲般的焦虑惶恐，全部一股脑的集中在母亲身上。爱恨交织，嗔怨相涌。

母亲没有抱怨。她以一个妻子最大的宽容，包纳了所有的一切。

事到如今，一家的收入突然减掉一半，光靠母亲微薄的工资，很难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计。外婆要吃药，还在襁褓中的我要加强营养。

　　父亲身体稍有好转，便开始外出打工挣钱维持家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父亲有工就打，有活就干，有钱就挣。不挑不拣，不分不论，只要能赚到钱就行。从父亲写给母亲的信中，可以看出父亲先后在铁路沿线做过泥瓦工，为贩运木材而当过放排工；倒卖过生猪、菜牛，鸡鸭禽蛋。从这些信中大致可以看到，父亲那几年不断切换的人生角色：

“我亲爱的媛：

我托老廖带回去的二十元钱，你收到了吗？

今天是我离开你的第十五天了，十分想念你和孩子，因为近段时间要改在汛期前放木（就是把砍倒的树木和竹子顺山坡滚落到到河边，然后扎成木排和竹筏，顺江水漂流而下——作者注），工作量较大，一天忙下来连一点空隙的时间都没有，今天终于把几张排都扎好了，明天就可以放排了，如果不被耽搁，再过十来天我又可以和你见面了。

亲爱的媛，我知道你整天都在为我担心，看到你愁眉苦脸的样子，我也很难受，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为了我们的孩子，再累再苦都是值得的，安全上我会注意，请你不要为我担心。其实放排是蛮有诗意的，木排在清澈见底的江面上缓缓游动，一群群各种各样的鱼儿在水里欢快的游来游去，两岸是清翠的树木和摇曳的竹林，微风拂面，空气如此的清新，眼前的世界如此的安宁洁静，没有了污秽和浑浊，我的眼前浮现出你那张红彤彤如苹果般美丽的面孔，此时我感受到了一股股幸福如清泉般的流动。相对那些经历的苦痛和磨难，又算得了什么。

吻你

你的淘气丈夫！”

在父亲写给母亲的另外一封信中，父亲这样写到 :

“亲爱的媛:

我托人带去的十八块钱，你收到了吗？

现在已经进入秋末，天气渐渐变凉，也是疾病多发时期，你和孩子都要注意保暖御寒。

这个月挣了二十五元钱，托人带回去十八元，我留下七元钱，作为这个月的伙食费。希望你和孩子能多补充一些营养。

黎塘铁路职工宿舍还有两三个月就砌完了。我听老王说他们准备还要砌一个职工食堂，如果是这样就太好了，我又有活做了，只是又有一段时间见不到你和孩子，很是想念你们。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熟练的泥瓦工，每天砌的砖不比老瓦工少，但每个月却比老瓦工少拿5块钱，唉，有什么办法呢？寄人篱下，不得不如此，好在老王对我不错，挺关照我的，看在孔方兄的面子上，我也只好委屈自己了。

吻你

思念你的丈夫。”

在另一封信中，父亲这样写道：

亲爱的媛：

离开你已有半月之久，天天都是思念常挂，你和孩子一切都好吗？

今年农民种的粮食因为天气过于干旱而大幅度减产，鸡、鸭、蛋都很难收购上来。农民兄弟为了自保和救命，都把这些留在家里，不肯出售，以避家庭急需。这几天来，不知跑了多少村，进了多少寨，所收购物品寥寥，真是急死个人。看来要另想它法了，不能这样坐以待毙。

媛，你不必担心，我想呀，天无绝人之路，路是人走出来的，办法总会是有的，过几天我想去贵州那边去看看，听他们说那边的情况会稍好一点。

吻你，你淘气的丈夫。”

读着父亲写给母亲的一封封看似轻松的信，我的眼睛始终是湿润的。你很难想象，这些苦、重、杂、累的繁重劳作，却集中在一个曾经是大富人家的少爷公子哥的身上。一个曾经踌躇满志的青年 ，现在却是肩挑水泥桶，手拿砌墙砖的泥瓦工；一个曾经饱腹诗书的才俊，却成了一个手撑竹竿，与湍流险滩搏击的放排工；而昔日在舞台上咏叹哈姆雷特的风度翩翩青年，如今却在装运牲口的铁皮焖罐火车厢里，与一群浑身臭烘烘的猪、羊、牛挤身一处；那曾经风流倜傥的年轻副县长，现在却肩挑一对罗筐，一头装满新鲜鸡蛋，一头装满鸡鸭，在集市中吆喝买卖，还要时时处处提防那些手臂上戴有红袖章的各种执法人员的围追堵截。一旦被抓到，身上所有的物品将被没收，钱款被罚没，人也要被关个三、五天甚至十来天。如此，几个月就算是白干了。

这么强烈巨大的反差，让父亲在人世间的大舞台上，演绎得这么淋漓尽致，演绎得这么毫无矫揉造作，演绎得这么倾情绽放。

这需要多大的内心空间，才能容装得下如此丰富的人生戏剧。

这样不断转换劳动者的角色，这需要多大的心理承受能力，这需要多强大的精神支撑，才不会乱套甚至被压垮和崩溃。是为了这个被他牵累的家？是为了他以泪洗面的妻子？是为了襁褓之中嗷嗷待哺的孩子？是为了那深深埋藏在心底无法平息的愧疚？是为了自己的救赎？

父亲人到中年时，背已开始佝偻。他身上有多种疾病，都是因为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足引起的。尤其令人过目不忘的是他的颈窝处，由于长期挑重担所压成一个拳头般大小的肉瘤，摸上去十分的硬实。

我曾无数次在内心诘问 ，我命运多舛的父亲呀，为何苍天对你这样不公？你所经历的这些苦难和坎坷，难道就是对你当初选择理想和信仰的回报？

父亲，你与命运顽强不屈的抗争，是我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一场史诗般的话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