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高原一位上海知青的经历（连载之十）

飞鸿印雪

　　支离破碎的“大学梦”

1965年，父亲从上海调到湖北沙市，他参与筹建的棉纺织印染厂已投入生产，新工人分批招工进厂，1973年春节后，父亲也想把我从内蒙农村调进厂。作为厂总工程师，文革期间戴着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帽子被批斗，调我进厂之事也特别不顺。父亲在信中甚至说，我也是快60岁的人了，身边无一个亲人，难道调一个孩子过来，还要我去求人开“后门”吗？！

父亲参与筹建的工厂拔地而起

此时，我还在上海家中。大哥来信，他写道：“小郑调沙市之事，不要去求人！小郑立即返回赤峰，争取考大学，从正门进！小郑有利条件是：一、本人表现好：二、和基层关系好，不会发生故意卡他的现象；三、家庭出身也可以，且目前正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四、小郑一直坚持自学，加上父亲的辅导，文化基础不错，这次大学招生要考试，对他来讲，完全可以爭取。”

沙市当时仍很乱，我采纳了大哥的建议，正好也接到公社中学希望我当代课教师的来信，我很快回到赤峰。

1973年4月的一天，我刚教完一堂语文课，就接到公社党委推荐自己参加六月份高考的通知。这次高考是“文革”中唯一的一次。前几次，不用考试，只要组织推荐就可直接上大学。1972年，周总理针对各大学反映的前两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相当部分基础知识水平太差，学校无法完成对他们的高等教育，提出了“推荐加考试”的高校录取方针。1973年邓小平复出，在他主持和周总理的支持下，要求73年秋季大学招生，采用单位党组织推荐与夲人考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辽宁省统一文化考试定于6月29日和30日两天，政治、语文、数学一张卷，物理、化学一张卷。

这件事，对我来讲，是天大的喜讯，终于可以凭借知识考大学了，自己极其兴奋。

我在公社中学代课到5月底结束，我找了公社党委于书记和倪校长，经他俩批准同意，代课结束后，我继续留校当旁听生一直到参加高考。

自己政治、语文基础较好，无须化太多功夫，集中精力恶补数、理、化。我当然知道，这次考试对自己的前程意味着什么？人生能有几回搏？那两个多月，我是废寝忘食，全力拼搏，好在还能及时得到学校各科老师诲人不倦地指导。

考场设在赤峰县粮校，全县考生五百余人，我踌躇满志地走进考场，感觉良好地走出考场。8月上旬，我舅舅（辽宁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打来电话告我，他一个在省招生办工作的学生说，你考得很好，已被辽宁大学历史系录取，过几天即可发出录取通知书。那天晚上，我兴奋的彻夜难眠，想的很多很多……。

此时，与我毗邻不远的辽宁省另一个考场，一个叫张铁生的知青交了一张白卷，并在白卷背后给领导写了一封信。辽宁“太上皇”毛远新夲来就对这次高考方式不满，捡起这块“石头”大做文章，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躁全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辽宁省自然首当其冲，成为“重灾区”，我和无数知青的“大学梦”在瞬间被碾得支离破碎，张铁生的一张“白卷”，使得自己已经写在大学录取通知书上的名字被勾掉了，理由就一条：农忙之际不参加劳动。我欲哭无泪！

“白卷先生”的故事，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和母亲还蒙在鼓里，还在虔诚地检讨自已。1973年9月7日我写信给母亲：“妈妈，你看了这封信，不要过于难受，儿子不争气，已很惭愧，我只是担心妈妈身体健康，不要因为我而受影响。大学录取通知书已下达，没有我，没有录取的原因，说我出工率不高……”这封信是从母亲日记摘抄中发现的。母亲还写道：“我即日回信勉励他，并因自己承担责任，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影响了他。”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提及此事:“1973年7月23日朱郑来信，为考大学，再要父亲政审结论。厂中仍不给，特别是组织科陈XX讲，儿子要更不给！！！（注：从这三个感叹号，可看出父亲当时无以言状的愤懑心情！）恶劣之至！王XX、邓XX允协助但无下文，7月24日我自己寄赤峰县招生小组《我的简历》，无组织出面，恐无用，我只是为小郑尽力而已。”

早已忘却的往事，可怜天下父母心！

迷茫、压抑、委屈，各种难以言状的感觉，让我内心空前苦闷，倍感煎熬，即看不清未来，又无以释怀，自己才刚刚二十岁出头，已萌生“虽非日薄西山，却也桑榆在望”的悲伤情绪。

大哥来信鼓励我：“一个革命者，首先是承认客观现实，然而是不怕客观现实，第三是改造客观现实。我相信你会坚持下去，并且会成长起来的……”。大哥同时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和小郑不可能走一条舒适、平坦的路，要和工农交朋友，在我们将来的生活中，不是公园、绿州，不是小舟、汽车，要逼自己走艰苦之路，比如小郑，考上大学又不能录取，他又能怎么样呢？他已经在社会最底层了，没那么多快乐，这就是生活！人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哥比我大五岁，功课好，清华大学毕业，经风雨，见世面，政治上比我成熟得多，我和弟弟从小就很祟拜他。

既然读书无望，1974年1月6日，我被抽调进平庄毛纺厂。

这是在离开美丽河公社前照的相。

农村插队小结

1969年3月22日下乡到1974年1月6日进厂，换句话说，从不满17岁当农民到21岁出头当工人，自己在内蒙高原的农村整整生活了四年零十个月。

四年多的插队生活，是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并承担责任的开始。

除了回沪“猫冬”，进贫宣队，当小学、中学代课教师外，真正在农田断断续续劳动也就两年时间，什么农活都干过，但绝对算不上“好把式。

“贫宣队”的经历，是我才干得到锻炼、思想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

小学尤其是高中代课教师期间，自己没有经过培训，非科班出身，在那个缺师少教的年代，自己也尽心尽力了，虽说比正式教师的教学水平差不少，但也谈不上“误人子弟”。

政治上要求进步，曾写过两次入团申请书，无人过问，我也没听说过别的上海知青有入团的。公社一名团干部私下跟我透露，你父母的问题在审查，还没有结论；你有一个舅舅在台湾，这叫“海外关系”，对你一生都会有影响。

对我打击最大的，莫过于明明被推荐并考上大学却被无情剥夺了上学权利，世上有许多痛苦，只能自己扛着艰难的走下去。

几年下来，知青的脸黑了，手粗糙了，那个年代的宣传口号还加一句“心变红了”。讲句老实话，我还真没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环境改变人，脸黑手糙就是为了吃饱饭再加挣个回家的路费，如此而已。

2009年3月21日，为纪念插队落户四十周年，赴内蒙插队的上海知青三十余人在上海聚会，活动由邢等人组织，陈也从国外赶回，我自己驾车和夫人冒着倾盆大雨从杭州赶来，聚会的留言本上，库写了一首小诗：“少小离家老大还未还，不曾回望已过四十年，而今迈进晚霞伴夕阳，感叹人生弹指一挥间。”我也很有同感，那年，我57岁了，不同样是“少小离家老大还未还”吗！

201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五十周年了。对知青的认识，社会上主要是两种评价，一种是“青春无悔”论，一种是“不堪回首”论。每个人因自己的成长经历、机遇、客观环境不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是上山下乡的“受惠者”，但我也觉得“不堪回首”论，除个别值得同情的知青外，就整体而言，有点言过其实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这个词，再过二十来年，就会进“历史博物馆”了；这批人，也将不复存在，这是历史的必然！ 平心而论，我们知青应该说是苦乐 年华的一代，也是在国家处于动乱和困难时期，勇于牺牲和作出奉献的一代！更是共和国和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永远铭记的一代！

（本文连载完，谢谢读者！）

（照片：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