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岁月》第七章 ‍ 军旅生涯（上 ）文艺战士 ‍ 刘春芳

桃源ITO

《蹉跎岁月》第七章

军旅生涯（上 ）文艺战士

我把家里发生的事情都处理好准备跟刘参谋长去部队时，刘参谋长夸我说：“小妮儿，你真行。你这么小的年纪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也没把你压垮。还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好，能振作起来回部队，很不简单。”我说：“我的父母都是为了我当兵的事而死的，这个代价太大了，我一定要当个好兵，才不辜负他们对我的希望。”我又问参谋长：“我们女兵能当多长时间？”他说：“如果干好了会长期留在部队。”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干，争取长期留在部队。

我为什么那么想当兵呢？1970年还属于文革的后期，人们对上大学还不太重视，认为只有参军才是最光荣的。尤其是当女兵，因为数量极少，所以比男兵更加光荣，邯郸县就只招收了我一个女兵。我们首长说：“招你一个女兵我得亲自出马过问，我招几百个男兵只要个连长去就可以了，我连问都不用问，就录取了”

那时哪个当官的不是千方百计的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部队里去锻炼的呢？所以说我梦寐以求的最大愿望就是当兵。没想到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我是借招“文艺兵”的春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我入伍的第一年，是在一八一八部队师部宣传队，也就是北京军区炮十四师宣传队。那时根据形势需要每个部队师部都设有专门演样板戏的宣传队。因为我们师的前身是在邯郸支左的4691部队，所以所招文艺兵的兵源多数都是邯郸地区的文艺骨干。我们邯郸一中的学生就有三人，荷华（16岁），覃兰锋（16岁）和我（21岁），她俩都是老红军子弟，只有我跟部队不搭边。还有联纺路的丁艳芳（17岁），临漳县的王东红（16岁），峰峰矿区的魏淑梅（18岁），毕巧玲（大概17岁）和邯郸市的刘士萍（13岁）共八个女生。男生有好多都是从各个剧团偷跑出来参军的，包括乐队的人，还有主演郭建光的，还有会翻跟头的几个战士。我被招来到部队的时间最晚。他们在70年十月份就开始排练京剧《沙家浜》并已经正式演出了。我是70年12月份入伍的。我初次来到张家口地区的怀来县时，冬天特别寒冷。我们发的是寒冷地区的军装。脚上穿的大头鞋，一脚能把人给踢死那种非常重的鞋。头上戴的是大皮帽，就象电影林海雪原电影里的那样子。还发一件皮大衣。只要一眨眼，上下睫毛都会粘到一起，真是滴水成冰。宣传队没有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期，我一到部队正赶上冬季的野营拉练。我们炮兵部队每门大炮都配备一辆装甲车。所以我们拉练不用走路，全是坐车行军。有一次我们宣传队的人坐在装甲车后面车厢的伪装棚里，外面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后面一面能看到外面的尘土。大车队一辆接着一辆的向西开，当前面的车横跨过铁路后我们这辆车紧跟着刚刚跨过铁路的一刹那，一辆火车呼啸而过，差点没把我们坐的这辆车给挂翻，差点没让我们这些刚入伍新兵蛋子都成了烈士。这就是命不该死。我们部队的宣传队跟地方的剧团差不多，每天的任务就是巡回给各团部队演出京剧样板戏《沙家浜》。

有时参加北京军区的汇演。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下属部队都会把我们当做上级派来的使者，热情的款待我们。我们每天吃的都象过大年一样丰盛的宴席，吃遍了我有生以来最美味的菜肴。再回想起我在农村插队时的伙食，真是没法可比。到了1971年的夏天，我们宣传队又重新回到部队支左的老根据地邯郸地区峰峰来慰问演出了。地方的各级政府像是迎接久别归来的亲人一样的热烈的欢迎我们，我们都是坐上宾，无论走到哪里都很光鲜靓丽，尤其是我们女兵更是夺人眼球的焦点。此时我想起了下乡时我非常羡慕周边军营里女兵时的心情，此时此刻我感到人生充满了戏剧性变化，昨天还在地上，今天就飞上了天空。在峰峰演出时，当地流行了一种“红眼病”，我们队的许多演员都被传染上了，我们开始抱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继续坚持登台演出。可是台上出来一个郭建光是红眼，大家想笑。又上来一个胡传魁也是红眼，大家更想笑。再上来一个阿庆嫂还是红眼，惹的台下哄堂的笑声，影响了剧情，不得不停止了演出。全队军人都躺在床上，天天有当地的医生和护士来给我们上眼药检查病情，照顾的非常周到。当九一三林彪坠机事件发生后，我们就奉命紧急撤回到沙城（怀来县），接替作战连队到农场去割稻子，连队的战士们则去备战了。

我们在给各个部队演出时，多数都是在野外，没有剧场和舞台，都是由各团的战士们在露天地提前用木板搭好台子，我们再把幕布和布景支架上，用铁块把布景固定住不让风吹倒。演出的条件很差，但是战士们都像是看大戏一样热情的聚精会神的观看，周围很远的老乡们也都扶老携幼的来观看我们这个“大剧团”的演戏。我们演员们在零下十几度的塞北高原都是穿着很单薄的戏服在台上一丝不苟地表演。有一个扮演“阿龙”的演员是排长，他上场就只能穿一个单薄的小白马甲，下场后冻得浑身发抖，赶紧给他披上皮大衣，喝几口白酒暖暖身子。有时他冻病了也得坚持演出。前来看戏的连队战士都是一二一的喊着口号整齐划一的跑步入场，拿着小马扎整齐的放好，一声口令一块儿坐下。在等待开演前，各连队还互相拉歌，战士们连拍巴掌的声音都是带着节奏的，那种生龙活虎的精气神在地方单位里是绝对看不到的。于是反馈到我们台上的演员们，也都是把每一场演出当成一次战斗任务尽量演的精彩。每次演完后都要开总结会，找出这次演出的成绩和不足。

我们在野外住宿时夜间还得轮流站岗。两人一组，站两个小时岗再换一组。是给宿营地旁边的卡车站岗。有一次轮到女演员何华跟小仕萍去站岗了，我们的队长去查岗，他为了考验她俩站岗认不认真，就把收音机开成发电报的小声音，“滴滴哒——,滴滴、答答——”地悄悄地惦着脚尖从车后绕到她俩的身后，一下就把她俩的枪给獥了。其实她俩已经听到声音了，不过被这象敌台一样的声音给吓的浑身发抖，都动弹不得了。后来一看是队长在恶作剧，真是哭笑不得。

我们在部队整理内务也是个很重要的训练项目，每天早晨只有15分钟的穿衣叠被整理内务的时间，必须得又快又麻利的把被子叠的跟豆腐块似的再穿戴整齐的跑出房间列队站好，领口的风纪扣没扣好不行，帽子戴歪了也不行，迟到哪怕只是几秒钟，也得喊报告才能入列。是不是一个好兵从这些细节上就能看得出来。所以部队的生活把我们这些在家散漫惯了的女孩子一下子就锻炼的非常干练，精神饱满。这正是在革命大熔炉里锤炼的结果。

我们当兵人的动机都非常单纯，就是要积极要求进步，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再进一步的想法就是想提干，这是心照不宣的秘密。

我们要求进步的做法是，首先积极完成领导教给的各项任务，我们是演戏的，就把戏唱好。再就是在日常小事上要有眼力，事事都要做在别人的前面，比如提前起床给每个战士的脸盆和牙缸里都倒好了洗脸水；或者赶紧吃完饭抢着去喂猪；再或者去掏厕所，干活时不怕累不怕脏等等。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也是在地方上看不到的要求进步的方式就是经常要找老战士或者班长排长的谈谈心，交流和征求一下领导对自己的意见。这几样都搞好了，在战士和领导面前都树立起威信了，入党是不难的。

在部队还有个特点，当战士的都闭口不谈男女感情问题，只有一个心眼就是干好工作要求进步。我们宣传队演阿庆嫂的魏淑梅应该算是台柱子吧？应该是提干的对象。但是因为有人反应她在演出完谢幕时跟演胡司令的男演员俩人单独在台上说了一会儿话，就认为他俩是在谈恋爱了，所以把他俩都复原了，非常可惜。这不是在警告其他人不许思想开小差吗?所以说部队这个复员制是最能约束人的。

我们宣传队共有50余人，分演员排和乐队排。演员排里又分成3个班，开始男女演员混编，几个男演员加上三个女演员。有时男女演员为了要求进步坐在军营边的田埂上互相征求一下意见。其他连队的人就看不惯，怀疑宣传队的男女是在谈恋爱。领导又重新把男女分别编班。我们女演员班共九个人，覃兰凤是正班长，我是副班长。我还是团小组组长。我在女兵中年龄是最大的，所以我的心理压力也很大。因为年龄越小越有前途，而且也越招大伙儿喜欢。刘士萍才13岁，拉练时男战士怕她冷就把她搂在怀里用皮大衣把她包裹住，解开时染了她一脸的毛皮褐色，样子很滑稽，逗的大伙儿直乐。王东红是临漳县人，说普通话总带着临漳味儿，南腔北调的也很逗人，别人笑她，她也不生气，还是虚心的让别人给她纠正口音。荷华身材长相都很标致，穿上军装更显得飒爽英姿，她是沙家浜里卫生员小玲的扮演者，也是上台最多的报幕员。扮演阿庆嫂魏淑梅原来是峰峰陶瓷四厂的工人，她非常朴实，一口的峰峰话也不改口音，做人低调，一点当主角的派头都没有，我很佩服她的为人。丁艳芳是我们女兵中最聪明的一个，字写的好，会打乒乓球，还会编短剧。尤其是她演的沙奶奶跟样板团里的沙奶奶没多大区别。她在军区汇演中出了名，被战友文工团挑走了。想起这些昔日的战友来，仿佛昨天还在一起。很久都没有联系了，不知道她们现在都在哪里？变成什么样了？

再说一下我本人的思想变化，我虽然在宣传队时非常开心，但是我的顾虑也比较多。搞文艺再高兴毕竟也不是长久之计，我今后的出路在哪里？舞台上只允许有一个阿庆嫂，一个沙奶奶，只要她们演的好，其他人就没有机会再去演这个角色，你越是没有机会演主角，就越得不到锻炼，跟别人的差距就会越拉越大。我只是一个不起眼的配角，在宣传队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只能在阿庆嫂唱不上去的时候帮她在后台拉个高音。这不是自己想当主角就能当上的。我们那时也天天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我学习了《纪念白求恩》后我想到我在演出上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光喊革命口号怎么能做到又红又专呢？我要是当个医生，就不用受环境的局限，谁也不会影响别人的发展。所以我就想调到卫生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