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 村 好 人（四）--- 深切缅怀我的姥爷 赵守义

雨花石

　　

四、回乡勤政 大显身手

1942年2月10日傍晚时分，我姥爷在饥寒交迫中迈着僵硬的步子回到了好村。此时已是腊月二十五，村里村外就像鬼舔了一样没个人影，更没过年的景象。

天寒地冻，人心恍恍。 从秋收到腊月，驻在城关的日寇隔三差五就派出汉奸和伪军到各村搜刮粮食和牲畜，准备过年时胡吃海喝，害的附近几个村的老百姓日夜心惊胆颤，度日如年。

推开柴门进入自家院子，我姥爷强打精神进了屋，豆大的油灯在窗台上亮着，父亲赵元则此时还未睡觉，正趄在铺盖上发愣。让他绝然没想到的是，二小子守义突然就站在了脚地下。他一下子蹦下炕，双手抓紧我姥爷的胳膊，一边痛哭流涕，一边责备我姥爷出远门也不往家捎信儿，兵荒马乱的，谁知你是死是活。这下可好，还准备挨打挨骂、强作镇定的我姥爷，便将一肚子的委屈哭了出来，必竟他才20多岁，却经历了如此大的苦难与惊险。

当他父子嚎啕之声惊动了隔壁的妻子和妹妹后，一家人围坐一起，我姥爷这才说了一番他在灵石县敌占区的经历。然后胡乱吃了几口干粮，就去党支部书记刘文家里，向其报告这一系列情况。

当天深夜，好村党支部紧急召集五六名骨干党员开会，认真听取了我姥爷在灵石县抗日政府的工作情况和如何从富家滩煤矿跑出来，然后找不到灵石县的主要领导，只好回了好村的情由。这时，刘文当即安慰道：“你的情况特殊，一切事情等过了年再说。” 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一致认为，赵守义虽然是灵石县工会主席，个人重大事项应向灵石县抗日政府或者太岳区总工会报告，但马上要过年了，而且外界敌情不明，让他本人去哪里寻找上级组织？

这种情况下，大家出于关心在外工作同志，同时看在本村人的份上，好村党支部班子成员达成共识，认为党的组织虽然在地域、地位上不同，赵守义同志回村能够主动向村党支部说明情况，是对组织负责、对本人负责的政治觉悟与磊落姿态，也是其明智之举。如果赵守义同志今后有什么政治或是责任问题，好村党支部予以澄清事实，向上级组织作出说明。

这一夜，虽然我姥爷得到这样的答复后心情不再沉重，但仍然感到惴惴不安，好在大家好言劝说，这才回家睡了一个多少年来的安稳觉。

世上的事情就这么奇怪，你怕什么，就会蹦什么。万万没想到，在建国后的整风整党运动中，因我姥爷1942年2月逃离富家滩煤矿并回家的情况，存在事前不请示，事后未及时报告，造成脱岗7个月（我姥爷的革命履历中，1942年2月至8月没写工作经历和证明人），被定性为“擅自脱离组织”，成了一些人揪住不放的“罪证”，因此遭到了长期而激烈的批斗和人身攻击。直到1955年9月，在北京工作的袁致和与李仙两位老上级亲自给有关部门写了证明材料后，我姥爷这才褪去心理枷锁，并在政治上恢复了公正待遇。但是，他遭受的欺辱和皮肉之苦，和谁诉说！

言回前传。1942年春节期间，虽然我姥爷住在家里不再受冻挨饿了，可他每天愁眉不展，心事重重。而父亲赵元则在二小子能从敌占区活着回来，就像打了强心针一样，每天喜出望外高兴地逢人便说：“俺二孩儿可算回来了，额也有靠了。” 因为大小子守印牺牲后，他始终没有从悲痛里走出来。加上老二守义从家走后渺无音讯，家里没了劳力种地，以至于第二年夏天家里没吃的，逼得大儿媳带着孙子树森改嫁到了西王勇村的范家。而他又不改赌博习性，懒得不想多干活儿，成天东游西串混日子，就盼着二小子回来种地做家务养活他。

元宵节一过，赵元则就以大小子守印为党牺牲，需要组织照顾；自己年老多病，没力气种地为由，三番五次到太岳区总工会找领导，要求将二小子守义就近分配工作，以便照顾家庭。

1942年4月初，组织上充分考虑我姥爷一家的实际困难，经太岳区总工会李仙同志批准，决定让我姥爷暂时在家劳动、听候调遣。这样，我姥爷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进肚子，在家听候组织的安排。

时逢清明节，我姥爷去东山祖坟祭奠哥哥赵守印，在痛哭一场后，又担心侄儿树森会不会在范家改名换姓长大后受制。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我姥爷为了让侄儿回门延续赵氏守印的血脉，坚决不听从父亲赵元则的劝说，更不顾大嫂以命相逼的各种阻拦，连去西王勇村三回，硬从范家把5岁的树森拤回好村，让我姥姥王先爱抬掇。此时我老姑赵林英还未出嫁，正好帮忙照看了树森几年。直到1947年11月我母亲赵树峰出生，我姥爷和我姥姥仍视时年10岁的树森为亲生长子，供其读书考上大学，并接济钱粮给娶妻安家。后来，我大舅赵树森在沁源中学任教近四十年，可以说桃李遍布天下。而且他忠厚老实的性格和认真授业的口碑，深受广大师生的尊敬与爱戴。多少年来，他对待教学工作一腔热忱，兢兢业业；对待历届学生视如己出，精心栽培。而且四个子女也非常出色，在沁源本地都成了务器。







　　1942年9月，年仅23岁的我姥爷被组织上任命为好村党支部书记。10月，不等他熟悉工作，就遇上日寇纠集重兵再次对沁源进行疯狂的扫荡。而且这次的鬼子和伪军在白狐窑、交口、闫寨、霍登（法中）和中峪店等地构筑据点，修建炮楼，试图以各种凶残狡猾的手段，将抗日根据地分割蚕食掉。

这一时期，沁源的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因为日寇此次来袭不同于前6次的流窜扫荡，而是要长期驻扎并搞铁壁合围的军事手段，妄想在沁源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为此，中共太岳区委与八路军第129师太岳军区决定，以中共沁源县委为核心，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成立沁源对敌围困斗争指挥部，并把全县划分成13个战区，以决死纵队第38团和第25团、第59团各一部以及洪赵支队为骨干、县游击大队和各村民兵为辅助力量，广泛动员群众在日寇据点周边实施坚壁清野的策略，并伺机开展麻雀战、阻击战、伏击战、地雷战和破袭战，对日寇进行昼夜不断的袭扰，由此开启了一场艰苦卓绝、耗时二年半，并且是世界军事史上绝无仅有的长期围困战争。

目光回到好村。从1942年入冬开始，盘踞在中峪店的鬼子为了让躲进深山的群众回村搞维持，一方面采取搜山抓捕、杀人放火的血腥手段逼迫人们下山回家；一方面利用天寒地冻的时机，让一些地主劣绅等软骨头到处散布“皇军要长期驻扎沁源”“只要人们搞维持就不杀，而且发棉衣和铺盖”，以及“给持有良民证的人分粮分田”等谎言，麻痹和诱惑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上当。并且时常派出穿上破衣烂衫、伪装成老百姓的汉奸与特务，到深山里叫喊“大，日本人走了，快出来哇”“娘哎，额是毛小、赖赖”或者别的一些小名儿，引诱躲反的群众开口搭腔，然后进行搜捕和杀害……

面对如此险恶的斗争形势，刚刚挑起党支书重担的我姥爷，为了让群众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心甘情愿地跟着共产党走。在县围困指挥部和三区分委的坚强领导下，他带领好村各救会和自卫队民兵，坚决执行上级制定的坚壁清野政策，并想尽一切办法组织群众转移物资、疏散和隐蔽人员，做好了长期围困敌人的思想准备与战斗部署。

这期间，河滩就是操场，树林就是课堂。我姥爷几乎每天组织自卫队的民兵进行时政学习、战时训练和日常巡逻，保护群众安全与春耕秋收生产；经常选派精干民兵到东阳城、上庄、马森等地进行政治培训、作战训练和学习制作石雷。并且带领农会与地主富农作斗争，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组织妇救会给八路军战士做军鞋，支援抗日前线；而且让青救会开办农民夜校，教导男女青年识文断字，接受革命思想。另外还安排基干民兵带领儿童团员在村口放哨、盘查可疑路人，确保围困初期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

一年下来，在我姥爷的精心动员和组织下，好村的青壮劳力纷纷拿起镰刀斧头和长棍，当作武器参加到民兵队伍当中开展对敌斗争。并把一些新民兵分配在由老民兵带队的若干游击战斗小组，有的负责站岗放哨、保护庄稼；有的给八路军背运粮食弹药。更为精干的民兵，除了配合正规军作战外，他们几乎每天参予对中峪、城关日寇的袭扰活动，并在鬼子的地盘上抢回了不少粮食和牲口。

可以看出，好村党支部在沁源对敌斗争围困指挥部的坚强领导下，积极发动群众、紧密依靠群众，并通过开展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在基层农村起到了很好的战斗堡垒作用。同时，我姥爷凭一己之力团结和带领各界力量有效开展一系列对敌斗争，为他将来能移胜任更重的担子，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

与此同时，在县围困指挥部统一部署下，我姥爷率领本村的30多个民兵，还被编进辅助八路军作战的“民兵集团”和支前队伍，先后参加了横跨沁县、安泽、古县等地的10余场大小战斗，并多次承担往前线运送粮食弹药的任务。其中，他们这支民兵队伍重点参加了著名的中峪店围困战和白晋路破击战。

1942年腊月的一天，县围困指挥部下达对敌据点进行袭扰的命令，由决死纵队25团主攻中峪店据点的日寇，同时安排附近十几个村的民兵配合攻击。其中，小部分民兵部署在中峪店东侧，分两股小队分别在永宁沟、乌木沟准备烘火诱敌；大部分民兵被安排在村西坡上，伺机呐喊助威，起到人多势众、迷惑敌人的作用，并配合25团的战士攻击鬼子的碉堡。

中峪店，现更名中峪村，位于沁源县城西南，距城关20余公里。现在的中峪乡政府的办公大楼位置，就是当年日寇修筑碉堡的位置。之所以日寇派出重兵在此把守，是因为该据点位于太岳区与临汾敌占区的接壤部，在村西南方向的官道沟有一条通往唐城的安（泽）沁（源）大道，是日寇运输枪炮弹药和粮食物资的重要通道。显然这里是敌我双方必定要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

这天下午，正当我姥爷带领好村的民兵在北峪村列队集合时，县围困指挥部的王鹏飞（时任县武委会副主任）也带着一支队伍向这里走来。当王鹏飞老远就认下我姥爷时，他加快步伐并大声喊到：“忠庆、忠庆（我姥爷的又名），安排你件重要的事情……”

王鹏飞，李元韩家沟村人，曾随军南下到四川工作，后来又调回沁源担任了县革委会副主任。他比我姥爷大两三岁，因其是好村的外甥，小时候经常在姥姥家住着，好与我姥爷在一块儿玩耍。后来，我姥爷参加革命又与他在各种会议、培训场合见面，两人有着说不完的话题。所以，他与我姥爷情同手足，十分亲密。包括1975年我三舅建斌的招工指标，也是我二舅树林找他寻求帮助，才顺利解决了。

当他俩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时，我姥爷说：“鹏飞哥，有甚事你说哇。”王鹏飞笑嘻嘻地说：“忠庆，你不是放牛攉扬过铲棍？胳膊上肯定有力，你带好村民兵去中峪南小桥的坡上埋伏，只要25团一开枪，你就往炮楼上拔撂手榴弹。”说毕，他用手一挥，示意跟在身后的民兵拎来一篓子手榴弹交在我姥爷的手上。

这只沉甸甸的二细篓子里，一共放了十几颗手榴弹。当我姥爷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并且是正规军才能使用的家伙时，一下子激动坏了，兴奋地说：“鹏飞哥，你放心哇，额会拔撂手榴弹，保证都在鬼子头上炸开花……”

是夜，寒风飕飕，薄云覆月，大寒节气的月光时明时暗。当望见鬼子的碉堡里熄了灯火，而且街上也不见巡更的伪军了。25团的战士和众多民兵悄悄潜伏到了碉堡附近，并在南侧、西侧和北侧做好了三面夹击的战斗准备。

此刻，我姥爷率领的好村民兵正潜伏在碉堡南侧小河的对岸，借着月光看得鬼子的碉堡清清楚楚。他们个个瞪起双眼、紧握拳头，都按耐不住紧张兴奋的心情，就等枪声一响投入战斗。

凌晨3时许，当中峪店东侧的两把大火同时点燃后，碉堡里的鬼子和住在街上民房的伪军，纷纷露头并慌忙朝着火光方向“砰砰”地胡乱开枪。然而令这邦蠢猪们想不到的是，25团的战士们早已埋伏在碉堡西侧的山坡上准备发动攻击。

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响彻夜空，八路军战士们纷纷举起长枪向碉堡开火，打得鬼子和伪军昏头转向、尿湿了裤裆。交战中，我姥爷在心头涌起的新仇旧恨使他就像喝了鸡血一样冲动。他站在高坡上，扬长胳膊使出了浑身的劲道，朝着鬼子的碉堡和街上窜动的伪军人群里扔手榴弹，“轰、轰”地一炸一个准。不是把伪军们炸翻几个，就是把碉堡炸得往下落砖块儿，吓得碉堡上的鬼子叽哩哇啦地钻进碉堡地道再也不敢露头。而街上的伪军则哭爹喊娘、抱头鼠窜，不知该往哪儿逃命。总之，这场中峪围困战打的好，全体参战军民在决死纵队25团首长与县围困指挥部王鹏飞等同志的指挥下，时而让正规军用枪炮猛烈攻击碉堡，时而安排民兵们投掷石块，齐喊冲杀，打几发冷枪吓唬他们。并且时打时撤、反复袭扰，让蜷在碉堡地道的鬼子和早已钻入菜窖、茅房的伪军，根本闹不清我方军队的实力，更不敢出来还击。每当八路军猛烈进攻碉堡之时，在坡上看热闹的民兵就激动得跳起来拍手称快。同时几个胆子大的年轻人，更是伺机冲进中峪店收拾丢弃一地的武器弹药，个个兴高采烈地满载而归。

黎明时分，负责指挥作战的25团首长得到情报说，一路日寇援兵已经从城关窜到前乌木村，距中峪店不足10里，战场形势发生了变化，情况相当危急。在这关键时刻，25团的首长一声令下，让参战部队和民兵全部撤离战场。而此刻我姥爷的手榴弹也尽数扔完，正与民兵们站在中峪店的南山上，望着被炸塌的碉堡开怀大笑……

1943年1月，中峪店据点的日本鬼子和伪军，在八路军与民兵的不断袭扰和长期围困下，整日惶恐不安、焦头烂额。加上安沁大道被我军民昼夜伏击并埋设了地雷，日寇驻在临汾的运输队送不来狗粮，把中峪店的鬼子和伪军饿得一个个面黄肌瘦，惶惶不可终日。鬼子甚至开始杀战马填肚子，而伪军只能吃下水和马皮。就连鬼子们手上的“三八大盖”也因为没了子弹，成了他们身子发软时杵地的哭丧棒。

就在快要过年的一天大早，在山上躲反的群众高兴地看到，这伙丧家犬终于夹着尾巴逃回了城关据点，再也不敢来中峪店兴风作浪、残害百姓了。

（待续）

作者刘宏伟，笔名李峘，男，1972年8月出生在沁源县赤石桥村，籍贯山西省浑源县。从小喜欢阅读，爱好写作。代表作有《看班车》《刘奶奶》《戏曲人生》和自传《青春之歌》等散文与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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