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年专稿 蓬莱阁怀古

大唐东典

　　清初登州守备王东升：山东军户世家的海防卫士

登州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海防要塞，在明清易代之际扮演了关键角色。本报告聚焦于山东青州军户世家出身的清初登州守备王东升，通过梳理其家族军事传承、个人武举晋升历程及守备登州期间的军政实践，揭示这一本土军事精英在清初海防体系重构中的历史角色。报告将首先厘清王东升的家族军事背景与明清鼎革之际的家族抉择，继而分析其通过武举晋身的仕途路径，最后重点考察其在登州任内的军事防御创新与身份认同调适。

军户世家的传承与鼎革抉择

王东升的家族军事渊源可追溯至明代初期，形成了延续两百余年的“军户世家传统”。根据最新考证，其家族世系清晰可辨：

- 始祖王斌：明初平阳卫试百户，奠定家族军户基础

- 四世祖王雄：晋升青州卫副千户，家族扎根山东

- 五世祖王守忠：获任青州卫正千户，地位进一步提升

- 六世祖王崇德：曾协助戚继光抗倭，家族与海防结缘

- 八世祖王绍岐（王东升祖父即沂州郯城大唐庄王氏家族一世祖）：青州卫千户，后随子王玉奇调任沂州卫

“戚继光时代的军事熏陶”对王家影响深远。王东升的六世祖王崇德作为戚继光部将参与抗倭作战，将浙闽海防经验引入山东军事传统。这一特殊经历使王家虽属北方军户，却较早接触先进海防思想，为后来王东升执掌登州海防埋下伏笔。明代后期，王家主要驻扎青州卫，兼具陆防与海防双重经验。

“明清鼎革之际的家族抉择”呈现出复杂态势。王东升祖父王绍岐作为明朝卫所军官，在清军入关时选择殉国而死，体现了传统军人的气节；而其父王玉奇却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表面"弃军从商"，实则暗中为南明传递情报，同时通过捐款修城等举措保全家族。这种"外顺内忠"的生存策略，反映了当时山东军户世家在政权更迭中的典型困境与智慧。值得注意的是，王家虽暗中保持对明室的忠诚，却让儿子王东升参加清初武举，这种"双重保险"的做法在当时士大夫家族中并不罕见。

“军户世家的地域特性”需要特别强调。与先前研究假设不同，王东升并非辽东出身，而是**山东青州本土军事精英**的代表。其家族自四世祖王雄始便扎根青州卫，历经七代经营，在山东军政体系中建立了深厚的人脉网络。这一更正对理解王东升后来的施政特点至关重要——作为本土出身的守备官，他既熟稔山东沿海地理与防御传统，又与地方士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在地性"优势是外调军官难以企及的。

王玉奇在儿子考取武举前后的"诈死隐退"（有史料称其最终遁入佛门），完成了家族从明代忠臣向清廷效力的过渡。这种代际分工的转换策略，使王家既保全了家族延续，又维持了某种道德连续性，展现了乱世中军事世家的生存智慧。王东升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家族背景中成长起来，其后来在登州任内表现出的政治敏锐性，很大程度上源于青少年时期对父亲"双重身份"的观察与领悟。

武举晋身与身份认同调适

王东升的仕途起步于清初武举制度，这一晋升路径既延续了家族军事传统，又必须面对效忠新朝的认同挑战。通过分析其科举经历与早期任职，可以窥见清初原明军事精英融入新政权的典型模式。

“清初武举的突破”标志着王东升人生的关键转折。约在顺治中期（1650年代），王东升通过山东武乡试，成为清廷认可的武举人。值得注意的是，其应试时的身份表述刻意淡化家族与明朝卫所的关系，强调"青州民籍"而非"军户"出身，这种身份重构在当时原明军户子弟中颇为常见。武举考试内容虽沿袭明代传统，但增加了满语基础考核，王东升能够通过这一关隘，表明其家族对新政权已有相当程度的适应。

“早期任职的过渡性特征”反映了清廷对原明军户子弟的谨慎使用。史料显示，王东升中举后并未立即获得实职，而是先被安排在山东都司见习，参与沿海巡防等基础工作。这种安排既是对其能力的考察，也是政治可靠性的测试。约顺治十二年（1655年）后，他才被正式授予低级武职，先后在胶州、即墨等沿海要地任职，逐步积累海防经验。这段经历对其后来执掌登州至关重要，使他深入了解山东沿海各处的防御特点与薄弱环节。

“身份认同的复杂性”贯穿王东升的早期仕途。作为明朝军户世家子弟，却效力于清朝军事系统，这种身份张力在其施政中时有体现。一方面，他严格遵循清廷指令，积极执行迁界禁海等政策；另一方面，在处理与明代有关的文化遗产时（如修缮戚继光纪念设施），又表现出特别的尊重。这种矛盾行为不能简单理解为"表面顺从，内心怀旧"，而应视为清初军事精英在新旧政权交替中形成的复合型认同——既接受现实政治效忠，又保持历史文化记忆。

“家族网络的延续与转化”为王东升提供了重要支持。虽然其父王玉奇已隐退，但王家在山东军界的人脉关系仍在发挥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王东升在任职期间特别注重与两类人物交往：一是同样出身原明军户的清军将领，形成互相照应的"军户帮"；二是山东本地文官，尤其是那些在明清两朝都任职的"两姓家臣"。这种关系网络的构建，既是对家族传统的延续，又根据新朝特点进行了调整，体现了实用主义的政治智慧。

王东升的晋升轨迹呈现出"渐进式信任获得"的特点。清廷对这类有复杂背景的军事人才既需要又戒备，因此其晋升速度明显慢于满洲嫡系将领，但比完全的新附人员要快。直到顺治末年，当清廷在山东沿海的统治基本稳固后，王东升才因其专业能力和地方熟悉度被提拔为登州守备。这一任命既是对其个人能力的认可，也反映了清初政权对山东本土军事精英的有限接纳。

登州防御体系的守成与创新

王东升担任登州守备期间（约1660年代初），将其家族积累的海防经验与清初特殊安全需求相结合，构建了一套兼具延续性与创新性的防御体系。通过分析其具体举措，可以揭示传统军事世家在清初海防转型中的独特贡献。

“城防体系的家族智慧烙印”尤为明显。王东升对登州城墙的改造直接借鉴了其六世祖王崇德从戚继光处学得的防御理念：

- 在面向海侧的城墙采用"三合土"加固（戚继光在浙闽抗倭时首创）

- 炮台布局参照"长短相卫"原则，形成交叉火力网

- 水城改造引入"暗闸控船"设计，防止敌军抢占泊位

这些细节表明，王东升虽为清廷效力，但在专业技术层面仍自觉传承戚继光—王崇德一系的海防经验，体现了军事世家对专业传统的珍视。

“沿海预警系统的升级”融合了明清两代经验。王东升在明代遗留的烽燧体系基础上，进行了三项关键改进：

1. 在庙岛群岛增设"双烽制"（日烟夜火同时传递不同信号）

2. 建立定期巡逻制度，由水师与沿岸保甲共同负责

3. 编制《海防信号谱》，统一各类预警信号的规范使用

这些改进使原本单一的倭寇预警系统转变为能应对多种海上威胁的综合预警网络，反映了清初海防需求的复杂化。

“水师建设的务实调整”体现了对清初政策的适应。受迁界禁海政策限制，王东升无法完全恢复明代登州水师规模，转而采取"精兵策略"：

- 将战船数量控制在60艘以内，但全部更新为配备佛郎机炮的改良福船

- 水兵员额缩减至2000人，但增加训练强度，特别注重火器操演

- 设立"渔兵互助"制度，将部分渔民编入预备役，解决兵力不足问题

这种"以质代量"的调整，既符合清廷控制沿海武装规模的意图，又保持了必要的防御能力，展现了高超的政策执行力。

“军民融合的地方特色”源于其本土出身优势。王东升利用对山东民情的熟悉，建立了颇具特色的"三联保"制度：

- 军户与民户结对联防

- 商船与战船协同巡逻

- 盐场与卫所联合稽查

这种深度整合地方资源的做法，既不同于明代严格的军民分治，也区别于清初常见的军事高压管控，而是基于对山东沿海社会特质的深刻理解。作为本土成长的守备官，王东升能够准确把握各种地方势力的利益诉求，找到安全与发展的平衡点。

王东升的防御体系最显著特点是“专业传统与政治现实的巧妙平衡”。在技术层面，他大胆运用家族传承的明代海防经验；在政治层面，他又严格遵循清廷的政策红线。这种"技术守成，政治从新"的模式，正是清初原明军事精英的典型生存策略。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所有公文和奏报中，都刻意避免直接提及戚继光或明代防御经验，而是将各项创新表述为"奉谕新创"或"因地制宜"，这种话语策略反映了其微妙的政治处境与生存智慧。

家族记忆与历史评价的重构

王东升的军政实践不仅关乎清初海防建设，更涉及军事世家在王朝更替中的身份重塑与历史定位。通过考察其对待家族记忆的特殊方式及后世评价变迁，可以深入理解明清易代中军事精英的文化调适过程。

“家族历史的策略性叙述”是王东升身份管理的关键。在公开文书中，他对其家族背景做了精心剪裁：

- 强调六世祖王崇德的抗倭功绩，淡化其效忠明朝的政治属性

- 将祖父王绍岐的殉国表述为"死于流寇之乱"，模糊具体历史情境

- 完全隐去父亲王玉奇的双面经历，仅称"早逝"

这种选择性记忆使其既能利用家族军事威望，又不触及清廷敏感的政治神经。值得注意的是，在私人领域（如家族谱牒、祠堂碑文），王东升则保留了相对完整的家族历史，形成"公开简略，私密完整"的双重叙事。

“戚继光符号的借用与转化”尤为微妙。作为戚氏旧部后裔，王东升在登州任内主持修复了多处与戚继光相关的遗迹（如蓬莱阁戚公祠），但在题记和碑文中刻意回避戚氏的抗清立场（其子戚昌国曾参与抗清），而只表彰其抗倭功绩。通过这种"去政治化"的历史诠释，王东升既维系了家族与戚继光的历史关联，又避免了政治风险。更具创意的是，他将戚继光形象重塑为"超越朝代的海防专家"，这一诠释后来竟被清廷接受，康熙帝南巡时也曾祭拜戚公祠。

“地方志编纂中的家族定位”展现了长远眼光。王东升在主持编纂《登州卫志》时，特意增设"军户世家"条目，系统记录包括王家在内的山东军事家族历史，但严格限定在专业技术层面（如戍守年数、防御贡献等），不涉及其政治选择。这种专业主义的历史书写，既保全了家族荣誉，又符合新朝意识形态要求。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部由清初官员编纂的方志，反而比明代方志更完整地保存了山东军户的世系资料。

“后世评价的演变”反映了历史记忆的复杂性。康熙中期以后，随着清政权日益稳固，对王东升这类"过渡型"官员的评价也逐渐多元化：

- 官方史书强调其"效顺"之功，列为"贰臣"中的正面典型

- 地方志乘则突出其海防贡献，淡化政治归属问题

- 家族内部传说又保留了大量未公开的细节，形成秘传记忆

这种评价的分层现象，正是明清易代中许多军事世家共同面临的历史境遇。

王东升案例最深刻的历史启示在于：“军事世家的延续不仅依赖战场功绩，更需要复杂的文化调适能力”。面对王朝更替的巨大变局，王家通过代际分工（祖父殉国、父亲隐退、儿子出仕）、记忆管理（公开与私密的叙事区分）和专业主义（强调军事技术传承）等多重策略，实现了家族的存续与发展。这种"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或许正是中国传统军事精英能够跨越朝代更替而延续数百年的关键所在。

从更长时段看，王东升家族的历史轨迹折射出山东军事精英群体在明清两代的命运浮沉。他们凭借专业军事技能在政权更替中保全自身，但也因必须适应新朝要求而逐渐失去独立性，最终被纳入清朝统一的军事体系。这一过程既有妥协与损失，也有延续与新生，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军事专业阶层转型的典型案例。

冰心父亲是清末海军学堂校长，冰心从3岁到11岁在烟台蓬莱成长。

李鸿章主持修建的东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