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陵（一）

婺農

曹庄隋炀帝墓的发掘与确认，解决了多年来隋炀帝终葬之地的争议。墓的发掘出土了一批具有时代特征、地域特征的随葬品和特殊的墓葬形制，对于研究隋末唐初的高等级墓葬形制，丧葬习俗，隋唐时期的历史、政治、文化等有重要意义。

隨故煬帝墓誌

惟隨大業十四年太歲……一日帝崩于揚州江都縣……於流珠堂，其年八月……

二是出土一套蹀躞金玉带。是古代带具系统最高等级的实物。

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唯一一套最完整的十三环蹀躞带。

隋炀帝陵位于扬州市邗江区西湖街道曹庄组，距隋江都宫城西南角1.8公里。

读史明智，知古鉴今！

从一代雄主隋炀帝墓被发现说起：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令人惊叹的巧合，让人不禁感叹命运的奇妙。2013年，扬州地产开发商杨勇在施工时意外发现了隋炀帝的坟墓，这一事件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诸多感慨。因为在隋朝，杨勇乃是隋文帝杨坚的长子，也是隋炀帝杨广的亲哥哥，最终却被废黜并赐死。1400多年后，隋炀帝杨广的坟墓竟被同名的杨勇意外挖开，这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宛如真实上演的“黑色幽默”，让人不禁思索，这究竟是报应有时，还是天道轮回，亦或是转世投胎？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留下了无数令人唏嘘的故事。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其功绩不可谓不显著。然而，在权力的诱惑下，亲情变得如此脆弱。杨坚的儿子们为了争夺皇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长子杨勇原本是太子，却因各种原因逐渐失宠，最终被废。而次子杨广则凭借着心机和手段，成功登上皇位，成为隋炀帝。杨广即位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赐死了杨勇，兄弟相残的悲剧令人痛心。这便是“最是无情帝王家”的生动写照，在权力面前，兄弟之情显得如此微不足道，甚至成为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与此同时，隋文帝杨坚和李渊之间的亲戚关系，也在历史的舞台上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隋文帝的皇后独孤伽罗，与李渊的母亲独孤氏是亲姐妹，她们都是西魏北周时期重臣独孤信的女儿。从这层关系来看，李渊是隋文帝的外甥，隋文帝是李渊的姨父，本应是亲密的亲戚。然而，在那个动荡不安、权力更迭频繁的时代，亲情并不能成为维系和平的纽带。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李渊趁机起兵，推翻了隋朝的统治，建立了唐朝。曾经的亲戚关系，在权力的争夺中被抛诸脑后，取而代之的是刀兵相见和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再次印证了“防火防盗，防兄弟防亲戚”的无奈现实，在帝王之家，权力的诱惑远远超过了亲情的力量。

历史的巧合，让我们对命运产生了无尽的遐想。隋炀帝杨广赐死杨勇，1400多年后坟墓又被杨勇发现，这看似荒诞的情节，或许是历史对帝王家无情的一种嘲讽。它提醒着我们，权力虽然能够带来无上的荣耀和地位，但也会让人迷失自我，丧失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不择手段，兄弟反目、亲戚成仇的悲剧不断上演。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仅要感叹命运的无常，更要从中汲取教训。它让我们明白，权力并非人生的全部，亲情、友情和善良等品质同样珍贵。在现代社会中，虽然没有了帝王之家的权力斗争，但类似的利益纷争依然存在。我们应当以史为鉴，珍惜身边的人，不要让利益蒙蔽了双眼，重蹈历史的覆辙。历史的巧合背后，隐藏着人性的复杂和权力的残酷，唯有铭记历史，方能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隋炀帝既有推动历史的举措，也因急功近利导致王朝覆灭，是个极具争议的帝王：

功绩与远见

政治制度革新：正式确立科举制，打破魏晋门阀垄断，为寒门子弟开辟仕途，这一制度延续千年，成为封建王朝选官核心体系。

水利工程壮举：开凿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融，对后世漕运和商业发展影响深远。

疆域拓展与经营：攻灭吐谷浑，设置西海、河源等郡，将青海东部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三征高句丽虽消耗巨大，但旨在维护边疆稳定与王朝权威。

文化与城市建设：迁都洛阳，完善长安、洛阳的都城格局；搜集整理典籍，推动文化事业发展。

过失与败笔

滥用民力致民怨：大运河开凿、营建东都洛阳等工程征调数百万民夫，工期紧迫且劳役沉重，大量百姓因疲惫、饥饿丧生，激化社会矛盾。

频繁战争耗国力：三征高句丽动用数百万兵力和民夫，后勤补给压力巨大，战争失利加之天灾，导致各地起义频发。

统治风格刚愎自用：不听谏言，对反对声音压制，如杀直臣高颎等，使得朝堂谄媚之风盛行，错失调整政策的机会。

历史定位

隋炀帝的政策具有超前性，如科举制和大运河对后世影响深远，但他忽视了社会承受能力，急于成就“圣王功业”，最终引发隋末大乱。他的统治是“成也雄才，败也苛政”的典型，唐朝魏征等人总结其教训，为贞观之治提供了反面借鉴。总体而言，他是一位有功有过、极具争议的帝王，功绩与过错都深刻烙印在历史中。

隋炀帝推动历史的具体举措可从制度、工程、疆域、文化等多方面梳理，以下是关键内容：

一、政治与选官制度革新

1. 正式确立科举制

废除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下令“分科举人”，设进士科（一说大业二年正式设立），以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打破门阀士族对仕途的垄断，为寒门子弟提供上升通道，奠定后世封建王朝选官制度的基础。

二、水利工程与交通建设

1. 开凿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

以洛阳为中心，分四段开凿：永济渠（连接海河与黄河）、通济渠（连接黄河与淮河）、邗沟（连接淮河与长江）、江南河（连接长江与钱塘江），全长约2700公里，贯通五大水系。

意义：促进南北物资运输（如漕粮北运）、文化交流，推动沿岸城市（如扬州、杭州）兴起，对后世经济格局影响深远。

2. 营建东都洛阳

公元605年开始营建，迁都洛阳以平衡南北政治重心，完善城市规划（如宫城、皇城、外郭城布局），成为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

三、疆域拓展与边疆经营

1. 西击吐谷浑，开拓西域

公元608年，派军攻灭吐谷浑，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将青海东部及新疆南部部分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版图，打通丝绸之路，促进西域与中原的贸易往来。

2. 三征高句丽（虽败但意图深远）

公元612-614年三次东征高句丽，旨在消除东北边疆隐患，维护中原王朝对周边政权的宗主权。虽因战略失误和民力透支失败，但客观上促使唐朝继续解决高句丽问题，巩固东北边疆。

四、文化与经济政策

1. 整理典籍，推动文化发展

下令搜集天下书籍，组织文人整理编目，据载藏书达37万卷（后多毁于战火），对文化传承有一定积极意义。

2. 完善仓储与经济管理

在全国多地修建大型粮仓（如含嘉仓、洛口仓），储备粮食以应对灾荒，客观上保障了农业社会的稳定，部分粮仓在唐朝仍在使用。

五、军事与制度配套

1. 改革府兵制

将府兵户籍纳入州县管理，实现“兵农合一”，加强中央对军队的控制，为唐朝府兵制完善提供基础。

这些举措中，科举制和大运河是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两大贡献，虽因隋炀帝急功近利导致滥用民力，但制度本身的进步性和工程的历史价值不可否认。

隋炀帝被视为“暴君”，主要源于他统治期间的一系列急政、苛政对社会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其统治风格带来的负面后果。具体原因可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一、滥用民力，劳役苛重

1. 巨型工程透支民力

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征调民夫200万，工程极尽奢华，大量工匠和民夫因劳累、疾病丧生。

开凿大运河：征发数百万民夫（据《隋书》记载，仅永济渠就征调男丁百万，还征发妇女参与运输），工期紧迫，许多人“死者十四五”，尸体被抛入河中，导致民怨沸腾。

修建宫殿与离宫：如江都宫、西苑等，耗费大量财力物力，地方官员为迎合皇帝，强行征调百姓服役，加剧底层负担。

2. 频繁大规模征役

除水利和城建工程外，还征调民夫运输军粮、修建长城（如607年修长城征发男丁百万，死者过半），多重劳役叠加，使百姓“耕稼失时，田畴多荒”，生存基础被破坏。

二、穷兵黩武，战争消耗巨大

1. 三征高句丽：耗尽国力的灾难

612年第一次东征，隋炀帝亲率百万大军（号称200万），因后勤崩溃、指挥失误惨败，仅逃归者不足三千；后两次东征因国内起义频发，均未成功。

战争征调士兵、民夫超500万，沿途民夫“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大量土地荒芜，社会经济濒临崩溃。

2. 其他军事行动

西击吐谷浑虽拓展疆域，但战争和驻军也消耗了大量资源，加重西北百姓负担。

三、统治残暴，激化矛盾

1. 严刑峻法压制反抗

对服役逃亡者处以死刑，甚至“株连家族”；隋末起义爆发后，下令“捕得盗贼，不问多少，悉斩之”，激起更多人反抗。

2. 诛杀忠良，堵塞言路

大臣高颎、贺若弼因劝谏炀帝奢侈被处死，苏威因进谏被罢官，使得朝堂之上无人敢直言，谄媚之风盛行，政策失误无法被纠正。

四、生活奢靡，加剧社会不公

巡游江都时，船队规模庞大（数千艘龙舟、杂船），拉船民夫达8万，沿途州县需进献美食，百姓被迫“市易稀珍，竞为贡献”，地方官为邀功加重剥削，导致“百姓困穷，财力俱竭”。

五、历史书写的“标签化”影响

唐朝建立后，为巩固统治合法性，魏征等史官在《隋书》中着重渲染隋炀帝的暴政，将其描绘为“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的反面典型，这种评价被后世史书延续，形成“暴君”的刻板印象。

总结：急功近利与统治失当的双重悲剧

隋炀帝的政策（如运河、科举）本身具有进步性，但他忽视了社会承受能力，以“超越时代”的节奏强行推进，加之个人刚愎自用、奢靡残暴的统治风格，最终导致民变四起、王朝覆灭。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他的“暴君”形象，既是其统治失误的结果，也与后世历史叙事的塑造密切相关。

隋炀帝在位期间进行了多项大型工程建设，以下是一些主要的工程：

大运河

通济渠：公元605年，征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凿，自洛阳西苑引瀍、洛之水入黄河，再从板渚引黄河水，经荥泽、汴水，最后在开封之东引汴水进入泗水，复通至淮水，连接了黄河与淮河。

邗沟：同样在公元605年，征发淮南民夫十余万，在原有基础上大规模整修，疏通扩大旧道，北起山阳（今江苏淮安），南达江都（今江苏扬州），连接了淮河与长江。

永济渠：公元608年，征发河北诸郡男女一百余万人丁开凿，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向北通往涿郡（今北京），沟通了黄河和海河水系。

江南河：公元610年下令开凿，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引长江水，经吴州（今江苏苏州）直达余杭（今浙江杭州）的钱塘江，将长江与钱塘江水系直接贯通。

东都洛阳

隋炀帝于公元605年开始营建东都洛阳，仅用14个月建成，城墙周长超过27公里，宫殿区面积约4.2平方公里。

长城加固与驰道建设

隋炀帝大规模整修北方长城体系，并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驰道网络，以保障帝国北疆安全，加强各地之间的交通联系。

大型官仓

隋炀帝广建大型官仓，如洛口仓、回洛仓等，其储备规模之大，直到唐贞观十一年仍未耗尽，这套国家储备与转运体系为后世王朝所继承。

行宫建设

隋炀帝在各地修建了许多行宫，如在张掖焉支山搭建由“六合城”“六合殿”“千人帐”组成的移动行宫，这些行宫多为可拆卸的装配式建筑，展现了隋代高超的工艺水平。

大运河的修建对隋炀帝时期的社会产生了复杂影响，既有推动发展的积极面，也因过度征役引发严重社会矛盾，具体如下：

一、积极影响：

1. 加强南北经济交流

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形成南北物资运输的动脉。南方的粮食、丝绸、茶叶等可通过漕运北运，北方的铁器、马匹等物资也得以南下，缓解了北方粮食短缺问题，促进区域经济互补。

例如，江南的稻米经运河运往洛阳、长安，支持了北方政治中心的物资需求，后世唐代漕运高峰时，每年经运河运抵长安的粮食达百万石以上。

2. 推动沿岸城市繁荣

运河沿岸兴起一批商业城市，如扬州（因地处运河与长江交汇）、杭州、楚州（今淮安）、苏州等，成为物资转运和商业贸易的枢纽。扬州在唐代更成为全国经济中心之一，有“扬一益二”之称，其繁荣直接得益于运河交通。

3. 促进文化融合与民族交流

南北人员通过运河往来频繁，南方的文化（如文学、艺术）与北方的习俗、语言相互交融，加速了民族文化的整合。同时，西域商队经运河抵达中原，也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如佛教、伊斯兰教的传播）。

4. 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东都洛阳作为运河中心，便于朝廷通过水路快速调配物资和军队，加强了对江南、山东等地区的控制，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格局。

二、消极影响：

1. 滥用民力引发社会危机

开凿运河征发民夫数百万，据《隋书》记载，仅通济渠和邗沟的开凿就征调河南、淮南民夫超百万，且工期紧迫（如通济渠仅用半年完工），大量民夫因劳累、疾病死亡，“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导致百姓生存危机，为隋末起义埋下隐患。

2. 加重百姓经济负担

除劳役外，运河沿岸百姓需承担隋炀帝巡游的物资供应。例如，隋炀帝三次巡游江都时，船队规模庞大（数千艘龙舟），沿途州县需进献珍馐美食，地方官为迎合皇帝，强行摊派赋税，导致“百姓困穷，财力俱竭”。

3. 生态与农业短期受损

运河开凿过程中可能破坏部分天然河道和农田，加之大量劳动力被征调，导致农业生产荒废，“耕稼失时，田畴多荒”，短期内加剧了粮食短缺问题。

三、历史争议：短期代价与长期价值的矛盾

隋炀帝修运河的决策具有前瞻性，但执行方式过于急功近利，短期内激化了社会矛盾，成为隋朝灭亡的重要诱因之一。然而从长远看，运河对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甚至被后世评价为“功在千秋，罪在当代”——唐代诗人皮日休诗云：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隋朝（公元581年-公元618年）是中国历史上继南北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以下是关于隋朝的介绍：

历史沿革

杨坚开国：581年，北周外戚杨坚接受北周静帝宇文阐禅位，建立隋朝，定都大兴（今陕西西安），改元开皇。

统一南北：589年，隋文帝杨坚派杨广、杨俊、杨素等率大军灭亡南陈，统一全国，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

开皇之治：隋文帝在位期间，政治上实行三省六部制、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取士；经济上推行均田制、改革赋役制度，轻徭薄赋，还统一货币；军事上改革府兵制。社会呈现繁荣景象，史称“开皇之治”。

皇位之争：隋文帝晚年废太子杨勇，改立杨广，又将杨秀废为庶人。604年，隋文帝杨坚猝崩，杨广继位，是为隋炀帝。

隋炀乱政：隋炀帝在位期间，迁都洛阳，开凿大运河，多次发动对外战争，其中对高句丽的三次战争损耗巨大，引发隋末农民起义。618年，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兵变，杀死隋炀帝，同年李渊逼杨侑禅让，建立唐朝，隋朝灭亡。

政治制度

三省六部制：将丞相权力一分为三，设尚书省、门下省和内史省（唐朝时改为中书省），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门分工明确，相互协作又相互制衡，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加强了皇权。

科举制度：废除九品中正制，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选拔官员，打破了世家大族对仕途的垄断，为寒门子弟提供了晋升通道，对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经济举措

均田制：将国家所有的田地按人分配给百姓耕种，官僚、贵族也可获得土地，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发展。

租庸调制：以征收谷物、布匹或者为政府服役为主，规定了农民交纳赋税和服役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通过对全国人口进行清查和重新登记，查出大量隐匿人口，增加了国家赋税收入。

文化与科技

文化：隋文帝采取儒、道、佛三教并重的策略，调和三教矛盾，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涌现出一批文人学者。

科技工程：大运河的开凿成为连接南北方的重要交通枢纽，对后世影响深远；此外，在建筑、天文历法、医学等领域也有一定成就，如宇文恺设计建造的大兴城和洛阳城，都体现了当时高超的建筑技术水平。

隋朝的国号本应为“随”，源于杨坚之父杨忠的“随国公”爵位。杨坚称帝后，因忌讳“随”字有“走”字旁，认为不吉利，遂改“随”为“隋”为国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