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书的感慨

无定河

　　平生爱书惜纸，以为这是读书人应有的德性。每次买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画报、旧挂历等比较考究的纸包上书皮，生怕污损了图书。

一个爱书人第一次对图书痛下狠手，费力地撕了一天书，感慨良多。

　　不久我置换了咸阳市沣河边的高层住宅，面积比现住房小了许多。搬家之前，免不了既繁琐又苦恼的整理过程。繁琐是因为从家具家电到锅碗瓢盆，都得打包或掂量如何搬运。苦恼是因为每次搬家总是要抛弃一批以后用不上的、或者过时的、或者以后可能还用的上但使用概率很低的东西。这些未必值钱的东西，自己用了多少年，到了不得不淘汰时，不免生出难舍之情。何况房子的面积变小了，即使一些有用的家具及用品也不得不割舍。

　　就说图书整理吧，满满当当两个书柜的图书，被我狠心处理了一大半。这些文史哲方面的名著，大多是在上大学期间和刚参加工作时省吃俭用买的。1982年1月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工资是63.5元，一套平装《莎士比亚全集》十二卷的价格大约十五、六元，买这么一套书，得花掉四分之一的工资，当月的生活费用就会受到些许影响。此前我搬了五次家，这些图书打包搬运了五次。

　　现在藏书的价值大打折扣了，许多图书在网上都可以找来阅读。不想再搬的书，送给同事吧，他们大多也有多余的图书。送给年轻人吧，估计是他们为了给你点面子才肯接受的吧。现在早己超越了读书时代，跨过了读图时代，进入了刷频时代。你看地铁、公交车、机场、餐馆等公共场合，年轻人都在忙着低头刷手机，有几个看书的？

狠一下心忍痛处理吧，学校图书馆愿意接受的送给图书馆，其余的论斤卖给了旧书商，一斤一块五毛的价格卖了三、四百斤。想着卖给旧书商，这些图书也还是能被再利用的吧，心里才略感到一丝慰藉。像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精装著作《欧文全集》、《傅里叶全集》、《圣西门全集》，都在处理之列。一套全新的精装本《资治通鉴》，重量大约有十几斤吧，实在不忍心论斤处理，旧书商最后只出价15元。书商走后我才醒过神来，这比论斤卖更便宜了呀！只好摇头自嘲书生可笑。

　　当整理到论文样刊时，我还是犯了难。我四十来年中发表的论文，连同发表的报纸文稿剪贴本，装了满满四个布提袋，重约四、五十斤。多次搬家这些沉重的期刊搬来搬去，晋升职称或申报个课题什么的也经常需要把它们提来提去。现在我退休了，这些沉甸甸的样刊真不想再搬了，可扔了又不忍心，毕竟这是几十年来心血和汗水的结晶啊！

　　犹豫再三，我终于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妙招：一百几十本样刊，只留杂志封皮、目录和我的文章页，其余都撕掉，这样至少可以减去百分之七、八十的重量。

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活儿并不轻松，因为许多期刊的纸张质量较好，一次只能撕五、六页，多了撕不动。一本一百多页的期刊我就得撕三、四十次。这么个简单的活儿整整一个下午还没干完，晚上还得加班干。

　　撕书的过程，心里酸甜苦辣五味杂陈。每一篇文章从构思、写作到辗转发表的过程都历历在目。眼前浮现的有奋笔疾书酣畅淋漓的痛快时光，但更多的是夜深人静孤灯下写了删删了写不断推倒重来的痛苦挣扎与煎熬。不过这是自取其苦，苦中有乐。直到今天，每次收到编辑部寄来的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样刊时，依然难免有些激动，总是要把样刊在案头放置好多天，不时拿起来翻一翻，这与收藏爱好者把玩他心爱的藏品庶几相似。记得90年代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几篇评论，我把《人民日报》稿酬汇款单压在家里书桌的玻璃板下，迟迟不愿去兑取。那是类似于小学生看着贴在墙上的奖状一样熨帖的心情。（1994年前后，不到一千字的短评，《人民日报》的稿酬是80元，差不多一个字一元。而那时我每月的工资是300元）

　　拿起每一本期刊，我总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这不是说我的论文有多少价值和意义，而是我分明能够感受到每篇文章所付出的艰辛劳动与汗水。这些论文大部分时间是在晚上、节假日完成的。多少年里我的生活习惯是每天晚饭后看完中央台新闻联播，就起身去学校办公室，直到办公楼关门才回家。有一次晚上下雨我没去办公室，家人调侃说：“今晚咱家里有点不对劲，感觉多了一个人。”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一辈子走过来，牺牲了许多休闲轻松的快乐时光，不沾烟酒，不会猜拳行令，走不进推杯换盏的社交圈子，更没有八面来风的人脉关系，求人办事一筹莫展。不喜欢打牌，不会跳舞，不爱到朋友熟人处串门聊天，更没有结交下愿意为你两肋插刀的“拜把兄弟”，但也算有失有得。我的同事和朋友赵校长（后来调任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校长），他与我一起外出开会，总是给外校的同行们这样介绍我：“这是我们学校的第一支笔。”但是我从来对自己有几斤几两心里清清楚楚，不敢自以为是。我只承认：自己是一个比较勤奋务实的人，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