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转过兴县东关大舞台,拐入北关小巷,眼前便是一幅清雅画卷:小路纤尘不染,道旁垂柳成行,绿枝自下而上舒展。微风过处,细长的柳条款款摇曳,似在迎送往来行人。沿路而上,北关小学校门前矗立着一株古槐,树干需数人合抱,树龄已逾百年。皴裂的树皮沟壑纵横,刻满岁月艰辛,无声诉说着沧桑。夏日里,浓荫蔽日,为行人撑起一片沁人的清凉。</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古槐对面,便是兴县最高学府——兴县中学高中部,本县人才的摇篮。其脚下,一座废弃的龙王庙旧址里,尚有几户人家安居。庙前那五眼泉水(古称五龙泉)常年不竭,汩汩汇聚成一道清溪,潺潺流淌。溪水沿着小沟蜿蜒,穿过明渠暗洞,最终汇入蔚汾河。这里曾是县城自来水公司唯一的水源,至今仍是北关居民取水的首选。</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行至北关尽头,便是兴县最宜居的枣沟地段。抬眼望去,一座庞大的院落映入眼帘——那便是粮食局家属大院。</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父亲调至粮油加工厂工作。不久,粮食局便分配给我家两处住房:上院一孔不足二十平米的窑洞,下院西侧一间仅十平米、有门无窗的平房。两处相加虽不足三十平米,但在那个普遍住房困难的年代,已是相当优渥。干部职工尚能分得一套公房,实属梦寐以求。母亲难掩欣喜:“这下好了!总算不用东搬西挪,再受那颠沛流离之苦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随后,母亲带着我去打扫新居。踏入院门,邻居们脸上神色各异,似相识又陌生。这些表情交织,构成了邻里初见的温馨画面。有人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容,眼中闪烁着欢迎的目光,主动上前攀谈,指点环境,介绍院落布局:“欢迎欢迎,新邻居来啦!”那笑容真诚而温暖,仿佛为我们推开一扇融入的门,瞬间让人感受到邻里间的友善。</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这座由粮库改造而成的家属院,是座北朝南、一进两院的典型北方四合院。</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母亲告诉我,大院原属贾、李两姓宅邸。贾家居上院,大门西开;李家居下院,大门南开。新中国成立后收归公有。为方便出入,政府将两院合一。五十年代初,此处曾作干部培训之所,父母便是在此参加“三反”运动时相识、成家的。粮食统购统销后,政府将其无偿划拨粮食局改作粮库。直到城关粮站建成,此地才腾退,改造成家属院。</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上院格局分明:正、东、西各三孔窑洞。每孔窑一门一窗,仍保留着粮库时期统一改造的简朴模样。西侧原有的院门已封堵,留下约二十平米的空地,堆满杂物。</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下院则是南、西、东三面的平房。正面靠西的断壁残垣下,藏着一孔“枕头”窑洞。沿西侧踏阶而上,便是一间带院的小楼,想必是旧时的绣楼。正南大门处,一对门档上方高悬着醒目的“凝瑞”匾额,无声诉说着宅院旧主的尊荣,为这沧桑院落平添一抹厚重的历史印记。</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我家分在下院靠西的小屋,因用作库房,开门略看一眼便拾级直往上院。上院的窑洞是正面靠东首孔。窑洞东侧腿边,有一封堵的楼道,原是通往窑顶楼房的。据说窑顶房间与下院正面的楼房,一同毁于1942年日寇春季扫荡。爬上窑顶,被焚的焦痕仍依稀可辨。同时遭劫的,还有大院东侧大寺梁下的寿圣寺庙、西侧玉京山上的栖霞道观。一座带花园的漂亮宅邸,连同古朴庄严的寺庙、清幽玄妙的道观,尽毁于日寇魔掌,其罪恶罄竹难书!</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开门进入满是尘灰的窑洞,母亲登记了原主人借用公家的旧物件——方桌、炕桌、大瓮等。父亲打了借条后,这些便留给我们继续使用。随即开始清扫:挖炕洞、吊烟囱、掏炉灰、粉刷窑壁,皆是搬家之必需。最后,母亲用胶土拌盐水泥好灶膛,烧火确认烟道通畅,才算完工。</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选定吉日,我们开始搬家。那是1970年8月,从东关搬至这个家属院。家当极简:铺盖碗瓢、一个水瓮、两只包装箱钉成的木箱,外加一个祖传的瓦瓮。最值钱的,就是母亲心爱的那具织布机和纺线车,它们曾帮我家度过1961年的饥荒。当时我在寺塔梁高中部上学,叫了几个同学拉辆平车,待母亲整理停当,几趟便搬完了。然后告别老邻居,离开居住五年的地方,至此,我们终于结束了租房岁月,住进了公家的家属大院。</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搬家不久,我学校毕业即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至此,我家在这个院子一住便是十年。这十年,是我人生记忆中最为艰辛的时光,却也悄然开启了我美好岁月的旅程。1973年5月结婚后,我住进了那间十平米的小房。1975年我们另立家业,父母和弟妹们迁居别处,我便从平房搬进窑洞居住,一直住到1980年底自建新居才离开。在这里,我们于1976年、1979年相继生女添儿,成了四口之家。在这里,我遍尝生活的酸甜苦辣与工作的艰辛坎坷。</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如今,岁月流转,那座大院早已物是人非。然而,那些在大院里度过的日子,如同刻在心底的印记,永不磨灭。</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