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河铭》（647年）

刘传成

大唐与天竺佛国界碑

唐朝疆域图

高志凯提出的“恒河线”主张具有多维度的法理依据，但需注意其性质为学者观点，尚未成为官方立场。具体依据如下：

①历史反制逻辑

印度依据英国殖民时期非法划定的“麦克马洪线”主张领土，中国可基于历史提出对等诉求。唐朝王玄策曾通过军事行动与印度签订《唐天竺边界条约》，划定恒河以北归唐朝。

②地理关联依据

恒河发源于中国西藏阿里地区的冈底斯山脉，其上游雅鲁藏布江与中国领土直接相连。这一地理特征为“恒河以北论”提供了自然法理支撑。

③战略博弈需要

该主张通过将边界问题与殖民历史挂钩，揭露印度对殖民遗产的矛盾立场，同时引发国际舆论对殖民遗留问题的关注，为中国外交提供策略空间。

③历史文献佐证

洛阳龙门石窟题记记载了唐朝王玄策出使印度的历史事件，西藏出土的《大唐天竺使出铭》碑文也证实了相关历史事实。

总结 ：高志凯的“恒河线”主张在历史、地理和战略层面具备一定法理依据，但需结合国际法、中印现实关系及官方立场综合评估。目前该主张更多作为学术讨论和外交策略参考。

恒河大旱发现的“大唐与天竺国界碑”

2025年夏，恒河大旱，附近民众在河床泥土中挖出一块巨石，石上刻有古篆与梵文并书的铭文，被称为“大唐与天竺国界碑”。

碑文如下：

恒水汤汤，可渔可桑，赐我稻米，歌我华章。

恒水湟湟，可涤可觞，晨沐圣露，暮奉神香。恒水茫茫，万载久长，昔闻驼铃，今证沧槃。

恒水苍苍，界分两邦，北属炎黄，南映佛光。

此碑是公元647年，大唐外交使团王玄策击败天竺国后，与新立天竺国王尸鸠摩共同立下的，以示两国友好。

最近，关于“以恒河为界”这一话题又像是给某些人打了鸡血一般，立时热情高涨。今天，老甯就为您说说这事儿吧。

据历史文献记载，公元647年，唐朝使臣王玄策联合吐蕃与尼泊尔联军对恒河北岸进行了征伐，并取得了胜利。有说法认为，王玄策在胜利后于恒河北岸树立了铁制界碑，以彰显唐朝的强大影响力和控制力。然而，这一记载并未在所有历史文献中得到一致确认，且关于立碑的具体细节也缺乏详细记载。

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描述了东土至恒河风俗渐异的情况，但并未直接提及恒河界碑的存在。而印度学界也暂未公布647年恒河界碑的可靠实物证据。目前最接近的考古发现是2014年在比哈尔邦出土的唐代风格石刻，但铭文尚未破译，因此也无法确认其与恒河界碑的关联。

1990年西藏吉隆县出土的“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证实了王玄策确实曾率军经吐蕃-尼泊尔通道进入天竺的事实，但该碑刻于显庆三年（658年），记录的是其出使功绩，并未直接提及恒河界碑一事。

实际上，这一热点的引爆皆因高志凯教授最近提出了以恒河为界划分中印边界的建议，并认为这一提议有深厚的历史依据。他引用了王玄策在恒河北岸的军事行动作为支持其观点的证据。然而，这一提议更多是基于学术探讨和战略智慧，而非官方领土主张。有观点认为，唐朝对恒河北岸的控制力具有局限性，并未在印度建立常设行政机构。

因此，将恒河界碑作为历史事实来确认中印边界可能并不准确。同时，历代中原王朝对南亚的管控多通过朝贡体系实现，与现代主权概念存在本质差异。因此，目前并无确凿证据证明唐代恒河界碑真实存在，相关说法多基于历史文献推测和学者观点，缺乏考古实证。

“中印高志凯边界”的提法，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高志凯教授近期提出的“以恒河为界”的边界构想，这一主张是对印度长期坚持英国殖民时期非法划定的“麦克马洪线”的战略反制。

“中印高志凯边界”在于打破印度对“麦克马洪线”的迷信。

一、历史背景：殖民遗产与边界争议

中印边界问题的核心矛盾源于1914年英国殖民者单方面炮制的“麦克马洪线”。当时英国代表在西姆拉会议上，未经中国中央政府同意，将中国藏南地区约9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入英属印度。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这一非法划界，但印度独立后全盘继承殖民遗产，甚至通过军事占领、移民定居等手段试图固化对藏南的控制。这种行为被高志凯批评为“对殖民逻辑的盲目继承”。

二、高志凯的核心主张：以恒河为界的战略反制

高志凯在2025年6月的公开演讲中提出，既然印度坚持殖民者随意划定的“麦克马洪线”，中国完全可以基于历史和地理依据主张“恒河以北归中国”，形成所谓的“高志凯线”。这一主张包含三重逻辑：

1. 法理对等：印度若承认殖民划界的合法性，中国同样有权依据历史事实（如唐朝王玄策远征恒河流域、元朝军队抵达德里苏丹国）提出对等诉求；

2. 地理关联：恒河正源阿勒格嫩达河发源于中国西藏阿里地区，其上游水系与雅鲁藏布江存在天然联系，为划界提供地理依据；

3. 战略威慑：将边界前推至恒河，可扭转中国在藏南地区的被动防御局面，迫使印度重新评估对华博弈的成本。

三、战略意义：打破既有框架，重塑舆论场

“高志凯线”的提出并非旨在即刻划定边界，而是通过议题设置实现多重战略目标：

1. 瓦解殖民叙事：迫使印度在“承认殖民遗产”与“放弃藏南主张”之间陷入两难，动摇其法理根基；

2. 道义制高点争夺：将边界争议升维至“清算殖民原罪”层面，吸引国际社会关注殖民边界的不合理性；

3. 谈判筹码构建：通过民间舆论讨论，为未来可能的边界谈判创造心理优势，形成“狮子大开口”的博弈策略。

四、争议与分歧

这一主张引发了不同观点的碰撞：

- 支持者认为，这是以西方殖民逻辑反击殖民思维的“魔法打败魔法”，是打破中印边界僵局的创造性思路。例如，占豪等学者指出，通过民间舆论构建“高志凯线”的合理性，可为谈判争取主动；

- 反对者则批评其“激进”，认为学者应致力于务实解决矛盾而非激化对立。部分印度媒体甚至在辩论中切断高志凯的直播信号，反映出这一主张对印度的冲击。

五、现实背景与中国的策略

当前中国在藏南地区已采取系列实际措施，包括新增地名标注、前移行政机构驻地等，逐步夯实主权证据链。同时，中国在西藏的基建投入（如川藏铁路、机场网络）和军事部署（歼-20巡航喜马拉雅）为边界博弈提供了实力支撑。高志凯的提议可视为中国在舆论场发起的“认知战”，与官方的行政、军事手段形成互补。

“高志凯线”本质是学术层面的战略试探，其价值在于打破印度对“麦克马洪线”的迷信，推动国际社会重新审视殖民边界的历史遗留问题。尽管短期内难以成为现实，但这一主张为中印边界谈判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反映出中国在处理领土争端时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建构”的策略转变。未来，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仍需基于平等协商，但“高志凯线”的提出已在舆论场和法理层面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