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我这70年(四十三、“三把火”)

玉品

职务提升以后，一般都要先放三把火，做几件有影响的事，或制定些与前任不同的举措来打破旧有的格局和惯例，用来展示自己的能力，树立威信，打开工作局面，为以后工作奠定基础‌，这好像是个规律。虽然处长就是个芝麻官，但我也不例外。我知道，即使你不“放火”，也会有人盯着你上来后会有什么作为。

其实，威信不威信、能力不能力和局面不局面，对我来说没什么重要的，也没去多想。我本身就喜欢工作，没事还要找事儿干，闲着不是心烦就是感冒。那几年，上面有处长压着，由不得我想做啥就做啥，一年总感冒几次。现在好了，没有人压我了，我怎么能不在职权范围内琢磨着该做点什么工作呢。

我提升那年，正是以徐州国营企业改革为发端，国营企业掀起了一股以“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和“铁交椅”）为中心的企业劳动、工资和人事制度的改革热潮。我开始也有点儿头热，要不要轰轰烈烈干他个有声有色呢。

我很认真地研读了有关“砸三铁”的文件，认真听了样板企业的经验介绍。当我想到在我转正之前的那两年里，坐冷板凳，没有工作，那种类似“砸碗”撬椅”的滋味压得我憋气。现在如果让企业的这些职工下岗，砸了他们的饭碗，连个冷板凳也不给，这种滋味可比我还有个冷板凳承受的压力不知要大多少倍。

想想，我还是不要大脑发热。为了业绩，只想着“烧火”，而不顾企业职工的意愿，这样就好吗？于是，我没有安排大张旗鼓的动员会，只把有关文件在人事科长会上传达了一下，至于砸不砸“三铁”让企业自己去决定。

那个时候，企业和机关捆的还是很紧，厅里不做要求，企业当然也不会很主动的去“砸三铁”。“破三铁”没有动静，可是该烧的“火”还是要烧点，不然人们会说我没有作为。

我升了处长后烧的第一把“火”就是放权，把企业的用工制度、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统统下放给企业，并拿出我的初步意见给厅长汇报。

过去，厅直属的几家企业人事调动、工资分配、干部任免都要经过厅里审批，对企业的积极性是种束缚，不能使企业充满生机和活力。现在要放权，厅领导们会是怎样一个意思。这可是放权呀。有同行跟我交流意见：“管理、管理，不管就不理。经营自主权放了，再把人事劳资权也放了，没权可就没人理你啦。” 想想是那么回事。我在副处长位上时，有两年坐冷板凳，过去常打招呼的人不就是见了我也当没见吗。过去给办过事的见了也躲着。可又一想，我又没啥可图，要那么多权干啥，而且好多事儿也不是我能决定的，权对我来说作用真的不大，多做点服务落个好名声比啥都强。

我起草了文件，上厅党组会研究，很快就将企业用工、工资分配和干部任免权全部都下放到了企业。

接着我又着手在企业推行全员合同制。起初多数职工对合同制理解不了，工作几十年怎么一下变成了合同工。

全员合同制是企业用人制度大势所趋，新入职的员工都要签合同，改计算工龄为缴费年限。对于老职工签合同前的工作时间视同缴费年限。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我熟悉工资政策中的时间界限，很多情况下，几月几号以前的和以后的待遇就不一样，时间就是那一天。我担心晚签合同，缴费年限会少计算。如果这样将会影响企业许多老职工退休后的养老金计发。于是，我一家一家企业去做工作，宣传全员合同制政策。在此基础上，又安排开动员大会，由厅长在会上做动员。很快企业就行动起来。这是我烧的又一把“火”。

接下来我没有再烧“大火”，而是文“火”。以前，没有管过教育，机构改革后，教育合并过来，我开始涉足教育。厅属有两个职业学校，每年招收的新生不少。学生分配放开以后，毕业生就业逐渐成了问题。虽然我不懂教育，但我清楚职业学校的学生能够在学习期间熟练掌握所学专业的操作技能，那么就好就业。我多次建议两所学校要科学设置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课时比例，特别是技工学校更是要让学生在校期间熟练掌握操作技能。

升职后的那几年，工作顺风顺水，就是时间很短，不到5年。但那5年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好的5年。我几乎在工作上的所有想法都能如愿实现。每一次我去厅长那里汇报请示工作，厅长很少说话，偶尔问我一句就又不说话了，接着从笔筒拿出一支碳素笔在我草拟的文件上刷刷大笔一挥。厅长签完字我拿起文件扭身就走。我在厅长那里，除了说工作，其他话一点儿没有。其实，我当时也想没话找话说点儿什么，这样就和领导的距离近了，可是就不知道说句什么话好。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给另外一个年轻一点儿的厅长汇报完工作，离开时说了一句什么，现在也忘了，只记得那位厅长听到后直笑我，那意思分明是我的话让他出乎意料。

岁月不居，时光如流，美好总是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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