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原史记事】王英其人其事（二）

五原县文明办

　　六、接受晋军整训 投蒋任骑兵师长

商震主绥后,了解到绥远的土匪大多依附于王英,为了剿平匪患，商震决定先从整训王英的部队做起。相较以前,加人晋军麾下的王英部队受到了更多的约束。整训后的王英部曾协同赵承绶部郭凤山师在五原剿除了巨匪赵半吊子(青山),为河套地方的安定做了一点贡献。

1929年10月,阎锡山命令王英全旅官兵集中于包头东大营盘接受整训。王英知道这是要集中起来缴械,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将全旅集中于包头。对于缴械问题,王英和部下开了无数次会议,迟迟不能做出决定。一次会上,王英对部下反复讲解:“不是我愿意交枪,而是形势所迫。你们如果一定要拉走,就先把我打死,省得阎锡山杀我。你们在外作乱,我不是被杀,就是得蹲大狱。咱们都是出生入死的患难朋友,非得把我害得家破人亡你们才甘心吗?”说着放声大哭起来。最后各团还是交了枪,王英被调为陕西骑兵副司令,部队排长以上军官调太原军官学校教导团学习,士兵一律给资遣散。

1930年,阎锡山与冯玉祥联合反蒋,三方展开中原大战。阎锡山命令王英跟随赵承绶去河南前线。王英看到有机可乘,一面部署自己的老部下在绥远活动,时刻准备迎接自己回绥,另一面又与蒋介石取得联系,被蒋委任为中央骑兵第3师师长。10月间,中原大战以阎锡山的失败而告终,王英趁机到武汉拜谒蒋介石,蒋让王英速回绥远扩充队伍以牵制阎锡山。于是王英脱离了阎锡山,携一众部下来到了天津。在天津,他又与张学良取得联系,获得返绥的资金资助。此时傅作义已是绥远省主席，他与赵承绶早就清楚王英的野心,遂派骑兵在王英西进道路上进行堵截。王英通过一帮亦兵亦匪的老部下的协助,最终得以将部队开到集宁县(今集宁区),并在此召开军事会议,任命了各级军官,拟定了进军路线。王英这次打着“中央骑兵第3师”的旗号,故而制定了严格的军队纪律。王英部众一路西进,先后骚扰了归绥、萨拉齐县,占领安北县大佘太,又从大佘太一路来到五原南边自己的田庄。由于王英头顶“中央骑兵第3师”的名号,名正言顺,且军纪较好,因而获得老百姓的一致认可。这一次王英可谓衣锦还乡,光宗耀祖。

七、占临河当土皇帝 受打压遁入天津

王英进入五原后,因五原已驻有大量晋军,一个小小的县城不堪重负,故在1931年春节后,王英率兵进驻相邻的临河县。王英占据临河县一年零三个月,人马供应及各种开销全都由地方政府按地亩摊派负担,但也总算没有纵兵公开抢劫。王英在临河再未使用过“中央骑兵第3师”的名号,而蒋介石自从任命王英为师长后,也从未给他拨过一分一厘的军费。王英只好在临河县境内设立税卡,征收所谓“保护费”,作为财源。凡是过境船只,载货大船每只征收银洋70元,粮船 12-15元，盐船15~20元。一年下来共收得银洋20000元左右。同时,又强迫农民广种鸦片,计亩收税,每亩征收大烟10~20两,总计征“板子烟”7000余两。另派杜子玉团开往安北县,向各乡种烟农民讹诈大烟1500余两。王英还派袁占鳌到磴口,把福星公司商号经营的红盐抢到临河、五原1500 余石,向各乡农民换回3000石小麦,再运往包头销售赚钱。“九一八”事变后,王英被蒋介石委以“绥远抗日义勇军司令”的头衔,王英又用这块招牌吸引了大量后套青年加入他的队伍。但王英光说不做,未见任何抗日行动。该年冬,王英向旧友马鸿宾勒索2000件皮大衣,马碍于情面加上自己本身兵力不多,只好从各皮行征收如数奉上。这样一来,驻扎临河的王英过上了不愁吃穿的土皇帝日子。

1932年初,冯玉祥派代表游说王英移兵兰州与甘肃省保安司令雷中田合并,青海马步芳也派代表来拉拢王英,王英均未答应。之后,傅作义也给王英去电要求接洽,想招抚王英为其效力。王英观望不前,傅作义因此和王英产生矛盾,给阎锡山去电请示办法,阎电令剿除。王英被逼无奈,只得向东窜入察哈尔省商都县,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取得联系,表示自己有东进抗日的打算。张学良表面给予优待,实则将其扣押监禁。1933年夏天,王英获得自由,适逢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在吉鸿昌的斡旋下,冯捐弃前嫌,同意王英加入抗日同盟军。王英在吉鸿昌的领导下,参加了收复多伦的战斗。后来抗日同盟军失败,王英又随吉鸿昌来到了天津。

八、接触日本人终成汉奸 五原战役狼狈逃亡

王英在天津整日无所事事,虽然谋得了一个参议的闲散职位,但是每月几百元的薪资根本无法满足他过惯了的奢靡生活,故而打起了走私烟毒的主意。当时政府稽查非常严格,王英又不愿出钱收买军警人员,后经人介绍认识了两个日本人。经商定,由这两个日本人运送毒品,袋大烟料面(即海洛因)酬金150元。在贩毒过程中,通过这两个日本人,王英结识了平绥铁路日本特务机关长盛岛角房和绥远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这为王英后来叛国当汉奸埋下了伏笔。

1935年,日本加快侵略华北的步伐。王英经常去张家口制作大烟料面,与察哈尔省主席张自忠有了接触。张自忠发现王英与日本人联系密切,并企图借助日本人的帮助返回五原,有投敌叛变的风险,遂积极调解王英与傅作义的矛盾。傅作义虽然不想让王英为日本人效力，但又不愿意完全接受王英提出的条件,更何况背后还有阎锡山的阻挠。王英知道傅作义做不了阎锡山的主,自己回到绥远又会被暗算,于是表面宣布不回绥远,暗中却四处活动。这时日寇正在寻找傀儡代理人,在盛岛角房与羽山喜郎的策动下,王英在天津拜会了日本驻天津部队司令梅津美治郎,并被任命为“大汉义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命令王英:“招收旧部土匪队伍,越多越好。先占领百灵庙,然后占领绥东五县,进而占领绥远省全境。”日军想利用王英打通入侵我国华北和西北地区的通道。

1936年11月14日,王英正式成立“大汉义军”,自任总司令,任命张鸣为总政治部部长。王英在张家口,察哈尔一带收集残余旧部与土匪武装,网罗起一支3000人的杂牌军。1936年百灵庙战役中,王英部队的5个旅中有4个反正。失败后的王英跑回天津,向梅津美治郎哭诉自己受到旅长金宪章等人的欺骗,以致遭此惨败。当时日本人认为王英还有利用的价值,也就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王英又开始四处活动。日寇占领绥远后想到王英可以利用,于是给了他一个“绥西自治委员会委员长”的头衔,让他召集旧部返回绥远维持治安,并希望将来进攻宁夏时由其打前锋。王英很快集合起一支2700多人的队伍,被日本人任命为“绥西自治联军总司令”,部队驻扎在包头以西、西山咀以东的地区,和傅作义的防区接壤。王英的“绥西自治联军”名义上隶属伪蒙疆政府,实际上是受日本特务控制。部队设有专门的“绥西自治联军顾问部”,有日本顾问4人,王英完全听命于日本顾问。

1939年腊月下旬,日寇自包头、固阳分三路大举进犯河套,并以王英的部队作为先锋。第一路由包头、磴口、南海子过黄河,扫荡沿河一带抗日部队,直逼临河;第二路从包头西边的中滩出发,进犯五原;第三路自固阳经大佘太,出乌不浪口,绕狼山,西犯陕坝。三路日伪军于腊月二十九在临河会合,并占据了五原。至此,大半个河套被日寇侵占。日伪军所过村庄,烧杀抢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过了正月十五,为了缩短战线以确保包头安全,日寇决定实行放弃临河及陕坝、长期占据五原的策略。除王英的“绥西自治联军”和李守信的伪军两个师及一部分日军留守外,日军主力部队撤返包头。

王英原打算让他的五弟王喆当伪县长,但王喆在王英入侵五原之前就已远避伊克昭盟,不与其兄同流合污。为巩固在五原的统治,王英除在城周加紧设防外,又网罗他的老友田全贵、杜风山、王乐三、刘子俊等人组建伪县公署和伪警务厅强化治安。他还组织了宣抚队,办起(绥西自治日报》,委任赵伯谦为社长兼总编辑,为日寇宣传“大东亚共荣”侵略理论,蛊惑民众,妄图稳定社会秩序,巩固伪政权。此外,王英还唆使田全贵在五原大肆散播“傅作义回不来了,要效忠皇军"等谣言,并准备在五原建立“绥西自治区委员会”,自己当委员长,积极开采河套资源,以协助日寇达到“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目的。

1940年3月20日,傅作义趁春暖解冻、河水进渠的有利时机开始反攻五原。战斗一经打响,王英和陈秉义的伪军就溃退至五原城东。3月21日清晨,王英眼见无法支撑下去,便准备逃跑。他生长在五原,熟悉环境。他先在日盛盐店北墙挖开一个小洞,悄悄爬了出去,然后顺着义和渠东坝头逃出包围圈,天刚微亮时已逃到五原东北15里地的五柜圪旦。相随他逃出者仅有他的外甥张子茂、警卫大队长张子杰等5人。王英逃到五柜圪旦后,部下陈秉义领着骑兵数十人也赶到这里。王英一见,立即骑马随陈秉义没命地向西山咀奔逃。一行人逃至西山咀大退水桥时,被傅部旅长安华亭阻住去路。此时伪军两个师的残部也在参谋长乌古廷的率领下来到西山咀。乌古廷见了王英大哭说:“如果过不了桥我们都要死在后套!王司令请你赶快想办法吧!”王英说:“守桥的安华亭旅长是我的旧部,我已经给他送了信,请他念及旧情放我们过去。我看问题不大,你不必着急。”安华亭原来在“大汉义军”中当过旅长,在百灵庙战役中反正投傅。安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命守桥部队立即撤离,让王英和乌古廷部2000余人通过了西山咀大退水桥。日本人当天由包头派来汽车,把王英等人接回包头,并让陈秉义、邬青云、常志义等部退往安北南场一带修整。半年后,王英的“绥西自治联军"全部开往西公旗(今乌拉特前旗)公庙子,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再未变更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