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原创非首发)</p><p class="ql-block">在全县屈指可数的几位离休女教师中，母亲算是其中之一了。面对越来越少的同行伴侣，母亲就常常慨叹岁月之迅疾，人生之短暂。愈来愈老态龙钟的母亲，经常想不起那些十分熟悉的人的名字；而对于旧时那些教书生涯，反倒越来越记忆清晰，难以忘怀了。时不时便会絮絮叨叨，比较一番。说她们那时开会做笔记，哪有现在的钢笔、圆珠笔、碳素笔，都是清一色的蘸笔。手里捧个墨水盒，蘸一下写一下，记下来倒和领导讲得差不多；说她们那时新到一个工作岗位，哪有现在的出租车、汽车，连自行车也很少，全都是自己拿根棍子，挑起行李，三五十里山路半天走完了；说她们那时生孩子坐月，哪有现在女教师舒服，一休息就是半年。那时顶多一个月，到时争着上班；说她们……人老了，话也稠了。说得多了，我们就免不了呛她几句：“妈，那时是那时，现在是现在，那时有现在的电视，电脑、VCD、卡拉OK吗？”母亲听了，爬满皱纹的老脸似乎显得很尴尬，白内瘴已经很严重的双眼便久久地对着我们凝视起来。</p><p class="ql-block">母亲是旧社会的女高毕业生。建国前就当了教师。而她真正的教书生涯是在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那时我刚上小学，随母亲就读。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文字基本功比较扎实。写在黑板上的字总是一笔一划，十分工整；捧着课本读书的声音很优美。抑扬顿锉，朗朗上口。但毕竟她只是个高小毕业生，所以对后来选在五年级算术教材里的一些难题有些就啃不下来。那时我记得，第二天要讲这些题了，头儿晚上她便翻一座山爬五里坡到邻村李老师那里请教。教会了弄懂了第二天再来教我们。歌，她唱不好，而音乐课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这些娃儿最爱唱歌。为此，母亲便想了很多法子，要么请回村来的初中毕业生教，要么她自己先跟李老师学唱。学会一个再回来教我们一个。那时村里大人们上民校。母亲白天教学生，晚上教农民。民校的教室就是我们白天上课的教室。而教室又是母亲的办公室又是母亲的厨房和卧室。夜晚，有时我一觉醒来，迷迷糊糊睁开眼，还看见母亲站在一盏昏暗的吊灯下，拿根教鞭在讲台上一字一板教大人们念：“玉米、谷子、高粱……”于是，三间房子那狭小的空间也立刻涌动出一股粗犷、浑厚，热气腾腾的声浪：“玉米、谷子、高粱……”</p><p class="ql-block">站在卧牛掌十几个孩子中间，母亲显得十分高兴。青春洋溢在她的脸颊。欢乐团结在她的身围。尽管她一个人包着五个年级十几门课程的复式班，但她从来不觉得累。整天象一只飞来飞去，辛劳奔忙的母燕，一点一点觅食，一口一口含汁。精心侍弄和喂养着那些嗷嗷待哺的幼雏。上课了，先给这个年级布置作业，再给那个年级讲课，再让母亲的小帮手——那些同年级的佼佼者检查其它孩子的背诵情况……母亲象一位熟练的纺织女工，在循环往复的操作中，忙而不乱，井然有序。间或，她还得给那个孩子擦擦鼻涕，给快要脱掉裤子的小男孩紧紧腰带，轻轻地叫醒爬在桌子上打起呼噜的“捣蛋鬼”……作为一种职业，母亲在心底里是由衷地挚爱。日复一日，渗透在孩子们骨髓里的不仅仅有母亲知识的乳滴，更多的还有一种女性母爱的温柔。那时我就觉得，作为老师的母亲，似乎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母亲，而是全班所有孩子的母亲。</p><p class="ql-block">然而，连同我在内的那些不懂事的娃儿照样会给母亲淘气。不知长短的我们照样会给母亲出难题。那次，母亲到学区开会，我们在教室自习。班里的孩子王丑牛对全班同学说，咱们给张老师开个玩笑，谁也不许暴露“军情”。又问我，你告不告你妈？我说不。他就拿个小簸箕，盛了土，放在进门的门栓上。等到风尘仆仆的母亲开会回来，一推门，果然“嘡啷”一声，小簸箕掉了下来。弄得母亲鼻头、眼窝、头发全是土。这时，我听见了丑牛他们窃窃的笑声。而大多数同学则惶悚地坐直了腰，背起了手，睁大了惊恐的眼睛等待挨母亲的训罚。母亲一定会声势咄咄地厉声追问这是谁干的？谁干的？一定会在这一方小天地里大动干戈，刨根问底的啊！然而母亲却出人意料地朝我们笑了。她从从容容把衣领、头发的土扫干净，又跟往常一样登上了讲台。晚上，丑牛的父亲拧着丒牛的耳朵，一进门就让他给母亲下跪，给母亲赔礼道歉。母亲忙不迭扶起她的学生，摩挲着她的头：“孩子娃，小哩。长大就懂了。”这时候，我才发现转过身来的母亲噙在眼里的那一滴委曲的晶莹的泪水。</p><p class="ql-block">其实，有着柔弱之躯的母亲并不软弱。越是难事越是不顺心的事越是有磕磕绊绊的事她牙一咬越是要坚持做到底。记得那天星期六晚上母亲刚回家，倾刻便下起了瓢泼大雨。星期天母亲还得赶回三十里外的学校不误星期一的课。但滚滚涛涛的大河阻断了母亲的去路。那时父亲也在外工作，留在家里的奶奶劝母亲等星期一河小点再走吧，母亲说那十几个孩子怎么办？牙一咬没说别的上路了。在黄浪翻涌的河边有四个大汉专门送人过河。母亲说多少钱？四个大汉说每人两元。那时母亲的月工资仅有24元。她没有犹豫，说：“过”！四个大汉赤身裸体把母亲举在头上，象举着一根柔弱的小草，游游荡荡送到了对岸。那年隆冬三九天，还是母亲要赶回学校，恰巧那天飘起了鹅毛大雪。进卧牛掌要翻五里长的高坡。大雪封山，坡陡路滑，不辨路迹。母亲拿个小笤帚，爬上雪坡。扫一个雪窝，挪一步脚窝。扫一个雪窝，挪一步脚窝。挪挪扫扫，扫扫挪挪。硬是一步一步爬完了那段陡峭的山路。雪花在她身边飞舞，刺骨的寒风在她耳旁呼啸。晶莹的雪坡上留下了她艰难挪步的印迹，也留下了母亲血肉之躯书写在雪坡上的一道人生轨迹……</p><p class="ql-block">生活之路对于母亲并不平坦。五十年代母亲就患有子宫瘤。五八年做手术后没三个月便赶上了大跃进。母亲和其它教师一样参加了修水库劳动。那回担起萝筐觉得肚子刀口处隐隐作疼，脚步便放慢了点。谁想山上擂大鼓指挥战斗的人发现了，立即在喇叭里大喊起来“张××，干劲差；扛黑旗、戴黑花……”又是喊口号，又是鼓声大作。吓得母亲不顾命的疯跑起来。果然那天母亲的刀口裂开了。无奈又住进医院作了第二次手术。之后，母亲又教了几年书直到退休。但身体终于是每况愈下。由于两次手术和超负荷的劳作，母亲的肠胃都移位下垂了。</p><p class="ql-block">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母亲补办了离休手续。离休对于母亲来说显然是一种莫大的荣耀。于是，离休证便成了她须臾不可离身的东西。她拿块红布里三层外三层的包了又包。到县里开老干部座谈会自然要带着；出门坐车上医院看病自然离不了。甚至于到商店买东西也拿着它。人家售货员小姐说：“老奶奶，我们这儿不要离休证，您买什么自己随便挑！”母亲连连点头，说都老糊涂了，老糊涂了啊！现在东西这么多，还要象先前那样要这本要那本吗？而在离休后的若干年内，令她百思不得其解经常迷惘地问我的便是她的工资问题。她说她书都不能教了，每天歇着，工资怎还一回回往上涨？怕不是上头闹错了吧？我说那是政策，有调资文件哩。她摇摇头，更加迷惘地看着我。就象她不能理解已经步入二十一世纪的好多好多新鲜事物一样。</p><p class="ql-block">忽然有一天，母亲接到了来自大洋彼岸美国芝加哥发来的一封信。母亲诧异了。说咱哪有美国的洋亲戚？打开一看，原来是卧牛掌的王丑牛写来的。信写得至衷至诚，十分感人。他说他最敬爱的张老师，还记得那个偷偷把小簸箕放在门栓上，撒了您一身土的王丑牛吗？他说他后来长大了醒悟了懊悔了就想给老师赔礼道歉心里却又老觉得惶愧难当、负疚不安；他说他懂事了就立下志来好好读书一定要给张老师长脸；他说他读完了人大便考上了由美国人出钱的公费留学，眼下在美国的一家银行供职；他说他年底要回北京办事一定要带张老师到美国看一看异国风光……信的末尾恳切地写道：张老师，您能让您这个顽皮学生的请求如愿以偿吗？读着读着，母亲泪眼模糊了，连连喃喃道：“顽皮孩子有出息！顽皮孩子有出息啊！”</p><p class="ql-block">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想了很多理由劝说母亲。她反来复去只是说：“飞机飞得那么高，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收拾回来吗？”</p><p class="ql-block">赴美之事只得作罢。但今年春暖花开的一天，母亲忽然换了件新衣服，拿出珍藏了几十年的她用过的那根核桃木教鞭，拄着拐杖要出门。我纳闷，问母亲：“妈，您要到那里？”母亲显得容光焕发：“去，叫辆出租车，咱再到一回卧牛掌。听说那三间破教室还没拆。俺要拿着教鞭，站在讲台上，再当一回孩子王！”</p><p class="ql-block">啊！原来这才是母亲魂思梦绕，耿耿于怀的情结！</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