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年恢复高考

月下听泉

　　30年了，回忆起1977年冬天的恢复高考一事，至今我仍然激动不已。我清楚地记得，那年10月21日，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这消息如滚滚惊雷，强烈地震撼着祖国大地，震撼着千家万户，震撼着每一个年轻人的心扉。在这一年前，粉碎“四人帮”的喜讯，让我们看到了祖国的希望；而这一恢复高考的消息，更让我们看到了个人的前途。老实说，如果没有当年恢复高考，也许我至今仍在农村的泥土里摸爬滚打。因为，我家世代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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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坷

我是武平一中高中六七届学生。1966年，我还在读高二，正当我们满怀信心意气风发地准备下半年迈入高三迎接高考之际，没有想到，中央“五一六通知”下发，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更没有想到，6月份，宣布取消全国高考。此后11年，我便跌入了坎坷多舛的命途。

（我读书时的武平一中会场。）

（上图平房中间教室是我读高一时的地方）

　　特别是1968年“全国山河一片红”时，5月31日，武平也紧跟着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七八月份，我竟不合时宜地接受一派组织的委托前往福州，向福州军区及省军管会（当时，省革委会还没成立）口头反映武平县成立革委会的情况。他们提出：最好能提供一份书面材料，好让领导更快更好地研究解决。于是，我在福州写了一份《关于武平县单派成立革委会的情况报告》送给了他们，并通过当时在北京参加福建两派学习班的高三林美堂同学转送到了中央。结果，那年11月，我和林美堂同学被打成“反对新生红色政权的现行反革命”，遭到了残酷批斗，无情打击，还被关进了县看守所。在关押了二个多月后，我虽然遭到释放，但仍被送回一中，与阙校长等数十位“牛鬼蛇神”一起关在“牛棚”（原教师食堂）里，白天劳动，晚上批斗。直至1969年4月初，一中“红联总”组织才张贴遣送布告，把我押回农村老家“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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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下放我村的厦门居民画家免费为我所画的个人像）

　　参加农业劳动，对一个农家子弟来说，算不了什么。在父老乡亲们的言传身教下，我很快学会了犁田、耙田、播种、插秧、打禾等各种高难度的农活。记得，耙田时，因为牛身上依附了不少咬着吸血的牛虻，牛不时地往身上甩打着自己的尾巴，由于田水较满，牛尾巴沾上的泥水也就不时地甩在自己的头上脸上及全身。自然，我因近视眼一直戴着的眼镜也无法幸免，弄得斑斑点点，视物模糊，灰头土脸，好不狼狈！

更难受的是，农村劳动之余，闲暇之际，没有任何娱乐，没有文艺书籍，更没有今天的手机电视和电脑。无聊之极，我就千方百计地向外地邮购《农村赤脚医生手册》、《服装鞋帽裁剪与缝纫》等书籍，买工具，访名师，学会了做木匠、泥水匠、裁缝等手艺。大队干部眼红了，说我搞资本主义单干副业，硬把我列入大队副业人员，并允许我外出搞副业，第一年交大队副业款270元，第二年交320元，逐年递增50元。就这样，从1972年起，我连续几年孤身一人前往闽北武夷山中采割松脂。如果遇到连续几天下雨，无法上山，则走家串户“为他人作嫁衣裳”（裁缝），历尽酸甜苦辣百般滋味。

其实，在那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最难受的并不是劳作的艰辛、苦力的磨炼，而是精神的折磨、心灵的煎熬。在黄豆般大的煤油灯下，我曾几次向地、省革委会写信申诉，有的长达40多页，直接表达“我要申冤”。然而，一封封申诉书都被退回到县革委会。后来，我终于收到了县革委会的一封来信，信中不称“同志”，直呼我名：“林坚：你写给XXXX的信已转我委。你积极向上级反映情况的精神是很好的。但是，反映情况必须实事求是。照你信中所说，我们武平岂不是成了人间地狱了吗？……”责难之情，溢于言表。

1975年（也许是1974年就来了），新来了一位县委书记叫卫继福，他十分同情我和林美堂身为武平一中学生在文革中所受的遭遇，表示一定会为我们平反。然而，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兴起，邓小平出山后再次被打倒，我的问题又如落深渊。县委书记鼓励我，并要求我今后不要再外出搞副业了。还指示公社，安排我到大队知青农场劳动，这样，在需要落实解决我的问题时比较容易找到我本人。

于是，1976年春天，我来到了大队知青农场，与那些仍留在这里上山下乡的厦门知青一起劳动。这年10月，我们终于迎来了粉碎“四人帮”这一全中国人命运的伟大转机。11月17日，县革委会也终于给我作出了第一次平反，下达了第一份《平反决定书》：“给林坚同志当众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和享受回乡知识青年应该享受的同等待遇。”

正是这一纸平反决定，让我在恢复高考之后，有了报名的资格。

（1974年闽北採松脂时在南平闽江公园里与长兄合影）

（1977年11月17日，武平县革委会给我作出的平反决定）

报名

我的家在梁野山脚下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山村。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既高兴又无奈。高兴的是，恢复高考又给了我们底层百姓的子女一个相对比较公平公正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无奈的是，这次招生，明确在25周岁以下，确有专长者，才可适当放宽年龄。这次机会恐怕是本人无法享受了。事实上，十二年的学习中断，八九年的农村劳动，早已把自己心中上大学的梦想撕得粉碎。时过境迁，心如槁木，纵然如今高考恢复，难道还会让我们这些年近三十的人去上大学？算了，认命吧，别自讨没趣，还被人笑话。于是，短暂的激动之后，心又沉入了深渊！

待到11月上旬的一天，我在大队部看到了该月5日《福建日报》公布的“招生简章”，我心中才死灰复燃般的升腾起一线希望。因为，《简章》特地点明：要注意招收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两届高中毕业生，年龄可放宽至30岁，婚否不限。并确定：14日开始报名，20日截止。

然而，报名时，是报考大学？大专或是中专？我颇多纠结。这十余年艰辛的劳作和生活的困顿早已消磨了当年“舍我其谁”的凌云壮志。我很现实地看到：经过这十来年“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岁月侵蚀，老师曾苦心积虑教给我的那点知识早已消亡殆尽；从66届到77届共积累了12年的学生，考生一定众多，而这次高校招生名额毕竟有限；自己与共和国同龄，与那些近几年毕业的高中生相比，已毫无优势可言。

思量再三，我决定报考中专。填报的第一个志愿是厦门集美财经学校，最后一个是师范。那时，我的要求很低，也很实在：只要能够实现剥掉谷壳“农转非”，逃离这“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境遇，哪怕当一个小小的会计或老师，我都会十分感激上苍对我的垂怜。

报名之后，心中稍微安定些。白天劳动，晚上挑灯夜读，专攻早已忘光的数学与理化。

报名截止后的某一天，大队干部派人把我从劳动的九礤塘叫回去，通知我马上去公社一趟，有紧要事情。我慌忙赶到10里外的公社，文教委员微笑着端来一杯开水，对我说：“你报考的是中专，县教育局和招生办的领导看过之后，都认为你应该报考大学，建议你填报北大、复旦。因此，上级再给你一份报名表，叫我们通知你重新填写，我们要马上送到县里。”我极力推辞：“如果能考上中专已是我的运气，大学可不敢奢望。”那位委员急了，搬出全部报名册：“你自己翻翻看看，他们都敢报考大学，你会比他们差吗？”

在他们的一再坚持下，我重新填报了大学文科志愿。虽然，我十分向往北大复旦等名校，但落笔仍然填报本省厦大、福师大的中文系。因为，我毕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

十几年后，我才了解到，那位让改报志愿的“上级”是时任县招生办主任的武平一中阙校长和时任教育局秘书、后任地区教育局长的游国梁先生。知遇之恩，我永远感激，没齿难忘！

（2018年2月10日，春节期间拜访阙校长时在他家合影）

（2017年武平一中高中六七届同学聚会时与同学代表一起拜访阙校长夫妇时合影）

（2024年11月武平一中百年校庆时与阙校长夫妇合影）

复习

说复习，其实，离12月份考试时间太短了，一个月都还没有。加上手头上没有任何复习资料，甚至连课本都只搜罗到破旧不堪的几本。说实在话，当我打开已尘封12年之久的中学课本时，我都惊呆了，因为所有的知识全都已遗忘得一干二净。尤其是数理化，连初中多项式的加减乘除都不会做了，三角函数中的正弦余弦的字母该念什么也不知道了。

面对这种状况，我只能静下心来，老老实实从初一复习起，从多项式的四则运算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每天晚上至少复习两至三章，不完成任务不休息。累了，困了，就拿起古文诗词或是史地来复习。说来奇怪，仅用了二十几个晚上，就不仅把初一至高二的数学复习了一遍，而且连没有学过的高三知识也很快触类旁通迎刃而解了。不过，所做的练习本也整整有六大本。

那时，尽管生活十分困难，但在我挑灯复习的每个夜晚，妻子在安顿好孩子休息之后，总是会变着法儿为我准备些点心。有时是一碗米粉，有时是几条地瓜或是芋子，最好时是一两个鸡蛋煮汤。然后，就静静地坐在一旁，就着我桌子上昏黄的煤油灯光，默默地纳着鞋底或是为孩子缝补衣裳，陪伴着我至凌晨二三点钟。当时，我曾经自嘲地问自己：这是“红袖添香夜读书”？还是“贫贱夫妻百事哀”？至今，回忆起来，我仍然理不清这是幸福？还是悲哀？

随着高考的临近，中堡五七中学和母校武平一中都办起了补习班。母校老师也通知我去参加复习。但大队不给请假，他们安排我每天都要参加村子到中堡这段山路的测量工作，准备开公路，测量完成后，才准许我请假。

所以，待后来到县城时，补习班已近尾声。但却让我目睹到了令我感动更让人难忘的高考补习史上史无前例的一幕：数千人挤在县政府前的影剧院里，静静地倾听着一中顶尖级老师在台上授课，不收一分补习费。影剧院里台上台下、过道甚至窗台上都挤满了考生。虽然人多拥挤，但却出奇的安静，安静得有些悲壮，只有高音喇叭里传出的授课老师那清晰的声音在影剧院里回荡着。为了让后排的学生看得见，老师写在黑板上的板书也特别大，写了擦，擦了写，虽然是十二月天，却也满头大汗。老实说恢复高考在师生中所迸发出来的这种高涨热情，至今仍让我感动！

可惜的是，这样的复习仅参加了3天，我又回到了家中，因为我敬爱的祖母去世了。

祖母一生饱经苦难，我父亲还不满4岁，祖父就因病撒手人寰，留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后来，和母亲一起将我兄妹五人拉扯成人。“文革”中，母亲又因“生了三个反革命儿子”遭到批斗游街而离世。家中长辈仅剩祖母和父亲。我在兄妹中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妹妹，与祖母最亲。几天前，我去县城时，在病塌前向她辞行，她问我去县城干吗？我告诉她：去参加复习，现在又有考大学啦。她听到后，那暗淡浑浊的眼睛蓦然放射出一道清澈的光芒：“又有考大学啦？好！好！你去吧，去吧！有考就好，有考就好！”她对我满怀信心，催促我赶紧出发。谁知道，这一别竟是诀别。

送祖母归土后，父亲告诉我，在祖母离世的那天早晨，她告诉我父亲：“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三三考上了大学。三三考上了！知道吗？”听着祖母的最后遗言，我又一次潸然泪下。

就这样，带着祖母和家人及老师的深深期许，我走进了考场。

考试

由于当年考生众多，全县除武平一中设主考场外，还设了多个分考场。其中，武东公社及中堡公社的考生在中堡分考场参加高考。

中堡分考场设在中堡中学，但中学仅有的考室容纳不下两个公社的考生。于是，又兵分两路：理科考场在中堡中学，而文科考场则设在公社附近的朱坊小学。考生中午吃饭地点则设在远富中心小学，餐费自付，而早晚两餐则各自解决。

记得，福建省的高考时间是定在12月16日、17日两天，共考4科：语文，数学，政治，理科考理化，物理化学合为一张试卷，文科考史地，历史地理合为一张试卷。每科总分是100分，满分为400分。

所以，在12月15日这天下午，我前往公社，领取了准考证，并到朱坊小学熟悉考室。来到这里一看才知道，每间考室的泥地板都是坑坑洼洼的，抬头望去，屋顶瓦片开了不少“天窗”，幸好那两天没有下雨。而课桌凳子也破旧不堪，桌面被小刀划得伤痕累累，惨不忍睹。所以，监考老师提醒我们各自要带好垫板。目睹这触目惊心的一切，想起十年动乱给教育带来的重大灾难，令我们揪心不已！在这样一所简陋至极的小学教室里参加举世闻名流芳百世的“恢复高考”招生考试，更让我们万分惊讶、刻骨铭心！

事实上，在人的一生中，参加高考和上大学深造无疑是一个“关口”、一个“拐点”，是影响一生的关键性、根本性的际遇和基础。对我们老三届来说，恢复高考更是一个人命运的转折点！正是因为这样，曾经作为当年高考分考场文科考点的中堡公社朱坊小学，就成了我们这群历尽艰辛与沧桑的莘莘学子们人生境遇的转折点，而被深深地烙印在当年在此高考亲历者的脑海里！近50年过去，一切仍然恍如昨日。

30年后的2007年秋，我来到厦大，在行政楼18层的副校长办公室与时任厦大副校长的潘世墨先生一起泡茶聊天。他上山下乡在大禾邓坑村，后调至武东供销社工作。恢复高考时他报考文科，也是在朱坊小学考场参加高考的。他还很清楚地记得：沿着当年的老公路，从武东来到朱坊垇上时，就能很清晰地看到中堡公社所在地的四周青山环绕，地势开阔，一个小小盆地就这样显现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他很感慨地对我说：当年，我们两人就是从这样的小学教室里考出来的，可以说，朱坊小学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更是新起点。

　　言归正传。12月16日，我起了个大早，带着圆梦的感觉，走了十里羊肠小道，赶到朱坊小学考场参加高考。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政治，中午则到二三里外的远富小学吃饭。考完我感到很轻松，考题都不难。语文的作文题是《<大庆见闻一则>读后感》，《大庆见闻一则》写的是大庆油田王铁人的感人事迹。这作文写起来也还算得心应手。

第二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史地，也蛮顺利的。如史地试卷中，有一名词解释：大陆架。由于我平时喜欢到大队部找报纸看，刚好看到当时中日韩海洋权益争端一事对“大陆架”所作的解释，且记忆深刻，结果就用上了。

还记得，那天中午，在远富小学吃完饭后，回到朱坊村，刚好遇见我初中的石松年老师，就到他家泡茶聊天。不知不觉中，已到考试时间，赶紧跑到考场，幸好还能入场参加。坐在考室里，心还在砰砰直跳。

下午4时半，考试一结束，我没有在考场多停留，也没有与人瞎闲聊，悄悄地立即回到自己家中。第二天，又跟往常一样下地劳动赚工分了。

（1977年高考情景。网络图片）

录取

新年过后不久，高考成绩公布了。全县文科考生成绩在320分（平均每科80分）以上的只有6人：戴一峰（原在中山武溪上山下乡，现任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副院长）；林擎国（原中堡罗助上山下乡，后调良种场，现任厦门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潘世墨（原大禾邓坑上山下乡，后调武东供销社，现任厦门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郭天赐（原在象洞上山下乡，后调良种场，现任厦门市二办副主任）；陈大中（原中堡罗助上山下乡，后调良种场，现任厦门市总商会常务副会长），他们都是当年在武平的厦门知青。

而我的成绩是328.9分。这分数还是在写这篇文章时特地前往龙岩学院档案馆查阅我的入学成绩后获得的。可以说，在本县籍考生中，我是全县文科第一名。后来，我在《福建日报》上刊登的综合分析这次高考的文章中了解到：当年北京大学在福建录取的25岁以上大龄文科考生录取线是293分（25岁以下录取线更低），而我已经超出35分。

我现在仍清楚地记得：30年前，得知考试成绩出来后，我到县招生办查阅自己的高考成绩，并与同学们一起前往母校拜访阙校长。他看到这次考试考分高的大部分是老三届学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握着我们的双手，连声说：“恭喜，恭喜！”随后又说：“事实再一次证明，我们党在解放后十七年的教育路线是正确的！”在他的身上我看到：恢复高考不仅给我们十二届的毕业生带来了个人命运的转机，也让文革中饱受摧残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扬眉吐气，并给他们带来了青春和活力！

然而，我还是髙兴得太早了。尽管12年的生存境遇给了我刻骨铭心的磨炼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心存善良、心地单纯的我仍然低估了“四人帮”极左思潮留下的影响，依然没有看清社会的复杂，没有想到还会有伸向自己背后的黑手。在我兴高采烈地按照通知，来到县城，接受体检后，即返回农村老家，静候佳音。谁知道，几天后，却传来我体检不合格，患有肺结核的噩耗，我简直气懵了。多年来，在闽北深山老林里采割松脂，在偏远山区摸爬滚打，难道真的还会患上肺结核？

第二天一大早，我乘坐班车从中堡赶往县城。了解后，我对此确实心有不甘。当天中午就到县汽车站购买车票，前往邻县的上杭县医院拍片检查，看看到底是否真的患有肺结核病。检查结果：“心肺无异常”。我又匆匆赶回武平，将此结果送给县招生办，要求重新体检。工作人员却说：材料已送龙岩，你的这一情况会向上反眏，能否重新体检，要由他们决定。

于是，我马上回家筹措路费，第二天又赶到龙岩。为慎重起見，我先后再到龙岩地区医院（今市一院）和龙岩市人民医院（今属新罗区）拍片检查，均为“心肺无异常”。带着三个医院的三张报告单和所拍片子，我向地区招生办反映。他们回答：“我们会研究，如果需要重新体检，会再通知你。”

（上图为福建师大中文系原主任黄寿祺教授亲笔回信）

（上图为1977年12月厦门大学革委会的回信信封）

　　在回家等候通知的日子里，我真正感觉到时间的漫长，就连举国同庆的新春佳节我也感到索然寡味。那时，高校录取已经开始，一个个考生被录取的消息不断涌入耳朵，却始终没有自己的一份。

为了让录取学校了解自己的真实情况，我分别给厦门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写信陈述，请求帮助。还给福师大中文系老主任黄寿祺教授写信，除叙述情况外，还向他咨询中文系有无招收函授本科班的打算。因为我已做好三种准备：一是有重新体检的机会，能给予录取；二是如果1978年老三届还可以参加高考，我就去报考研究生；三是如果老三届不能再考了，我就去报名参加师大函授本科的学习。总之，一定要好好珍惜并把握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遇，努力争取命运的改变。

厦门大学和福建师大的领导及黄寿祺教授都十分理解一个老三届学生渴望求学的迫切心情，给身处闽西偏僻小山村里的一介草民寄来了热情回信。黄寿祺教授的亲笔回信我至今仍然珍藏着。如今，他早已离开了这个尘世，但四十多年来，他的学识、他的人品、他的精神一直都在默默地鼓舞着我、鞭策着我在人生路不断前行！

春节过后，一位在家乡小学代课的老师要去一中参加高考补习，请我帮他代课几个月，我答应了。然而，还不到10天，就接到龙岩地区招生办的通知，要我去龙岩重新体检。结果自然毫无悬念，没有问题。

其时，厦大师大的录取已告一段落。我被录取到龙岩师专中文科学习。

（龙岩师专毕业时部分武平同学合影。除我是67届外，余下为66届同学。前排左二林美堂）

上学

开学后，我们被安排在龙岩地区教育局内的教育干校上课，借用他们的教室、宿舍、食堂。教室不够，又借用隔壁的松涛小学教室。一群大学生坐在小学教室里上课，这跟前面所说的在简陋的小学里设立高考考场一样，成为现代教育史两朵极具特色令人感慨又发人深省的奇葩！

1978军7月，龙岩师范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毕业了，我们搬了进去，直至毕业。

当年，师专中文科只招了二个班，按年龄大小划分。我所在的称为“老头班”，学生大部分都已结婚。学校里还有一个“夫妻孩子同上学”的奇闻：夫妻俩一个在数学科，一个在化学科，孩子读幼儿园。后来，他们在附近租了房子，安顿好一家三口。周末，同学们都喜欢到他那儿“打平伙”。

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的我们，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争分夺秒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每一滴都不放过。学校的图书馆总是人满为患。几乎每一个晚自习结束之后，我们都还会想方设法寻找地点挑灯夜读。有的同学兼任了学校团委会、学生会或广播站的工作，我们就常常轮流去他们的办公室里借光，有时干脆在校园路灯下看书。当然，这比古时的“凿壁偷光”好多啦，但精神，同样感人！

记得，1978年5月，影剧院在“文革”后首次放映黄梅戏《红楼梦》，轰动全城，场场爆满。我们安排在凌晨时分，观看后意犹未尽，几个同学凑在一起，感到有必要将其优美的唱词记录下来。于是，我们连夜再看第二场，摸黑记录，尔后集中，互为补充，发现有遗漏之处，又去看第三遍，直至补充完整。然后，刻腊板，油印成册，分发给全班同学，让大家仔细揣摩，直至全文背诵。“如饥似渴”，由此可见一斑。

恢复高考如“春风又绿江南岸”，给全国教育带来了繁荣景象，但人才青黄不接，教师普遍缺乏。龙岩二中到师专要求聘请两个学生去当兼职教师。学校推荐我和一个连城同学去。我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祖母、母亲都已离世，兄弟分家，父亲跟着哥哥。家中妻子一人带两个孩子，每天还要参加生产队劳动。因此，我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这份带有勤工俭学意味的差事。来到二中，住在校办工厂四楼，担任高一一个班的语文，每周6节课，每月21元。这样，我每天上午去师专听课，下午回二中给学生上课，晚上有时下班辅导，日子过得十分充实。在一起兼课的还有我的老师，如郭启熹老师、郭义山老师等，他们担任高二毕业班语文。我在教学中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向他们请教。这样，我不仅赚到了钱，维持了自己的生计和学业，更重要的是提高了自己教育教学的能力和水平，为日后从事教学工作奠定了基础。

（1981年参加函授本科学习时与本县部分同学合影。后排右二是50年代中央党校哲学研究室原副主任陈仲平的儿子陈晨光，后为大原日报社记者）

　　两年的学习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毕业后，我回到了家乡，在中堡中学担任了4年的高中语文教学。1980年，我又考上了福建师大五年的中文函授本科的学习。算起来，我念了7年的大学中文。

顺便再提及一事：1981年7月高考时，我的一个学生林永文考上了北京大学。填报志愿时是北大中文系，后录取到国际政治系。屈指算来，这是从1949年至1985年的36年间武平县考上北京大学的6个学生之一；也是从1965年至1985年的21年间武平县唯一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学生；更是从1949年至2025年的76年间唯一一个从武平县乡镇中学直接考上北京大学的学生。对此，我感到欣慰，因为学生替老师完成了上北京大学读书的夙愿！

看完此文，也许有人会认为，本文标题《难忘那年恢复高考》，文章开头《坎坷》和结尾《上学》似乎与标题关系不大，还有画蛇添足之嫌疑。而我要说的是，有了这两小节，读者自然更能理解当年高考亲历者们的命运沉浮和心路历程，更能认清恢复高考这一决策的时代背景和巨大意义！明白了这一点，也许就会明白，为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会以那么美好的印象而长留在国人的心中！

不知你们以为然否？

2007年10月一稿

2025年6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