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华伦

我的父亲母亲是一对谈不上伟大却给于我和全家人无比幸福的恩爱夫妻。日前，在地球上生活了九十四载的父亲接到母亲的召唤，两人重新在天国相聚相爱了。

我的父亲

我父亲蒋德明（原名唐德明）1931年3月2日出生于无锡火车站侧旁一户唐姓普通人家。

1932年，无锡发生了严重的饥荒，父亲的生父不幸饿死，手无缚鸡之力的生母陈金凤只能带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儿子（父亲有个哥哥唐德宝）逃荒到上海寄居她哥哥家，不久，由她哥哥做主嫁到劳勃生路（今长寿路）和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交界的大自鸣钟附近一小康人家。因两个拖油瓶（旧时称随母亲改嫁的孩子）不受继父待见，只能将六岁的小儿子（即我的父亲）过继给其嫂嫂之妹庄翠囡抚养（庄翠囡唯一的儿子夭折后再无生育）并改姓蒋。

自把儿子过继给蒋家后，基于旧习俗的羁绊，陈金凤不能再和儿子相见，实在思念的难受时，就迈着小脚从二十里外的小沙度来到浦东的震修路（今浦东南路），躲在电线杆下瞅着马路对面的蒋家，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结果往往是失望而归，即便有幸影影绰绰间看到了儿子，那高不可攀的封建大山却始终无法逾越半步。直到破除四旧的红色年代，母子才得以相见。

父亲的继母庄翠囡是远近闻名的大好人，17岁嫁到蒋家后，亲朋好友心中的“庄家乖囡囡”变成了左邻右舍口中的“蒋家好嫂嫂”。

庄翠囡奶奶在我六岁时就离世了，可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对她留有极其深刻的印象。

奶奶满脸皱纹的沟壑里，似乎刻着流淌了五十多年的月光，她那清澈的瞳孔也好像在诉说着过往岁月的艰难；可能是由于风湿病引起的，奶奶那枯竹般的手指关节微微凸起，却能在纳鞋底时灵活地穿针引线；一生操劳的奶奶少有开心时光，可俄而笑起来时的眼角纹路就像一朵舒展开的菊花瓣；奶奶最宝贵的东西是一对绣着鸳鸯的枕套，虽早已褪色泛黄，却依然被她压在樟木箱的最底层，得空时会拿出来晒晒太阳并告诉我这是她从娘家陪嫁过来的。

我四岁那年，奶奶迈着三寸金莲带我到二十公里外的西郊公园游玩，一生省吃俭用的奶奶除了给我买饼干和水果糖吃，还奢侈地花钱照了像。下面这两祯珍藏至今的照片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

奶奶所嫁的蒋家曾是浦东地区的望族，她的公公蒋富金在二十世纪初担任过浦东洋泾乡乡长，宣统元年，清廷将塘桥、洋泾、陆行、高行等几个乡合并为东泾镇后，蒋富金便下岗闲赋在家了。不久后，与他同龄（皆出生于1870年）同乡（皆为浦东人）同邻（两家仅隔一条小河）亦同为当地知名乡绅的沈杏苑先生从国外留学回来后，与之私交甚笃的蒋富金便资助其在沈家花园开设了一家名扬浦东地区的私人医馆（这是题外话，不作展开）

1920年，国民政府将浦东一条南北向的小河填埋后筑起了七米宽的煤屑路被命名为震修路。已经卸任乡长但荷包里银子不少的蒋富金就在路旁盖了一进在当时颇具规模的四合大院（解放后震修路更名为浦东南路时将该大院定为899号，即现在的时尚巨擘老佛爷百货大楼所在地）大院落成后带来了蒋家的人丁兴旺，蒋富金陆续诞有四子（蒋秒钱、蒋秒贵、蒋妙海、蒋妙鑫）两女（蒋金妹、蒋妙娣）。长子蒋妙钱（小名蒋阿多）就是我父亲的继父，他凭借着乡长父亲的名望，在乡公所挂着青年大队大队长的头衔整天吃喝玩乐，不务正业，是四方八乡有名的混混。二子三子也都不是省油的灯，二子蒋秒贵担任保长和青年大队中队长，三子蒋妙海则是青年大队的小队长，还因在明华章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利华造纸厂的前身）黄色工会担任过副理事长而在解放后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并判刑10年发配至内蒙古。只有四子蒋妙鑫（又名蒋云虚）早年随出嫁的姐姐蒋妙娣生活，由担任上海烟草机械厂技术科长的姐夫杨金发对其教育而得以成才，生前是上海华东建筑机械厂财务科长，一生未娶且谨小慎微的他却因家庭出身之故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我父亲来到蒋家后，作为长孙本应是蒋家人的心头肉，但是除了爷爷蒋富金和母亲庄翠囡外，只知道吃喝玩乐的继父蒋秒钱并不喜欢他，不是打就是骂，蒋家的其他叔叔婶婶等长辈也都极不待见，稍有不顺心就把一口恶气撒在他身上，开口闭口就是“侬迪只野猫”，老实巴交的庄翠囡奶奶也只能忍气吞声，以泪洗面。当混混丈夫于1942年年仅38岁去世后，没有了生活来源的奶奶为了生计，每天拖着可怜的弓足到地处烟厂路（今陆家嘴环路）的英美烟草公司浦东烟厂（上海烟草机械厂前身‌）做女工，艰难地维持着母子俩的生活。

为了帮奶奶减轻生活负担，尚处在总角之时的父亲经常跟着几个大人步行十几里路到八号桥（今浦东大道金桥路附近）的粮农家去籴米（买米）后再粜（卖）出去。

一次父亲正背着几十斤重的大米，刚要钻过桥边上的铁丝网时，被附近碉堡中的日本鬼子发现，大米没收后还被毒打了一顿，从此奶奶再也不让他去贩米了。

当时，庄翠囡奶奶的弟弟庄学本从康藏地区采风回沪后到大马路（南京东路）与德律风街（江西中路）西南转角处的汇司洋行（现南京东路181号的上海电力公司）做襄理，便介绍才十四岁的我父亲去那里学生意。有庄学本舅舅罩着，父亲在学到人情世故的同时，总算过了几年比较惬意的日子。

我父亲的舅舅庄学本1909年出生在浦东庄家桥附近的一户小康人家，他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

他曾是国民政府为班禅喇嘛特聘的摄影师；他曾在25岁时就成为香港著名《良友》杂志的特约摄影记者；他曾在新婚燕尔时毅然抛下妻儿，独自一人到我国康藏地区和印度等地去考察、摄影、采风并在《良友》、《申报》等报刊发表过大量游记、考察报告和摄影作品，被誉为“中国少数民族史的视觉档案”；他于1941年在重庆举办的个人影展吸引了包括于右任、孙科、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等国民党高官和郭沫若、田汉、黄炎培等社会进步人士在内的二十余万观众；解放后他曾受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他曾担任国家民委参事、民族出版社编辑室副主任、第一、二届中国摄影学会理事会理事；他曾多次作为中央访问团成员到访少数民族地区；他是摄影界公认的“人文地理摄影大师”以及“中国影像人文学之父”；他在三、四十年代拍摄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影像在美国休斯敦展出时引起国际摄影届的振动；他编撰了大量关于中国人文地理的摄影和纪实专著；他成功完成了人类史上第一例活体提取麝香的试验并出了专著《养獐和人工采香试验》。因有一段在康藏无人区的经历没人见证，他在文革中被开除公职，不允许参与任何政治和社会活动，只好悄悄地向我父亲索取《参考消息》了解世情。

附：庄学本有一弟弟庄学义抗战时参加川沙边区抗日自卫团四大队（简称“边抗四大”）在与日军的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

1979年5月，我携新婚妻子去北京旅游时，怀揣庄学本舅公的手书家信去拜访了他的儿子，时任北京市政工程局总工程师的庄文骏叔叔，从而得知原本我心目中那么孱弱无力的庄学本舅公竟然是有着如此传奇经历的一个伟岸的人。

目前我正在收集相关资料，或许适时会写一些庄学本舅公传奇一生的文字，以向他老人家致敬！

1946年7月，庄学本旧友包瑞麟在上海开办的“包福记钢铁建筑厂”（今上海华东建筑机械厂有限公司前身）需要招工，庄学本就把时年还不满16岁的我父亲介绍进厂学习钣金工，肯学苦干的父亲很快就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而深得包瑞麟老板的赏识，除了在1956年被晋为八级工外，看在父亲的面子上，还将他的叔叔蒋秒贵、蒋妙鑫、堂弟蒋德福、远房弟弟蒋石根等人全部招收进了包福记。

最富戏剧性的一幕是父亲在本厂与嫡亲侄子的相认。父亲胞兄唐德宝的妻子因与人通奸败露后跳黄浦江自尽，他自己不久后也气病而亡，留下两子一个去了新疆，一个由大姨妈收养改姓鲍名振勇。七十年代初，鲍振勇来到已更名为“华东建筑机械厂”的包福记工作，他无意中发现我父亲与他在照片上的父亲非常相像，便到厂劳资科查询后得知原来就是自己嫡亲的叔叔。

1958年12月，当国家提出大三线建设时，父亲所在的上海华东建筑机械厂部分搬迁至广西创建柳州工程机戒厂（柳工集团的前身），一开始领导在商量赴柳州人员时拟让我父亲去，此时，父亲的结拜弟兄黄忠仁提出蒋兄家小孩多，嫂嫂又有八个月的身孕，去柳州多有不便，而自己小孩少，负担轻，可以替兄去柳州。领导也被黄忠仁的义举感动而同意了他的建议。为了表示真诚的感谢，从此父亲就让自己的孩子尊称黄忠仁为“过房爷”。

除了十四岁之前吃过一些苦，其余的八十年岁月，从不差钱的父亲都过得非常潇洒自如，自1955年人民币币值缩减一万倍之后，父亲就拿着114元的高薪，加上母亲的勤俭持家，即使在生活最坚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全家也一直过着相对富足的生活。

1959年，为了配合浦东南路由两车道扩建为四车道，蒋家大院因此被拆除了一半，于是，父亲携全家搬到了毗邻的乳山新村，成为新中国历史上较早的动迁户。

动迁时除了分配到五室户的新居，政府还给了300元补偿款，拿到这笔款子的父亲立马去买了七灯收音机和上海牌941A型电唱机各一只以及若干胶木唱片，还有一对小沙发，这在五十年代是相当奢侈的一件事。在以后的若干年内，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到我家坐在沙发上欣赏沪剧或民歌名曲成为一种特别的享受。

几十年后，那台七灯收音机早就不知了去向，而电唱机和部分唱片至今我还珍藏着呢！

父亲是个热心肠的人且非常喜欢结交朋友，除了我的“过房爷”黄忠仁外，另一个好友白少奇就是在我父亲的热心撺掇下成为自己姑妈蒋金妹的上门女婿的。

与父亲经常在一起的几个朋友是人称“小开”的徐志光叔叔，喜欢喝酒的孟光礼伯伯，爱踢足球的张留根叔叔和牌迷杜根林叔叔。记得我小时候，每逢星期天，父亲的牌友就会来我家打四十分，贤惠的母亲则为几个大老爷们准备一些下午茶点，我作为“小小跑堂”给他们端茶送点心时，也乘机尝到了母亲做的巧果和水潽蛋的美味。

我读中学时，父亲还和我的几个赤裤弟兄成了忘年交，经常在一起打牌玩。

除了爱交朋友，父亲还喜欢游山玩水，他经常会邀上三五好友在九百六十万土地上刻下当时年轻又潇洒的身影。

父亲特别爱好体育，在五十年代国家推行的“劳卫制”运动时，他获得了跳高和乒乓球的二级运动员证书。小时候的我和姐姐经常去父亲厂里看他打乒乓球。父亲最擅长的体育项目是足球，作为主力队员，他曾经代表包福记足球队拿过杨浦区中苏友好杯邀请赛和沪东联赛的冠军。

父亲在不惑之年时染上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疾病，由于他常年参加体育活动，在经过治疗后很快就痊愈了，生病期间父亲学会了打太极拳，勤学苦练加精益求精的结果，父亲很快就在本厂以及家庭所在的陆家嘴地区的太极拳圈子里名声大噪，经他教授过的学生不下千人，这也成为他后半生始终保持健康的重要因素，以致临终前医生根本查不出他有什么明确的病因，死亡证上只能草草地以肺炎为由下了结论。

解放前没读过书的父亲工作后积极参加识字班和职工夜校，凭借着毅力一直读到高中毕业，这为他在工作中很好地发挥才智起到了很大作用。学徒不满三年，师傅就放手让父亲画图和放样，二十岁刚过父亲就成为技术骨干从而被调进计划科，先后获技术员、技师和工程师职称。

父亲曾先后参加过长春一汽、武汉重型机床厂和上海宝钢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作为钢结构技术的专家，退休后的父亲还作为技术顾问在浦东标志性建筑，名为“东方之光”的大型日晷雕塑建造中贡献过智慧，协助设计师在几个关键节点的调整中起了重要作用。

退休后的父亲被宝钢所属浦钢实业总公司和川林钢结构公司聘为总工程师，继续发挥着余热。

1949年，共产党的到来结束了父亲的苦难日子，蒋家的保长和黄色工会副理事长的叔叔再也不敢叫他“野猫”了。从此，父亲笃信共产主义，几十年间不知打了多少申请报告，终因其祖上搽不干净的政治屁股而与党票无缘，不过，党和国家还是肯定了父亲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的贡献，在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为他颁发的荣誉勋章就是对父亲最好的政治弥补。

我的母亲

我母亲潘文娟1934年1月1日出生在上海浦东一户殷实人家，生性善良，为人厚道，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无不夸她是个好心肠的人，我和姐姐、弟弟、妹妹自开口说话就叫她“好好姆妈”，叫着叫着语速快了就变成“好妈”了。

我母亲的爷爷潘桂松育有三女（潘金宝、潘妹宝、潘金妹）两子，长子潘秀龙是我母亲的生父，年轻时的潘秀龙跟着父亲潘桂松跑码头做做小生意，在积累了一定的经商意识和碎银后，被在大通路新闸路开船务公司的舅舅龚小弟邀请去当账房先生，不久他又自购一条船入股成为该船务公司的股东，正当荷包越来越鼓时，一场骤然而至的疾病夺走了他年仅34岁的生命。（遗憾的是潘秀龙外公生前没有留下照片，他的尊容只能从太外公潘桂松的影像中去揣测了）

潘桂松的次子名潘留根，年轻时跟一红帮师傅学了一手精湛的裁缝手艺，因此与他哥哥一样荷包里从不缺银子，加上特别喜欢吃油氽豆瓣之类的小零食而被人称为“大老板”。潘留根有着倔强的性格，当病重的哥哥潘秀龙欲把船务公司的股份无偿让给他时，他宁可与剪刀、尺子、针线和顶针箍打交道而不愿接受哥哥的好意，继续着自己小裁缝“大老板”的营生。

潘留根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个时尚人士，下面这祯八十多年前的老照片就可以佐证。

母亲的生母陈南宝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由于我和她长得非常相像且又随母亲姓（其中缘由恕后面再作介绍）是整个家族中唯一继承潘姓的后代，因此她对我有着一种从不加掩饰的特别的爱，无论谁对我稍有大声，她一定会当面呵斥。

陈南宝外婆与外公潘秀龙育有两子两女（长子潘文忠、次子潘文国、长女潘文月、次女潘文娟）婚后十几年内，外公在船务公司上班挣钱，长子潘文忠是块读书的料，整天埋头于书堆中，外婆在照料我的母亲和小儿子时得空还会打打麻将消磨时间，而懂事的大女儿潘文月十多岁就成了家庭“主管”，日常的家用开销都由她掌握，一家人过着悠闲舒适的生活。

附：已近期颐之年的潘文月姨妈在我表妹细心照顾下，身体非常健康，思路也异常清晰，本文中的人和事有不少来自于她的口述。

1940年，潘秀龙外公去世后，手无缚鸡之力的陈南宝外婆一下子就陷入了窘境，面对四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手足无措，于是通过小姐妹阿红的介绍，含泪把年仅三岁的小儿子潘文国送给陆家渡一李姓家并改名李明华。此举在年幼的潘文国舅舅心中留下了阴影，直到和我舅妈王德珍结婚后才与亲生母亲重又有了联系。

而我那才六岁的母亲则被送到六里桥一家人家做了童养媳。凡是看过或听过沪剧“阿必大回娘家”的人都知道，旧社会当童养媳是怎样的一种不堪。母亲的大嬢嬢潘金宝虽然没什么文化，却是潘家最有见识，办事最果敢的一个长辈，她知道侄女的境遇后非常心疼，便作主把我母亲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委托给自己的弟弟潘留根和弟媳姚翠媛抚养，并告诫一定要让侄女进学堂念书。而潘留根夫妇此时还没从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潘文秀夭亡的悲伤中缓过来，我母亲的到来对他俩而言不啻于天降甘霖，很爽快就答应了下来。

叔叔婶婶在如约将我母亲送入由沈杏苑先生创办，黄炎培先生担任校董的震旦学堂念书后，我母亲口中的“叔叔婶婶”从此也就变成了“阿爸姆妈”。

我母亲就读的这所“洋学堂”（当时老百姓的叫法）几十年来都是浦东学子梦寐以求的“浦东第一名校”，它和我家也颇有渊源，除了母亲，我和姐姐、弟弟都曾是这所以后更名为“黄浦区第二中心小学”的学生，更巧的是我三年级时的班主任汪一梅老师正是该校创始人之一的沈杏苑先生的孙媳妇，如前所述，沈先生还曾在我太爷爷蒋富金资助下开办了他的私人诊所。

李铁梅的表叔数不清，而我则是奶奶数不清，除了父母亲的生母和继母，还有二、三十个姑奶奶和姨奶奶，或许为了怕搞混，我们兄弟姐妹从小就把我母亲的继母姚翠媛称为“嗲嗲”。

“嗲嗲”的一生仿佛都在被命运作弄着：她是垂髫之年就被强行缠足的小姑娘，她是破瓜就被花轿抬进潘家门的瘦弱新娘，她是徐娘半老时丧偶的凄凉寡妇，她是中年时咬牙带着公公潘桂松撑起家庭的顶梁柱。这些早年的境遇使姚翠媛逐渐形成了孤僻冷漠、厌恶男性、疑神疑鬼但十分要强的性格。在我印象中的她的眼神里始终绷着一股韧劲，她那双被裹脚布勒断的趾骨在布鞋里蜷成沉默的疙瘩，走起路来脚尖微微内扣，像怕踩碎了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她经常用刨花和着水洗头，仔细梳理后还会在发髻上别一枚磨旧了的木簪子，出门总要在藏青色对襟衫外束一条绣着花的围身头，显得整洁利落，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定要“山清水绿”。

1943年在丈夫潘留根去世后，“嗲嗲”既要养活古稀之年的公公潘桂松，又不能让我母亲辍学，而她在香烟厂的微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话分两头，蒋家的老祖宗蒋富金和他的混混儿子蒋秒钱于1942年先后去世，庄翠囡奶奶眼瞅着没了生活来源，便有意将偌大的房子出租几间以维持生活。经人撮合后，蒋潘两家一拍即合，“嗲嗲”旋即卖掉潘家已破落的老屋，带着公公潘桂松和我母亲来到蒋家，成为我父亲家的房客。

从小娇生惯养的我母亲生性懦弱，是潘家人的心头肉，因为那段童养媳的经历，使她变得更加胆小怕事，除了家人外不敢和任何其他人接触。来到新的家庭后在祖父潘桂松的庇护下，除了学习一些女红活之外什么事都不让她干，继母姚翠媛对此也很无奈，偶然有一次让她帮忙生煤炉，结果刚一划火柴就被那火苗吓得大哭。

随着年龄的增长，原先并不太起眼的我母亲越长越出挑，引起了荷尔蒙日渐增加的我父亲的觊觎，于是庄翠囡奶奶便与姚翠媛外婆商量是否能把两家的饭桌合在一起。此时，作为潘家老祖宗的潘桂松发话了：“我孙女可以嫁给你蒋家，但今后出生的第二个孩子不论男女都要姓潘，否则免谈。”“可以可以。”没了混混丈夫羁绊的庄翠囡奶奶一口答应。于是由我母亲的姑父，时任上海烟草机械厂厂长的山根宝作为介绍人，并在包福记老板包瑞麟的证婚下，我父母亲于1951年2月11日大年初六那天正式成为一对鸳鸯。

按照双方的约定，婚后母亲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是我的姐姐，从父亲姓蒋，第二个孩子就是我，从母亲姓潘，这在刚解放不久的年代中实属罕见。我小时候经常有大人开玩笑：“你是你妈妈从垃圾桶里捡来的，所以姓潘，如果不听话你爸爸是要把你扔回垃圾桶里去的。”害得我总要大哭一场。

借此文顺便介绍一下母亲的姑父山根宝。

山根宝是共产党上海早期的地下党员，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三十年代在英美烟厂铜匠间工作时担任厂工会主任委员，和工人弟兄一起开展护厂斗争。1938年8月，在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工运部部长刘宁一（刘宁一曾任全国总工会主席、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监誓下宣誓入党，成为当时英美烟厂唯一的共产党员，他努力重建起被敌特破坏的地下党组织，恢复了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在百色恐怖中领导烟厂工人采取消极怠工、罢工等形式，和资本家作斗争，迫使资方不得不给工人改善福利待遇，并使日军下达的军械生产任务不能如期完成。

解放后，英美烟厂被人民政府接收成为全民所有的“上海卷烟厂”，原烟厂机械部则改建为新中国第一家烟草机械厂“上海烟草工业机械厂”，由山根宝出任厂长。

1966年6月，山根宝带领199名职工携家属、62台机加工设备、5300多件工夹具和技术文件来到河南许昌，在一家只能生产简单农机具的地方小企业的基础上改建成许昌烟草工业机械厂，一跃而成为上海之外，全国第二家烟草机械制造厂。如今该厂已成为中国烟草机械行业的四巨头企业之一（上海、许昌、常德、秦皇岛）为中国烟草行业的发展提供着支撑和保障。

关于山根宝的革命生涯，适时或许我会专门写一篇追思的文章以向姑爷爷致敬。

再说回我的母亲，因为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婚后的母亲担任过扫盲运动的小教员，在为妇女脱盲作出贡献的同时，母亲原本胆小懦弱的性格也有了很大转变，这为她顺利地融入新社会并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

扫盲运动结束后不久，父亲得知距他工作单位华东钢铁建筑厂不远处的上海制皂厂要招工，就替母亲报了名。而有过小教员经历的母亲此时已成长为一个有着独立思考能力的新时代女性了，她很顺利地就成了该厂的一名普通女工。

在经过油脂车间和包装车间多年的历练后，厂领导看中了母亲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将她调至后勤科下属的食堂卖饭菜票。

期间，母亲用扎实的工作表现和诚恳的待人之道，在努力做好那小窗口中的工作外，还经常利用空隙时间参加本无需她干的送煤等杂活，被厂部宣传科拍摄下来后刊在厂报《上海制皂》上。由于一贯的出色表现，不久母亲就“升”任食堂管理员兼厂工会委员。

因表现出色，领导还以去沈阳油脂化学厂参观学习的名义让母亲去探访正在沈阳短暂工作的父亲。

也是由于一贯的出色表现，在红色年代中，母亲还成为工宣队员驻扎在川沙县“革命”了两年（现在看来这件事并不值得炫耀，但在那特殊年代，以我母亲的阅历是根本不可能知道其中的政治含义的）

还是由于出色的表现，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中期，刚成立不久的上海日化公司需要干部，母亲又被领导看中抽调到日化公司工会，一直干到退休。

不幸的是，在退休后不久，可恶的白血病缠上了母亲，白血球一度高达惊人的超过十万，照瑞金医院血液病专家陈赛娟的说法，此数值是罕见的，生存时间不会太长。经过几十年磨砺的母亲此时已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她把生死看得非常淡，顽强地与病魔一直抗争了十四年，创造了白血病人生存时间较长的记录。期间，家里的一切还是由母亲操持着。而如前所述，父亲一生就是个潇洒的男人，直到母亲离世，他都不会做一件家务事。

父母亲和我的几件事

我的父母亲从小就教育我要分清是非，要做好人，做好事，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些教诲对我的一生起了至关重要的帮助。此后我所走过的路虽有一些坎坷，但也在曾经效力过的单位做了一些小事，获封过这“长”那“总”的头衔，得到过这“奖”那“章”的荣誉，也算没有辜负父母亲的期望。现在回想起来，父母亲言传身教的事例很多也很有用，挑几桩印象教深的摆在此文最后，作为对已离我而去的父母亲的追思和怀念！

写日记促成才

小时候没机会读书的父亲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性，我上学时，他除了与我的老师们长期保持沟通了解学习情况外，还从我两年级开始就“逼”我写日记并定时交给班主任批阅。慢慢地，写日记就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即使在最艰苦的插队落户时期，没有日记本就用生产队让我写大字报的纸张裁剪装订成册，没有电则借助昏暗的煤油灯光坚持每天记流水账，几十年下来所码的文字不下几百万，靠着拙劣但勤奋的笔触，我在不同的职场混迹了大半辈子。

踢足球的传承

我父亲喜欢踢足球，在我还不到十岁时，就常常带我到杨浦体育场、浦东工人体育场和浦南体育场看足球比赛，耳濡目染下我也渐渐爱上了足球并踢得像模像样。上小学后，同样喜欢足球的我家的邻居颜文忠恰好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他把我推荐给体育老师董超达对我进行培训，没几年我就成了学校足球队的队长，曾代表黄浦区参加了上海市小学生比赛，成年后的我还代表南昌铁路局参加了江西省运动会足球赛。因为有着一脚还不错的球技，在回上海工作后曾多次意想不到地成为我立足新职场的重要因素，具体就不展开描述了。

遏“贪小”阻“早恋”

由于饱受旧社会的苦楚，父亲养成了一种嫉恶如仇的性格。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但凡发现我有一些不良苗子出现时，他就会严厉批评加循循善诱，直到我纠正为止。有两件幼稚的小事即可佐证：在我三年级时，有一次我买早点时多拿了一根油条，父亲知道后狠狠地骂了一顿后带我去向点心摊阿姨赔礼道歉并补上了四分钱和半两粮票；还是三年级时，我的日记中出现了爱慕颜文忠校长女儿的文字，父亲看到后没有马上训斥，而是联系班主任杨家元老师对我进行教育，我那刚刚蒙起的“邪念”硬是被压了下去。另外，与我熟悉的朋友们都知道我很少有“出口成脏”的时候，那也是与小时候父亲对我的谆谆教导分不开的。

打鸡血促发育

读中学时，当看着我的几个同学一个个蹭蹭蹭往上长个，而我尚不见有发育迹象时的母亲急了。此时恰逢“有病治病，无病健身”的“鸡血疗法”风靡整个上海滩，于是母亲买了一只小公鸡，领我到几公里外的北蔡卫生院，在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伍后，当场抽出小公鸡的血输进我的血管，当天我就感觉浑身燥热，脸色红润。不久在去农村战天斗地时还只有1·65米左右的我，半年后回到上海时已长到1·75米了，是否那只小公鸡的血起了作用不好说，但期盼我快快长大的一片慈母心则毋庸置疑。

做大衣知做人

原本胆小怕事的母亲，经过扫盲小教员及工作后的一番历练，成为生活和工作中都能独当一面的成熟女性，一旦有人对母亲有不当的语言或行为时，她或者蔑视之，或者用事实怼回去。在我刚参加工作时，母亲想为我置一身稍好些的衣服，在南京路跑了好几家店，要么尺寸不对要么价格太贵没能下手，当来到最有名的培罗蒙服装店时顺便进去看了一下，傲慢的营业员看我和母亲一身普通市民的打扮，呛声道：“我们培罗蒙的衣服是很贵的奥！你们到其他店去看看吧。”“我有钱，让师傅来给我儿子量尺寸！”母亲毫不犹豫地花了她近一个月的薪水给我定制了一件华达呢大衣。回家路上母亲对我说：“我们做人可以低调一点，但一定要有骨气，决不能让人看不起！”

在以后的许多场合，这件大衣让我出足了风头。虽然随着身体的发福早已不合身了，而作为母亲教导我如何做人的物证，它始终挂在衣橱里。

想“发财”做股民

九十年代初当我还在江西拿着微薄的俸禄时，证券市场刚兴起，社会上不断传出有人买股票发财的消息，而母亲的表弟此时也恰好购买一百张认购证赚了一些阿堵物，这让母亲有了让自己儿子“发财”的念头。在我好友程进益陪同下，母亲来到北外滩黄埔路排队四、五个小时后，为我办理了股票交易账户。就此我成了中国较早的股民之一，也曾赚过一些小钱，部分解决了犬子购买婚房所需的费用。此后虽然作为“韭菜”被割去了一茬又一茬。但是母亲那份为了儿子早点“脱贫”的初心是真真切切的。

结语

亲爱的父亲母亲：你们虽然已走完了人间的路程，但你们的音容笑貌和与人为善的点点滴滴将永远留在我和其他子孙们的心头，我们也一定会像你俩那样，成为善良正直、善于待人、善解人意、善心不愚的良善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