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77年恢复高考

地球村居民

时间飞逝，不堪回首，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已经接近50年，回忆起来算是半个世纪前的故事了，尽管年代久远，时代的旧痕已经被全新的生活消磨殆尽，但是50年前的高考彻底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重新规范了我的人生走向，它的点点滴滴，一丝一毫都永久的刻划在脑海里，难以忘怀。1975年秋季我从天津32中高中毕业了，按照当时的上山下乡政策，作为家里的老大，允许留城，分配到了天津市助听器厂。这是当时的电子工业部下属的天津第二电子机械工业局，电讯公司的国营企业，按当时的标准是个相当不错的工作，论其行业和工作性质及环境，属于当时社会中的上乘。我没有什么显赫的家庭背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门路，在学校里从初中到高中5年多，一直是个老师们公认的好学生，毕业时老师们鼎力相助把我的毕业档案递进了二机局，我的贵人是我的孩提时代12年同窗同学的父亲，他在二机局的医疗电讯公司工作，找到了主管接收毕业生的部门，给他们交底，不要调包把我发配到边缘地区，环境和工作条件太差的地方。那时的走后门成风，一切靠关系已经成为社会时尚，档案调包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没有被扒层皮，算是死里逃生，躲过了人生的第一劫。这样我就到了天津助听器厂，二机局里一个中等程度，说得过去的地方。这个工厂只有两个产品，耳聋助听器和晶体管收音机，这是全国唯一的一家耳聋助听器厂，虽然全国的耳聋患者以千百万计，但是具备经济条件能佩戴助听器的寥寥无几，在为温饱拼命挣扎的社会里，听力差点还算个事儿？所以助听器的社会需求量并不大。我的工作是在收音机车间，整机装配流水线，和助听器相比，它就是音频放大之前多了无线电波的中波和短波接收，而后再做变频混频，中频放大和检波，直至音频放大喇叭发声。我从小就喜欢折腾无线电，从矿石收音机，晶体管超外差收音机，到示波管当显像管的电子管电视，已经玩遍了，所以收音机流水线的工作，从装配到最后的调试，没有任何的技术障碍，也了无新意。这虽然是一个300多人的小厂，但是文革前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就有十多个，清华，科大，北邮，天大，长春光机院，都是名牌高校的毕业生，在他们下面还有一大批中专技校毕业生，可谓人才济济，我一个高中毕业的学徒工能算个啥？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干活，少说废话，免遭白眼是唯一的选择。在1976年顶级宠物的那四个倒台之后，工厂和社会万象更新，预示着更大的变局，77年夏天开始社会上陆续流传出教育改革的小道消息。我的姑父是60年的浙大化工系毕业生，1949年之后中国的第一代研究生。1968年他随我姑姑的626医疗队下乡到了宁夏，没有对口的工作，只好到宁夏大学化学系任教。他写信告诉我，教育部有个座谈会，透露了有关邓小平指示恢复高考的讲话。我得此信，内心深处不禁为之一震，虽说已经工作两年了，从内心讲，我还是想上学，对我来说中学那些数理化并未生疏，条理依然很清晰，能够理出头绪，我开始着手复习准备高考，同时拜访了我的两位中学老师，得到他们的支持，而且提供了一些文革前的高考资料，这在当时尤其宝贵。我也没有什么完整的学习时间，只能利用下班后和周日的休息时间复习。转眼到了10月份，开始公开报名参加高考，同时填报四个高考志愿，我依次填报了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学系空间物理2 北京大学地球物理或生物物理3 南开大学物理光学4 河北电力学院自动控制。这里没有一个专业是和我的工作性质有关，我干了两年多，已经下定决心离开。我们厂总共有七个人报名参加高考，其中一个老三届，两个中专毕业生，一个刚到厂的应届毕业生，一个毕业两年的初中生，和近几年毕业的两个高中毕业生，我属于后者。考试的日期定在12月9日星期五上午政治，下午语文， 12月10日星期六上午数学，下午理化混合卷(物理60，化学40)。整个来自第二电子机械工业局的考生是一个考场，在红桥区的一所学校内。考前的星期四，工厂给我们放行了，没有上班，临考也谈不上翻书本了，我也有意放松，特意去澡堂洗澡，还睡了午觉，这下糟糕了，当时有个同学，他全家已经搬到青岛，他单身一人在天津，我陪他在他家过夜，我中午睡太多了，到午夜都无法入睡，半夜两点我只好回家了。我父亲有经验，他灌了我一盅白酒，不久就开始迷迷糊糊了，这样睡了4个小时，早晨6点匆忙起床，早餐后骑自行车去考场，有一个小时的路程。第一天的考试，感觉很平淡，语文作文题目，“他像雷锋一样”，还有一段无标点的文字，要求为它添标点符号，划分段落。有一道附加题，将一段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政治唯一印象深刻的题目是，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何第一次动用否决权？第二天的数学都是平铺直叙的代数几何，没有难题。另有附加题是一道数学分析的微分求导极限。理化考试也没有难题，考后复盘只觉得物理的实验题，步骤少写了一步，其余的没察觉到大的漏洞。考后我自己估分，大致在320-340分之间，附加题另有10-20分。当时的考题拿到现在来看，那是出奇的简单，即使这样，最终的录取分数线定在200分上下，录取率7％左右，可见文革对教育的伤害有多么的沉重。在70年代，天津市的二机局是一个很牛气的地方，好多医疗电子精密仪器仪表企业很热门，它有几所中专技校的门槛很高，比普通高中的地位高很多，一般人根本进不去。它避免了下乡，入学就相当于直接留城了，有门道有背景的高知子弟以及豪门官宦子弟很多。在考场见到了这些人，看到并接触到他们的言谈举止，也着实不同于一般年轻人，我只是听或者低头回避，不悲不吭，根本不插言。此后过分数线的考生参加了体检，一般都无大碍，转眼到了2月底，天津日报开始报导高校录取进展，第一名是370分已经被天津大学录取，第二名365分，第三名356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第一批录取，共17名，平均分数338分，北京大学是第二批录取也是17名，平均分数328分。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也没有门路去打听，当时多少有些焦虑，但我很自信，对考试心里有底，感觉能考上大学，但是去什么样的学校？心里没有谱，也做好了到第四志愿去垫底的思想准备。3月1日我请了事假，家里有事没有上班。傍晚我的同事下班后，兴冲冲赶到我家，推着自行车就喊起来，“你被录取了，公司来电话，通知你明天去领录取通知书”。我当时一愣，立刻问了一句，哪个学校？是河北省吗？他即刻回了一句，什么河北省？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我听了当时就懵了。第二天上午，我骑自行车去了公司，进楼道后就看到了许多在考场见过的熟悉面孔，他们在高谈阔论，侃侃而谈，我静静的听他们议论录取的消息，谈论报纸没有说到的细节，“第三名就在我们公司的助听器厂，被中科大录取了”，我本人真是木呐的很啊，消息闭塞，一无所知，为了回避尴尬局面，我悄悄退出人群，转身走进高考办公室，向一位年轻女士说明了来意，她立刻带我去见团委书记，郑重其事的介绍，‘“这是我们公司唯一一个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的”，接着是郑重又客套的寒暄，领导对下属的鼓励。致谢几句之后，我又悄悄离开公司办公楼回工厂了，准备办理离厂手续。在我之后，我们厂的7个考生中另有三人被录取，总共四人，学校分别是中科大，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厦门大学。按现在的标准，清一色的985。300多人的小厂，如此的录取率，也着实惊人。赴科大的正式报到日期是78年3月8日，开学后，我们的数学分析老师冯玉瑜恰好是负责到天津招生的带队老师。我也陆续见到了其他的天津同学，大家谈起来，大都有招生面试的经历，因为科大在天津是第一招生，他们拿到分数列表后，看到高分，如果没有报科大，就直接面试，动员改志愿挖人。我只是个例外，没有参加面谈就直接录取了，好多人都知道我的分数，我本人却自始至终不知道。科大从我们公司录取我之后，还录取了另外一位，也都经过面试。我最终知道我的高考分数是在大学毕业时，从我们专业的辅导老师处看到的。数学95, 语文80+17=97，物理+化学 88.5, 政治76, 总分 356.5，理化试卷中，化学没有丢分，丢分的是物理的实验题。这和我自己当年的预估是非常的一致，相当准确。政治分数最低，给主科拉分是不是太可惜了？这个很正常，我确实从始至终对这个万金油没有兴趣，为它丢分算我活该干认倒霉。入学后第一学期的主课是数学分析和普通化学。冯玉瑜老师上课时还念念不忘他参加高考录取，在期中考试，居然把高考的数学附加题，又当做期中考试的附加题放到试卷中。普通化学的温元凯老师，开课之前，先搞了一次摸底考试2小时，考题量巨大，众多的题目似曾相识，记忆中是出自文革前的高考试题。考完阅卷后，他兴冲冲走上讲台，第一句话就是，“有一个满分，哪个专业的，名字不说”。此后，他和另外二位助教，无论是课间和辅导课解答，都要先问你是哪个专业的，叫什么名字。如果对上号，还要频频点头。老师们不但现在教你，还考了你的过去，这就是77年高考和教学的特色。这一届的年龄也相差悬殊，中科大不同于其它的高校，它设置了录取的年龄上限，超过23岁就不收了，所以中科大的77级没有老三届的学生。可它又没有下限，我们专业最大的是23岁，最小的只有14岁。每个人的录取经历都包含了各自的故事，内容也相当丰富。当时的报纸媒体最时髦的体裁是报告文学，最多的题材是高考，这些被中科大掐尖来的考生就成了报界的素材，他们的名字和故事时不时出现在中国青年报和地方各省市的报纸中，历史仅此一代，不会再有第二代了。我也一直自问自答，他们为什么不面试，就把我直接录取了？是啊，我逆天下之大不韪，把中科大放第一志愿，北大排老二, 这一招不符合常规，但是自有它的道理，而且奏效。 2025年于漂亮国, 内城 后续：我发帖后，我们专业的一位同学告诉我，他是三无考生。1 志愿压根没有报中科大2 没有报任何物理专业3 至今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看起来会有数不清的后续故事，等待出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