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鲤鱼洲

张传桂

鄱阳湖畔鲤鱼洲。

校领导说：北京大学江西分校是一所"抗大"式的新型大学。但是，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却习惯称之为"草棚大学"。

从1969年7月北大江西农场启动，到1970年8月工农兵学员到校，在前后仅一年的时间内，有两千多名教职员工来到这里接受劳动改造，被称作“五.七”战士。天苍苍，野茫茫，放眼望去，一片荒原湿地，他们只能自己动手，用毛竹稻草搭盖草棚栖身，开始自己的“五.七”道路，在改造着自己的世界观的同时，创造着鲤鱼洲的人文和历史。彭佩云、陆平、厉以宁、张岱年、季羡林等北京大学知名人士，都曾在鲤鱼洲劳动过。据彭佩云同志回忆，她一到鲤鱼洲就和当地农民一起参加修堤大会战，晚上住在草棚里，夜雨袭来屋子频频漏雨，彻夜难眠。

我们工农兵学员到校时，除去场部（兼校总部）、商店、子弟小学、医院、粮库、机修厂等是红砖瓦房以外，其余各连（系）多数都是草棚。在鄱阳湖大堤外，有北大新建的一个简易码头，泊有几艘北大自己购置的铁壳大吨位货轮，分校建设所需的木材、砖瓦、毛竹，以及生活用品等，全部是靠自己的船队运来。我们到鲤鱼洲时，码头上靠堤内一侧，运来的木材堆集如山。看样子，学校还像是要继续扩建。如果住房条件有所改善，我们当然高兴；但我们心里真正企盼的，是早些去北京。尽管我们愿意艰苦奋斗，也愿意发扬"抗大"精神，但做为一座全国乃至世界闻名的最高学府，远离北京跑来这偏僻的荒野草洲上，将课堂放在草棚里，这在当时就让人心里有些不痛快。

北京大学在江西创办分校（实验农场），教师们挑土修筑鄱阳湖大堤。

我们的教室，确确实实是草棚。没有课桌，每人一个小板凳，曲腿坐在小板凳上，膝盖当课桌。人一走，教室里就剩下一块黑板。平时自学，就在宿舍里，坐着小板凳，床铺当书桌。三三两两的芦苇，透过稻草"墙"钻入屋内，倒也为潮闷的宿舍增添了几分生机。讨厌的是那从野草稻丛中飞来的蚊子，成群结队，白天晚上一个样，不停地进攻，许多学员不得不将双脚泡进小水桶。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时不时会从床底下钻出只硕大的癞蛤蟆，不吭不响，一步步挪到你的脚旁。

学员们的素质，那真是典型的工、农、兵。我们首批推荐上大学还是比较正规的，没什么走后门现象。既然是工、农，推荐的首要标准当然是能劳动，其次是思想红，再次才是文化水平。道理很简单，你不能干活，不能吃苦，凭什么说你的思想红？思想不红，文化水平再高又有啥用？因此，推荐来的这些工农兵学员，真正的高中毕业生不多。像我这样的初中生还算是不错的，因为我自幼喜欢看书，七七八八的杂书、闲书读了许多，而恰巧又学的是文科。不少人，是典型的老工人，老农民，文化程度是小学，或是小学没毕业。因此，那笑话也就不少。有一次，系里组织我们修改《汉语成语词典》,让学员们先在各类书刊上查找成语。有位学员，大概根本就不知成语为何物，查找了半天一个成语也没找到，便从《智取威虎山》剧本上抄下一个："兔子不吃窝边草"，惹来一阵轰堂大笑。

那课程设置，也颇具"草棚大学"特色：

一、培养目标：中文系培养的学生应该是德、智、体都得到发展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他们要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在斗争中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永远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大造革命舆论。

二、学制：三年。

三、课程设置：

政治课：(1）中共党史；(2）毛泽东哲学思想。

专业课：(1）毛泽东文艺思想；(2）毛泽东诗词；(3）消息、通讯、报告文学、小评论四种文体；(4）革命样板戏；(5）文艺创作；(6）文艺评论（训练在文艺战线兴无灭资斗争、批判封资修文艺和不停顿地向资产阶级发动进攻的能力）。即便是这样的专业内容，我们在"草棚大学"的将近一年时间内，也没有按计划教学。

唯一值得自豪与骄傲的，便是"草棚大学"的师资力量。仅我们中文系，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加一起，与学员的比例超过二比一，足足是两个老师教一个学员。仅仅直接带我们的教师，就有冯钟芸、谢冕、袁行霈、张雪森、陈贻焮、闵开德、严家炎、袁良骏、周强、段宝林、陆俭明、乐黛云、张少康、周先慎、黄修己、洪子诚、严绍璗、符淮青等。当时，他们都是北大中文系的中坚力量。后来，除去已经过世的张雪森老师以外，其他如谢冕、袁行霈、严家炎、闵开德、段宝林等，均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国际上都颇有知名度的高级教授。可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面对种种的禁忌，面对素质不高的工农兵学员，面对极不合理的教学内容，真可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这张老照片，是我们到达鲤鱼洲七连（中文系）后住过的草棚。棚顶上的粗体大字：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是当时的办学方针。我们在大草棚里住了大半年的时间，直到1971年4月才搬进砖瓦房。

说到这里，我不由回想起"草棚大学"的第一课。忙完晚稻的插秧任务后，在学员们的殷切期盼中，我们中文系终于要开课了。说确切些，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自1966年"文革"爆发以来的第一堂课。因此，担任授课的教师非常的重视，系领导、特别是军代表更是非常的重视。担任"草棚大学"第一课授课任务的，是段宝林老师。他要讲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伟大意义。段老师明白，他将要登上的，是一个全新的讲台；他将要面对的，是一批与过去的学生完全不同的工农兵学员。因此，能否讲好这"第一课"，用他自己的话讲，感到压力很重，下了很大的功夫，做了精心而又细致的准备工作。军宣队的军代表，也在做着充分而又细致的准备工作。他专门召集学员排的班以上干部（包括副班长）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布置任务。他首先说，在上层建筑和教育领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现在开课了，让他们上讲台，是给他们一个改造思想的机会，也是给他们一个亮相的机会，或者说是一个充分表演的机会、自我暴露的机会。因此，我们工农兵学员要提高警惕，坚持大批判开路，防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利用上讲台的机会翘尾巴，甚至是放毒，贩卖封、资、修的黑货。最后，他用结论性的语言说：先让他们放，然后组织批判。

果然，不出军代表所料，段宝林老师讲课中出问题了。在讲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伟大意义时，他举例讲到了歌剧《白毛女》的产生。没料到，越讲越激动，脱口而出：如今的样板戏芭蕾舞剧《白毛女》，有的地方改得不真实了。原作《白毛女》中杨白劳是喝盐卤水自杀的，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规律，符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原则。修改后的《白毛女》中，将杨白劳讲成是因反抗而被地主狗腿子打死，是人为的拔高，反而不如原作感人。用当时的观点看，这话的问题就太大了，属原则性的政治倾向性错误：一是攻击革命样板戏，二是污蔑工农兵形象。别看工农兵学员知识面不广，文化水平不高，可对这类错误却看得很清。只听那军代表轻"咳"一声，立即就有位学员按照事先的安排跳了起来，大声指责段老师是在放毒，是在攻击革命样板戏，污蔑工农兵。这当头重重的一击，将段老师给打愣了，呆在黑板前久久说不出话，神情既狼狈又尴尬。这时，军代表站起来讲话了，他称赞工农兵学员具有"火眼金睛"，号召工农兵学员要针对段老师讲课中的错误倾向，开展革命大批判。

当然，在学员们当中，也有不少人（包括我）的内心深处，对段老师是钦佩的，同情的；对那位军代表的所做所为，自然是不满的。记得，那位军代表曾专门找我谈话，批评我对段老师斗争不积极，要求我不要忘记自己是军人，在斗争中要敢于打头阵。在我们中文系，是有人和军代表软顶。而在其它系，则有人与军代表硬碰。有位广州军区来的学员，原是连队的指导员。而他们系的军代表，职务是副指导员。有一次，他对着工农兵学员指手画脚、咋咋呼呼，那位从广州军区来的学员当即说："知识分子们怕你，我们也是工农兵，怕你什么？你的水平还没我高呢，穷咋呼啥？"更有不少的学员，对天天种田不读书，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有位从农村来的学员发牢骚说："我们是来读书的，不是来种地的。早知来天天种地，还不如让我爹来上大学呢！"

"草棚大学"是什么样子，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的确就是这样上课的。照片里正在发言的是曹仲华学员，发言主题为《文艺的作用》，老师坐在下面听。第一排右第二位起顺序为段宝林老师（戴眼镜）、严家炎老师（穿背心）、张雪森老师，被张雪森老师遮了半边脸的是陈贻焮老师。第三排左起第二位是本人（张传桂）。

晚稻插完秧以后，农田里的活少了，学校要求各连（系），趁收割前这段闲隙，尽可能多地安排教学内容。当时，文科各系的办学方针，遵循的是毛主席关于"文科要以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指示精神，坚持"开门办学"。这开门办学的途径，主要有两条，其一是请进来，即请工农兵中的先进代表典型人物来校讲课，叫做让工农兵登上大学讲台；其二是走出去，即到社会上向工农兵学习，在实践中改造思想锻炼提高，叫做"以社会为工厂"。

第一次请进来，请的是南昌驻军即李文忠生前所在部队的宣传科长，请他来介绍组织李文忠事迹报道的经验体会。当然，说是请工农兵登上大学的讲台，其实"草棚大学"里并没有讲台。好在那位姓雷的科长没什么架子，就在我们的草棚宿舍内，坐个小板凳，以名符其实的"坐谈"（和坐地上差不多）的方式聊了起来。对他的发言，有两个观点我的印象颇深。一个是"怎样树立英雄人物"。他说：英雄人物一定要是典型人物，要有代表性，从群众中来，并能代表群众。他接着说：既然是典型人物，英雄人物，那就要高于群众，不然怎么让群众向其学习？怎么才能树立高于群众的英雄人物呢？极其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善于运用能反映英雄人的性格或精神境界的语言，即豪言壮语。因为，豪言壮语往往只有英雄人物才能讲得出来。随即，他例举了李文忠的豪言壮语：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他认为，这几句豪言壮语，对树立李文忠的英雄形象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个观点是"怎样提炼英雄语言"。他颇为得意的说：李文忠那四句豪言壮语，既不是李文忠一次性讲出来的，也不是李文忠分几次讲出来的，而是他们根据李文忠在不同场所讲话或发言的意思，归纳、加工、提炼出来的。听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李文忠的形象似乎变得淡了许多。

七连（中文系）师生在草棚前召开修改《汉语成语小词典》誓师大会。在台上发言的是邓新凤同学，最后一排戴军帽的是本人（张传桂）。

第一次走出去，是学校组织全体工农兵学员，到二十多里外一个叫做"令公庙"的地方参观访问。令公庙位于南昌县塘南镇林柘街，坐落于抚河的北岸，始建于南宋末年，是为了纪念唐代名将张巡而建。抗战时期，日本鬼子曾在那里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三十年前的民族恨、百姓血，使得那个地方在鄱阳湖一带远近闻名。我们步行赶到那里时，已是过午时分。一路的急行军，汗水湿透了内衣，又累、又渴、又饿。午饭是自带的干粮，啃完几个冷馒头，加上那由热转凉的湿内衣，从里到外浑身冰凉。可是，当听完令公庙大屠杀幸存者张桂娇大娘的血泪控诉后，学员们一个个义愤填膺，热血沸腾。

天色渐渐阴沉起来，扑面而来的湖风变得更凉。远处烟波浩渺，水天一体，不见江鸥盘旋，不见风催帆影，显得有几分凄冷与苍凉。要下雨了，队伍决定立即返回。走出不到几里，天已全黑。一阵更猛的凉风袭来，接着便下起了暴雨。又急又凶的雨水，挟着风势斜倾而至，抽得人浑身生痛，推着人踉跄而行。

幸好，出发时我和几位学员看天色不好，急急带上了雨衣。但是，僧多粥少，两人合披一件都不够用的，许多学员只好脱下外衣披头而行。在这种风雨之中，雨衣根本就不起作用，别说两人合披一件，一人披一件也没什么用，转眼间衣服就湿透了。队伍开始零乱起来，有的猛跑，有人急行，有人却只能小心翼翼，脚步蹒跚。这一带的泥土不似鲤鱼洲，鲤鱼洲的泥土是又粘又松，雨后一脚踩下去陷老深，粘着脚拔不动；这里的泥土却是又滑又硬，上滑下硬，走急了会摔跤，走慢了照样会摔跤。开始，看到有人摔倒，人们还会笑。可不一会儿，就再也没有人笑了，因为不停地有人摔倒，爬起来，爬起来，摔倒。

雨渐渐小起来，前边的人们开始停下等，队伍又开始渐渐成形。人人都像落汤鸡，浑身泥水，狼狈至极。脚步放慢后，身上渐渐冷起来，先是牙齿打颤，后是浑身发抖。那种冷，与风雪中的寒冷完全不同。人在风雪中，是感到从外往里冷，还可以缩缩脖、揣揣手；人在风雨中，那可说是无处躲无处藏，浑身从里往外凉。我摸了一下自己胸前的上衣袋，幸好香烟和火柴还没有淋湿。可是，两手发抖，费了好大劲才躲在雨衣下将烟点着。顿时，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几口下去，手不再抖，牙不再颤。我这边烟头一闪烁，立即有一帮学员围了过来，一包烟转眼分光。于是，夜暗下，风雨中，闪闪烁烁、明明灭灭，情景颇为壮观。在我多年的抽烟史上，那个风雨之夜的一支烟，最香，最甜。

这是我到鲤鱼洲后第一次经风雨，虽说被折腾得又累又苦，但其中却不乏乐趣。真正让我领略到鲤鱼洲风雨的滋味，体验到鲤鱼洲的风雨给人们带来的那份无奈甚至痛苦，是在多雨的冬天。

七连（中文系）墙上的大批判专栏。

冬寒料峭，冬雨绵绵。那雨并不急，也很细，下下停停，断断续续，就是没个完。住的是稻草房，既不怎么挡风，又极容易漏雨，这里那里，滴滴哒哒，盆碗叮当，让人无处躲无处藏。睡的是冷板床，有些南方的学员，连褥子都没有，就一张草席，一床薄被，夜夜升"团长"，苦苦盼天亮。

偌大的鯉鱼洲，被雨水浸泡成了一潭烂泥。房前屋后、地里地外、田埂、小路、便道、公路、到处是一片泥泞。这鲤鱼洲原本是一片湖沼湿地，地势低洼，肥黑的粘土层又厚又松软。经雨水浸过后，遍地泥泞又粘又深，一脚踩下去，只能拔出赤脚而拔不出鞋子。因此，不论教师还是学员，每人都有一双长简雨靴，这是鲤鱼洲人必备的装具，离开它根本就无法行走。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照样要出工劳动，为春耕做准备。我们这些年轻力壮的工农兵学员，在泥泞中行动就已经颇为吃力，中国最高学府的知识分子们、老教授老先生们，步入无边的泥泞时的那份无奈，也就可想而知了。长期的风吹、日晒、霜侵、雨淋，使他们的脸膛和双手变得又粗又黑，褪色的中山装，破旧的列宁服，有人拦腰扎一根草绳，一个个灰头土脸，浑身泥斑，排着长长的队伍，躬腰曲背，小心翼翼，在泥泞中艰难地跋涉。若不是因为认识他们的话，一眼望去，你会以为是走来一队劳改犯。

更困难的是，就象大雪能封山一样，整个鲤鱼洲被遍地的烂泥死死困了起来。汽车根本就不敢动，一动就深陷泥泞中。唯一能动的，是履带式的"东方红"。这样，除去那几艘船以外，鲤鱼洲便与外界断了联系。粮食还有库存，可青菜之类的副食品，基本上是断了来源。每天吃的那蔬菜，几乎都是炒腌雪里蕻咸菜。能吃一顿“清炒红、白二萝卜”（袁良骏老师语），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在这段充满了风雨和泥泞的日子里，我有一个极大的收获，那就是看到了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过去，也常听说生活可以磨炼人，改变人，但却没有太深的体验。来到鲤鱼洲以后，生活在严酷环境中的知识分子们，用他们的行动给我上了极其生动的一课。他们从生活环境优越的首都北京，来到这环境恶劣的荒原野洲，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知识分子，很快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种转变，应该是非常的不容易。为了这种转变，他们也应该是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开荒、犁地、插秧、割稻、挑担、脱粒，样样都是第一次。搭草棚、烧砖瓦、盖砖房、打机井、修公路、挖水渠，样样都要从头学起。不向险恶环境低头，于无路处走出一条路，他们用汗水与智慧宣示了自己的生存能力。这一切，给了我以极大的启迪与教益。

鄱阳湖大堤。

1970年12月5日，我们整装出发，去井冈山等革命老区学习中共党史。计划是先乘学校的卡车到南昌，然后从南昌开始，步行千里上井冈。因为道路泥泞，汽车无法行进，系里动用了两台"东方红"拖拉机，牵引着两辆卡车冲出鲤鱼洲。那"东方红"马达轰鸣，牵引着卡车隆隆驶过场区公路，爬上了鄱阳湖大堤。前后两辆卡车上，红旗招展，欢声笑语不断。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汽车能够在拖拉机的牵引下向前行，那车轮胎却照样会在泥泞的道路上打滑。顾此失彼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我所在的那辆卡车突然打滑，左后轮开始偏离大堤，导致卡车左后轮完全悬空而翻下大堤，我们一车人全被压在了车下边。待到附近清华大学农场的师生赶来，与另一车上的人们将卡车抬起时，我爬出来一看，我们的班主任张雪森老师和学员王永干已经当场身亡，另外还有几名学员受了轻伤。一时间，师生们呼天号地，鄱阳湖畔一片悲恸之声。鲤鱼洲的风雨泥泞，吞噬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两名师生的生命，也使我经历了一次极为严酷的磨炼。

1971年的5月间，渐渐传出了风声，说是中央有精神，北京大学江西农场兼分校要撤销，这里的所有人员将要全部迁回北京。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很快就在鲤鱼洲引起了轰动。紧接着，又有消息说，校党委书记卢鸿盛（军代表）已经奉召乘飞机回北京开会了，很快就要带回撤离的决定。于是，在那段日子里，鲤鱼洲的上空一有飞机经过，人们便仰望天空，指着飞机喊：快看，老卢回来了，老卢回来了。

1971年8月，北大和清华分校撤离江西鲤鱼洲，所有资产由南昌县接收，从幽兰乡移民数百户，就有了现在的梅池村和红井村。试验农场时老师们用最原始的工具和方法开垦出来的农田还在，方方正正，非常利于机械化耕种，是北大和清华留给鲤鱼洲的一份遗产。北京大学江西分校旧址，已经辟为旧址陈列馆，并被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4月，厉以宁曾率全国政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调研组，赴鲤鱼洲五星垦殖场调研，并到北大江西分校旧址作故地重游，写下了“事非亲历不知难”的感言。

江西鲤鱼洲，一片神奇的土地。

此文原载本人作品集《登高望太平》，海风出版社，1999年出版。2025年6月23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