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南渡北归》摘编之七

潘立

读《南渡北归》摘编之七

二十一，孔祥熙求学时智救传教士，得到美国女传教士赏识，赞助其美国留学。

孔祥熙（1880.9.11一1967.8.16）山西太谷人，祖籍山东曲阜，孔子第75世孙，夫人宋霭龄。先后任民国政府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也是一名银行家和富商。1967年因心脏病在纽约去世。

1890年春，年幼的孔祥熙要求入教会所办的山西太谷福音小学读书，但族人多表示反对，认为违背了孔氏子弟读圣贤书的传统，进教会学校是歪门邪道，但孔祥熙父亲支持。经多次争辩，最后以承诺只读书不信奉洋教为条件，才被允入学。1894年底，经小学外藉教师魏禄义推荐，孔祥熙到直隶通州，入美国公理会所设的潞河书院读书。孔学习勤奋，得到书院年轻美丽的女传教士麦美德关注，认为孔是可造之材，遂以她出众的魅力与热情，最终引导孔祥熙接受洗礼，成为忠心耿耿的基督教徒。

义和团运动兴起，孔祥熙赶回太谷，去营救为他治过病的教会医生高斯和外藉教师魏禄义等洋人。此时，那耸立在太谷县城的基督教堂大部分已被义和团焚毁，所有的外藉传教士均被关押在教堂三间尚未被完全焚毁的偏房内。孔祥熙暗中买通看守洋人的乡民，两次看望魏禄义和高斯等9名外国传教士和教民，嘱咐他们做逃跑的准备，并给予部分逃亡经费。在孔祥熙重金贿赂下，看守的义和团成员暗中帮助其中3位洋人逃走。事后，孔氏之事被义和团高层侦悉，欲将孔氏抓获处死。孔在族人和乡亲掩护下连夜逃走。

义和团被清剿后，孔祥熙回到太谷，找太谷知县料理了被害传教士和教民的后事，与一同学赴京向华北公理会汇报了太谷教案情况，并作为华北教会派赴山西教案善后谈判代表助手，处理教案。华北公理会对孔“一心事主”的品质和处事干练的才能十分赏识，经麦美德教士的奔波努力，教务会议能过，出资送孔祥熙到美国留学。

1901年秋，孔祥熙在美丽的女传教士麦美德亲自护送下，入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先后攻读理化和社会科学。在美期间，孔氏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将在太谷营救传教士的经历，广泛刋布于北美和欧洲大陆报刋上，使这位“中国青年英雄”的壮举广为人知。1905年，孔祥熙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研习矿物学，1907年毕业，获理工硕士学位后回国。后又东渡日本，为中华革命党人筹募经费，帮助孙中山处理文书函电。

1925年初，孙中山卧病北京，孔祥熙“左右护持，无间晨夕”，是《总理遗嘱》的签字人之一。1926年任广东省财政厅长，1928年3月任民国政府工商部长，正式跻身国民党政界。

英美长老会传教士于1917年在济南创办的齐鲁大学，长时间未能得到民国教育部立案批准。到了庚子之乱30年后的1930年，美女传教士麦美德辗转到了山东济南，担任齐鲁大学女生部主任。当校方得知麦美德与孔祥熙的特殊关系后，立刻抓住这一机缘，通过孔祥熙的关系，齐鲁大学立案终获教育部批准。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孔祥熙也当上了齐鲁大学的名誉校长。

二十二，澄清张学良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的两个公案

（一）不抵抗命令是张学良下的，不是蒋介石。

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夕，中共一直对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给予严厉指责和痛斥。1936年11月26日，毛泽东给由东北失地撤到陕甘地区剿共的原东北军第57军代军长董英斌信中写道：“……岂知沈阳变作，竟无卫国之人，一枪不放空国而逃，千里关山惨然色变。人民欲战，军队不欲战；士兵欲战，官长不欲战；下级官中级官欲战，上级官不欲战。亡国罪魁，败兵祸首张学良等之肉，其食足乎！夫张学良为保存自己及其奸党数十条性命，竟不惜令十余万英勇士兵与中下级干部尽变为无家可归之亡国奴，竟不惜令东三省三千万同胞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之俎上肉，自古亡国之君，败军之将，有更可耻如此者乎？从此卖国者之徽号，有口皆碑，逃将之头衔，无人不知，丑声洋溢，秽德彰闻，张学良不足惜，足下辈青年将校，乃亦随风而靡，良不可取也！”

而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使居于延安一隅的共产党缓过气来，张学良成了共产党的大恩人。从此以后，张学良在大陆成了一身正气，令人顶礼膜拜的箭垛式英雄人物，他的“不抵抗将军”之恶名，被莫名其妙地转嫁到了“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头上。

倏忽间，地覆天翻，日月倒转。整个大陆流行的说法是，当年张学良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才导致东北沦陷，大地陆沉的悲剧。此种观点与说法像细菌一样，在极短的时间内，于各种教科书，政治类读物与普通的纪实类书藉中繁殖滋生。受其传染，连一些与此事件相关的人物在回忆录或署名文章中也持此说，并列举了一连串云山雾罩的所谓事实和铁证，为“不抵抗将军”张学良洗冤辩诬。流风所及，遍布海内外，大有三洲人士共惊闻之势。

由此还传出，蒋曾给张十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后来张夫人于凤至到欧洲，特地将这些电报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云云，但迄今未见所谓电报原件。

而事情的真相由张学良亲自作了澄清。张学良晚年在他与为记录自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谈话时说：“我要郑重的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上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张学良解释当时为什么下令不抵抗：“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事先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又说：“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当唐氏述及50多年都说蒋介石电令不抵抗，张学良还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时，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二）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蒋介石分别在干什么？

九一八事变后，马君武听闻张学良于事变当晚，正在北京饭店抱着赵四，搂着朱五，挎着胡蝶一堆名女人，在灯光闪耀的舞池中，上下转着圈扑腾不休。激于爱国义愤，仿晚唐诗人李商隐《北齐》二首，写了《哀沈阳》二首：

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巧笑知堪敌万几，倾城最在著戎衣。

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

此诗讽刺北齐后主高纬因宠幸冯淑妃而导致亡国，借古讽今。

当年的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又以《马君武感时新作》为题，再发表了《哀沈阳》七绝二首。诗曰：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诗中所说的赵四，乃张当时的小蜜赵一荻，朱五乃梁思成林徽因服务的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膝下的女公子朱媚筠，蝴蝶即胡蝶，乃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的女主角，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倾国倾城的当红电影皇后，也是中国第一位应邀参加国际电影节，将中国电影带入世界的文化大使。

马的这两首诗一经刋发，似坐实了张学良“不抵抗将军”之恶名。

诗的作者马君武，同样不是等闲之辈。他是桂林人，1901年冬留学日本，专攻化学，图谋制造炸弹，暗杀大清皇帝。1905年8月加入同盟会，系同盟会章程起草人之一。1907年赴德国留学，武昌起义爆发后回国，参与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1921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马任总统府秘书长兼广西省省长。后因反对孙中山的“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国民党决裂，弃仕途而投身教育，先后任上海大厦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上海中国公学，广西大学校长。

那么，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证据一：事发当晚，张学良在北平看戏。2005年，李敖引用当年张学良副官何世礼的说法，谓那天张陪同何世礼的老爸何东爵士看戏，看到一半，突然来了电报，张少帅看罢与何东告别，匆匆而去，再没有回到包厢，当时何东觉得张学良失礼，还有些不高兴。第二天，在报纸上看到日本人发动事变的消息，才明白张不辞而别的缘由。

证据二：一位留法名人盛成的回忆录《旧世新书》讲的更为详细，说张当晚所处是华东戏院，当时盛正陪同国府要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张继在院里看戏，其座恰与张学良包厢相邻。戏的主角是当时南京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谊民，他作为票友，唱的是《空城记》。盛氏“正看戏时，东北来了急电，因张学良下令任何人不准进他包厢，结果送电报的找到了我们这儿，张继要我问一问情形，来人告诉我是东北来的紧急电报。我慢慢敲了敲张的门，门没有开。戏散后，我对张学良说：“汉卿，有一个紧急电报给你。”张一看电报很着急，拿着电报就走了。

证据三：九一八事变当晚，原住在协和医院治病的张学良因招待宋哲元等将领，偕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去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演唱的《宇宙锋》。观剧中途，张闻侍卫副官来报事变，即起身返回医院。张学良接通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电话，了解详情，并着左右通宵与南京当局电话联系，请示如何应变。当时财政部冀察晋绥特派员荆有容目睹，张还亲自与南京通话。张学良迅即招来顾问特纳，令其立即通知欧美各国驻平新闻记者，夤夜举行记者招待会。同时，张学良召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林，鲍文樾等重要将领举行紧急会议，磋商对策，直至次日凌晨。是夜，张学良几乎没有休息。

以上三证说明，事变发生时，张学良正在北平戏院看戏，应是事实，尽管细节有所不同。同时，也印证马君武的诗纯属道听途说，不足为凭。

那么蒋介石九一八事变当晚在哪里呢？

据《蒋介石年谱》载，9月18日这天，蒋偕周佛海等乘“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赴江西督剿红军。有人说，这一晚蒋在南昌行营，有人说蒋在军舰上过夜，但至少说明，蒋介石当晚不在南京是不争的事实。结合顾维钧与张学良副总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等人的回忆来看，张学良19日才致电南京，报告沈阳事变情况。也就是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得知沈阳事变的消息，不是事变当晚的18日，而是第二天19日。这一事实亦可从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的记录和邵元冲日记等得到证明。

19日晚，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临时会议，决定“电请蒋主席回京”。由此可见，所谓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准抵抗的电文根本不可能，亦不存在。几十年来，大陆台湾及海外均未发现正式文本，说明完全是以讹传讹。

二十三，方先觉和衡阳保卫战

1939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正面战场与日寇进行了12次重量级的会战，分别是：第一次长沙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枣宜会战，晋南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豫湘桂大会战，老河口芷江会战，其中有六次大战在湖南战区展开。

1944年4月，日军进攻西北，妄想经西安宝鸡进入西南成都重庆，由于国军凭借黄河天堑和潼关居高临下拼死抵抗，日军无功而返。日军又投入四个精锐师团，转而南下进攻衡阳，又企图进而攻入重庆，扭转已显现的失败命运。

6月20日，中日双方在衡阳周边50公里范围内，分别投入30万与35万兵力，先于外线展开激战，由此拉开了抗战后期最大规模的一次会战，被蒋介石称之“有关于国家之存亡，民族之荣辱至大”的最后一场生死之搏。身在陕北窑洞的毛泽东也以一个卓越战略家的智慧与姿态，高屋建瓴地指出：“衡阳的重要超过长沙。它是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的联结点，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它的失守，就意味着东南与西南的隔断，先西南大后方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衡阳的飞机场，是我国东南空军基地之间的中间联络站，它的失守就使辛苦经营的东南空军基地归于无用。”不仅如此，“衡阳位于湘江和耒水合流处，依靠这两条河，可以集中湘省每年输出稻谷三千万石，这对大后方的军食民食和军事工业是极端重要的，它的失守会加深大后方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却给了敌人以战养战的可能性”。

鉴于衡阳的重要，国民党第九战区决定由方先觉任军长的第十军扼守衡阳。第十军前身为黄埔教导团，北伐时扩编为第三师，抗战时改编为第十军，成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其特点是善于防御作战。

第十军最出色的一战，是1941年底至1942年初，三战长沙时担任长沙守备任务，时任军长为“黄埔三杰”“山东三李”之一的李玉堂。当时李的指挥所设在岳麓山前一个祠堂内，面对飞蝗一样围攻上来的日军，李镇定自若，从容指挥。一日中午，李玉堂在指挥所一手拿煎饼，一手用筷子夹食大头菜，忽有敌弹飞来，将筷子击为两段，李气愤地骂了一句“把他娘！”即用手抓大头菜吃。部下劝李军长更换指挥位置，李认为飞来的是流弹，无碍大局。在李军长以身作则的感染下，第十军将士豪气凛然，于长沙与日军展开血战，致使日军伤亡惨重。

1942年元旦，日军再度向长沙猛攻，调集大批飞机对长沙守军实施连续多波次轰炸，守军伤亡惨重，日军占据上风。至1月4日，守卫长沙南门外的三十团与日军展开肉搏，长沙城岌岌可危。这时，黄埔四期出身的三十团团长葛先才上校焦急中决定孤注一掷，拼死一博，发动全团展开反冲锋。一时间，十数支军号吹响，全团官兵包括炊事兵杂务兵传令兵等全部投入冲锋与肉搏中。三十团官兵誓将一死的浩然气势，使敌军惊慌溃退，兄弟部队也协同追击，长沙之危就此得解，第三次长沙大捷由此拉开序幕。

当晚，蒋委员长晋升葛先才为少将，第十军获颁国军最高荣誉“飞虎旗”，命名为“泰山军”。

1944年6月23日凌晨，衡阳攻防战正式打响。日军主用重炮和野山炮，中方用迫击炮还击。日军方面负责攻城之两师团，鉴于长沙之攻占被别的日军捷足先登，这次则急于争功，一时战志如云。战斗持续近一个月，双方伤亡重大，未分胜负。攻防双方皆拼全力支撑。许多年以后，当时的军长方先觉对日本《产经新闻》记者说：“由于长期作战，医药品和食品缺乏，极感困苦，没有止痛药剂，没有绷带，负伤官兵的伤口有发炎生蛆的现象。本来可以救治的官兵，很多都死亡了。我们给予敌人之打击也非常大，每天可以望到敌阵在举行火葬的烟焰，整个衡阳城被死尸臭气所笼罩，实在是很悲惨”。

在苦战中勉力支撑的国民党守军日夜盼望的增援部队，因受日军外线阻击，行驱艰难，始终未能抵达衡阳城门。经过长时间的消耗，衡阳已成为一座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孤城。而日军自7月下旬起，设在外线的兵站每晚仍向衡阳前线输送30到40吨给养。面对此情，蒋介石意识到局势严峻，严令外围国军迅速攻击前进，以解衡阳之围。但在日军强力阻击下，7月20日，国军进展离衡阳七八公里处再也无法突破。而城内19日夜间派出的第十军特务营，也遭到日军伏击，全部阵亡。衡阳由此面临弹尽粮绝，城破有日的险恶处境。

生死已到紧要关头，最后决战即将展开。日军大本营命令正身患痢疾，身体衰弱，焦躁不安的前线指挥横山勇中将，集结第十三，四十五，五十八，六十八，一一六共五个师团，外加五十七旅团和重炮化学部队共11余万众，全力围攻衡阳。

血战多日的国军第十军，此前参加常德保卫战，损失惨重，当时四个师仅剩相当于1.7万人两个师。久战疲惫之师，与11余万日军兵力比值为1：64，如此悬殊的兵力对比，为这场战役涂上了极为悲壮的色彩。

孤军守城势难支撑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不断向上司及至蒋委员长发急电，却一无所获。

蒋介石在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衡阳保卫战已一月有余，第十军官兵死伤已过十分之八，而衡阳屹立不撼。盖以衡阳之得失，其有关于国家之存亡，民族之荣辱者至大也”。

8月1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佩带“天照皇大神宫”神符，乘侦察机飞抵衡阳机场，亲自指挥日军步炮七个师团联合作战，企图一举攻下衡阳。

8月2日，得到日军总攻消息的蒋介石，一面急电增援大军“严督猛进”，一面严令第十军将士继续坚守勿退，力克敌军。方先觉怀揣训令，苦苦支撑，艰难等待。尽管心急如焚，望眼欲穿，却仍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连一个援兵的影子也没有看到。

8月6日，强悍的日军第五十八师团终于突破衡阳城北一角。此处的守城官兵与攻入之敌肉搏近战血战，不久全部战死，日军乘势向城内中央银行即第十军指挥部急速进击，国军官兵再度与日军展开大规模肉搏和巷战。第十军无论是炊事兵还是勤杂兵，都抡着菜刀和烧火棍，无一人不参加近战肉搏，惨烈的肉搏持续了两个昼夜又半天之久。

8月7日下午3时，衡阳城已破。军长方先觉在征求手下几位高级将领意见后，向蒋介石发了最后一份电报：

“敌人今晨从北城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培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职方先觉率参谋长孙鸣玉

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同叩”

电报发出后，方先觉巡视部队已过，回到指挥所决心自戕，当手枪对准太阳穴之际，两个副官扑上去把枪打掉，众皆悲泣。

衡阳攻防战，国军第十军以1.7万人的劣势兵力，与11万日军相抗，坚守孤城47天，在仅2平方公里的战场上，数度肉搏，以死伤1.5万人，其中亡7000余人的代价，致日军死伤7万余众，其中4.8万被击毙。日军六十八师团长佐久间中将，五十七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亦死于此役。

衡阳之战，是抗战中最惨烈的剧战，也是少有的日军伤亡大大高于中方的一次大战。日本战史称衡阳战役是“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其牺牲之大，令人惊骇！”衡阳之战的后续影响，致使日本东条内阁倒台散架。尽管日军占领了衡阳，但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的国民党大军，突破了日军的层层阻击，阻断了日军的补给线，即将会师衡阳城下。已经无力再战的日军，不得不放弃才占领几天的衡阳，落荒而逃。

那么，第十军军长方先觉自戕未遂，还是第十军残部后来命运如何呢？关于第十军在城破之时的命运众说纷纭，几成疑案。大约在1973年末或1974年初，日本《产经新闻》编辑古屋奎二为编辑《蒋介石秘录》，曾赴台北访问方先觉并谈及衡阳之战最后经过。据方说：8月8日晨，“有自称为日军第十一军使者的竹内参谋来接洽停战。我当即告诉他：我们绝对没有投降之意。同时提出：（一）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二）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等条件。竹内说：中国军勇敢作战的情形，不仅在此地的日军，就连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已有所闻，特地表示敬意，并对我方的条件完全同意。而日本记录说我们投降，甚至有说是举行了投降仪式，是绝对错误的。我以军人的名誉发誓，没有这回事”。

据葛先才在他的回忆录《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中说：城破之后，第三师周庆祥师长与葛先才商量，大意是：“战，乃敌能杀我，我能杀敌，方称为战。如今处境，则不能称之为战，因我完全处被动挨打被杀之地步，即将失去杀敌之能力。”后来与方先觉商量，决定与敌有条件地达成停战协议，于8月12日双方停战，军长师长与参谋长作为人质，被日军带往一座天主教堂内囚禁起来，其余官兵放下武器自动走出衡阳星散而去，敌人未做追杀。

衡阳失陷后，蒋介石电令全国军队，于8月20日上午6时，由各军集合全体官兵，为衡阳殉国守军默哀三分钟，藉此敬悼。

衡阳失守3个月后，国民党中央特务人员把方先觉秘密救走，其他将领被日军转送到“联湖书院”囚禁，并有一排士兵看管。4个月后，在中央情报人员和地方人士冒险营救下，葛先才等几位被囚将领全部逃脱回到重庆。1944年12月12日，方先觉于衡阳逃脱后首次在重庆拜谒蒋介石。蒋似乎忘了当年“不成功便成仁”的电嘱，方也不再提当年那“来生再见”的电文。蒋在当天日记中云：“与之相见匪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之后，方先觉，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5位衡阳脱险将领相继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1946年12月，葛先才奉蒋介石之命，赴衡阳搜寻阵亡将士遗骸，集体营葬，建为烈士公墓，以慰忠魂。

另据推测，可能因日本第十一军横山勇司令对衡阳战俘的纵容，战后他未判罪，能得以善终；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大将则被处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