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原史记事】王英其人其事（一）

五原县文明办

　　一、生于富户 不喜读书

王英(1892一1950年),字杰臣,乳名增罗子,1892年(光绪十八年)农历五月十一日出生于五原隆兴长镇,其父为五原大地商王同春。王英从小锦衣玉食,生活奢华,但是他却没有像其他大户人家的子弟那样受过良好的教育。童年时期,王英曾回原籍河北省邢台县东石门村念过几年私塾,但学习成绩不好。王英十八九岁时,其父又托五原天主教堂的比利时神甫保送他和四弟王钰(字昆山)到北京汇文中学读书。王英弟兄吃住在北京,无人管教,经常出去花天酒地,结识了不少流氓、地痞,甚至还染上了花柳病。王英虽经治疗后康复,但其四弟却因此失明,并在悔恨无奈之下自杀身亡。1915年王英23岁时,其父受到时任农商部总长张謇的器重。经张謇推荐,王英及其五弟王喆(字乐愚)人江苏南通张謇创立的南通师范学校学习。然而不久之后二人都借口离家太远、思乡心切,中途弃学回家。王英又过上了无所事事的闲散生活。

由于从小就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王英品德低下,言谈恣肆,行为放荡,其父经常骂他是“三没底据”。人们在背地里议论王英时也经常这样称呼他。久而久之,“三没底据”就成了王英的一个绰号。在众多子女中,王同春对王英最为担心,经常逢人便讲:“这孩子有才有智,就是做起事来没有底。做没有底的事最后总要失败。”后来的事实证明，王同春的担心并不多余,王英的结局正如其父所预料的那样。

二、初涉军旅 私组民团

1918-1919年马福祥任绥远都统时,为了笼络王同春,与其结为兄弟,并将王英招入麾下。王同春想通过军队对王英加以约束,使其能有所作为。王英在马福祥的关照下,被安排进马鸿逵的部队,并迅速由排长一路升至中校团副。然而,王英仗着其父与马福祥的关系,再加上马鸿逵也与其气味相投,便不守军纪,每天吃喝玩乐。尽管如此,王英仍然觉得当兵不够自由,约束太多。当时后套土匪横行,1917年又有巨匪卢占魁接受招抚,被委以骑兵旅长之职。王英遂认为,当土匪可以“骑马带响环,海角天涯无人管”,一旦被招抚还能做大官。于是,他离开马家军回到家中,想走当土匪这条升官发财的“捷径”。

1920年,王英依仗其父在后套的声望,以保护地方为名,纠集100余名护庄家兵,组建地方保安团。马福祥委任他为五原县地方保安团团总。而后,他在后套招兵买马,不久便将保安团扩充至300余人，编为3个大队。保安团所需的人马给养、薪饷、衣物等,统一由五原县民众按田亩负担。五原县地方保安团的建立,为王英后来的发迹打下了基础。但保安团成员身份复杂,纪律涣散,官匪不分。一些混进来的土匪经常劫掠民财、奸淫妇女,保民不足却扰民有余,因而民怨极大。当时五原人民编了一段顺口溜:“王英真是个没底据,在后套招下些独立队。独立队进了村,打家劫舍不安宁。”1922年秋,萨拉齐县保安团团总侯宪章因部队官匪不分、扰害四乡,被马福祥问罪处决。王英的保安团与此情况相似,但因其父的情面,他也只是被罢免了事。马福祥怕他闹事,将其派往归绥当了绥远都统署参议,不准返回五原。

三、耍弄手段 获任营长

王英被罢免五原县团总之职后非常不满,不断寻求机会准备东山再起。他暗中派人策动驻扎在陕北的井岳秀骑兵第2营兵变为匪。该营连长王安人、段有庵与王英都是哥老会的同辈成员,并且是同乡。加之营中官兵多为绥远籍,所以二人听信了王英的煽动,将营长击毙,全营跑到包头、伊克昭盟一带为匪,王英暗中与其勾结。

在王英的怂恿下,1922年7月这股土匪武装与哥老会大龙头杨万页,加上其他小股土匪武装一起包围了包头县城。马福祥派王英前往和谈招抚,在外国神甫作保的情况下,杨万贞接受招抚,并推荐王英为绥远省骑兵第2营营长。王英通过玩弄权术,不费吹灰之力就当上了正规军的营长。后来由于该部内部权力争斗激烈,一部分官兵私自返回陕西,只剩下200多人,但番号依然保留。

1924年,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令王英的骑兵第2营开往北京接受郑金声整训。该营的官兵绝大部分沾染鸦片,军纪涣散,被郑金声用武力缴了械,部队全员给资遣散,王英仍回绥远都统署当参议。

四、组建护路队投靠张作霖

1925年,冯玉祥命李鸣钟在绥远招兵买马,扩充骑兵队伍。王英帮助李鸣钟在后套一带收买了2000余匹军马,也因为这件事王英得到冯玉祥的重视。同年冬,冯军方振武部开来五原、临河两县。方振武深知王英父子在后套的号召力很强,遂委任王英为绥远骑兵团团长,负责维护后套治安。不久王英就组织起一支300多人的队伍,由方振武补给大小枪械百余支,分驻五原、临河。一时间,在后套活动的小股土匪都被王英收编。到年底时,王英的骑兵队已发展到1000多人,枪马齐全,成为一支不可轻视的武装力量。不久之后,西北边防会办张树声来到五原。为了利用王英父子的声威扩充西北军,在王英担任骑兵团团长不久后,张树声又委任其为“包宁护路司令”。当时,包头至宁夏之间既无公路更无铁路,张树声之所以委以王英此职有两个原因:一是利用王英扫清小股土匪,维持地方治安;二是因为王英是哥老会中的头面人物,通过他可以取得哥老会的支持,便于西进。张树声为了进一步与哥老会接近,壮大自己的势力,让王英搜罗哥老会的成员,成立了绥远省革命协会,由王英担任会长。

这时的王英,既是哥老会的龙头,又有护路司令的官衔,深具号召力,不久就组织起一支枪马齐全的2000余人的护路队,编为5旅10团。司令部驻在包头西前街,其他各旅团分驻于五原、临河、安北、包头等地。此后,绥远地区的大小股匪皆被王英收编,护路军成为绥远一支不可轻视的武装力量。但因其军纪败坏,对地方抢劫骚扰不断,河套民众痛斥护路队是“护路不足,害民有余”。王英却以这支武装为资本,时而投奉,时而投晋,时而投蒋,直至最后叛国。王英当了护路司令后,将绥远省革命协会的事务全权交给他二姐王友卿(二老财)掌管,并委托卢耀峰、郝孝周等人协助。王友卿掌握了哥老会的大权后,对王英后来事业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决定西进支持北伐,王英部队名义上隶属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国民军开拔之际,他装腔作势地说:“我服从命令,愿意跟司令北伐,永远当总司令的部下。”但王英深知冯军军纪严明,不是他这支由土匪队伍拼凑而来的部队所能忍受的,而且此时眼看张作霖的奉军势力日盛,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王英有了脱离冯玉祥,投靠奉军的想法。当年11月,在冯玉祥全军最后一部离开包头及五原时,王英随即与奉军前线指挥官万福麟接洽投诚。得到对方应允后,迅速打起奉军的旗帜与留守的冯军战斗,逼其退出包头。之后又热烈地迎接进占包头的奉军马占山和刘震东部队,并接受命令与郑泽生师合编为骑兵第31军,郑泽生任军长,王英任副军长,军部驻包头。军队番号虽然改变,但原来护路队所属5旅10团的旅团长并未变动。

1927年,王英到北京拜见张作霖,临行前在包头置办了包括大烟、毛料衣物、名贵补品等大量礼品,共花去15000多银圆。他还特意挑选精兵强将组织了一支70多人的手枪队作为护卫队,临行前对手枪队进行了特别军事训练。10月,王英乘专列一路直抵北京,到站时早有大元帅派来的20多辆汽车迎接,还有大帅、少帅的代表及军乐队列队欢迎。列车刚停,王英的手枪队立即齐刷刷地跳下车来,跑步散开站在车门的两侧,面向外,右手拿大刀,左手握手枪,观察周围动静,看起来颇像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王英在北京期间分别拜见了张作霖和张学良,获得了大量军饷、物资,还净赚了两万多现大洋,可谓满载而归。回到磴口车站时,前面桥梁突然起火,不能通过,王英当即通知驻包头的骑兵部队袁占鳌旅赶来保护。另由团长李风山带领两个步兵连乘坐火车轻来。王英如临大敌,经过仔细搜索,确认安全后才下车,但他还是怕附近埋有地雷,于是先让骑兵过去,步兵随后掩护。直到过了桥西王英才又登上火车,命骑兵左右紧随火车前进,飞奔开回包头。

五、晋奉战争佯攻河曲 左右摇摆投机敛财

王英进京拜见张作霖后不久,1928年1月晋奉战争爆发,王英接到命令要他向河曲、偏关等方向进攻晋军。他觉得这是大捞一笔的好机会,遂从部队中抽调精壮士兵1500多人,编为6个团,由包头浩浩荡荡出发。部队行至萨拉齐县东二十四顷地天主教堂城堡时,要求进堡内宿营,但是教堂的二德神甫不准。王英大怒,向教徒吼道:“二十四顷地是中国的土地,不是卖给外国人的,也没有租给他们,我是中国军队,他为什么不让进去呢?真是欺人太甚!你告诉二德神甫吧,我不进去了，我马上令部队攻城,我倒要看看外国人有什么了不起!”得到消息的二德神甫立即召集全教堂的武装教徒上城守卫。当时正在城中的包头城防司令满泰马上赶来调解。经劝说,二德神甫同意让王英等少数人员入内,其他人员还是不能进入。王英气愤地说:“我不进去了,让炮弹进去吧。”接着就让迫击炮照着教堂钟楼打了四炮。惊慌的二德神甫只得让教徒去请王英和满泰,自己则亲自在门口迎接。但王英拒不接受,局面一时陷入僵局。最后还是王英的部下劝解道:“军长,天快黑了,我们还要赶路呢!"王英这才命令部队开拔,一场风波终于平息下来。王英炮打二十四顷地天主教堂的事情被河套人民议论了很久,一些平时遭受过二德神甫欺压的百姓都说王英这四炮打得有胆识、有骨气。这件事也是王英一生中另一侧面不多的展现。

王英要攻打山西河曲,就必须经过准格尔旗境,而他对该旗王爷那森达赖成见很深,便想趁此机会打击那森达赖以泄私愤。那森达赖调集全旗兵力与之对抗,结果王英获得大胜,其麾下士兵将那森达赖在准格尔旗积攒了数十年的财物劫掠一空,王英大发了一笔横财。

王英部进入府谷县麻沟地镇,与河曲县城仅一河之隔,但他不让部队进攻,反而暗中派人与晋军守城师长谭庆林商谈叛奉投晋事宜。阎锡山委任王英为山西省骑兵第4师师长,并命其攻击绥远都统汲金纯。与此同时,王英又给张作霖去电称:“河曲已被我军占领,又被阎军反攻复失。”该年农历二月初,王英率领全军返回绥远,在绥远边境一带驻扎,仍打着张作霖第31军的旗号。他给汲金纯打假报告:“攻占河曲后,因一时布置不慎,弹药缺乏,伤亡过重,确实无力支持,因而返回绥南,整军待命。并请添配炮兵,协助反攻。”汲金纯早知王英有诈,要求其来归绥面谈。王英去电推脱:“近来感冒甚重,不能前往,拟派参谋长前往报告。”汲金纯复电:“既病不能前来,已派医生前往诊治,并有大元帅代表高某亲往前方慰问,顺便带去慰问金2000元,病若好转，相偕来绥。”第二天医生和代表来时,王英只好痛哭流涕地说:“我在河曲遭到阎锡山的袭击,官兵死伤厉害,几次要求增援和补发子弹都无影子,而后方又受到那森达赖的攻击,使我首尾不能相顾,如此情况,不得不返回绥南。汲都统不但不补发子弹,反而听信奸人(指满泰)造谣挑拨,真使我伤心呀!”医生临走前要给王英打退烧药,王英连忙推辞道:“不能!不能!我打针有反应,就连消炎片都不敢吃。”医生和代表都得了贿赂，也就不去了解真实情况,返回绥远交差了事。

经过一番折腾,王英觉得奉军迟早要退回关外,不如彻底投靠阎锡山更有前途,于是公开亮出晋军骑4师的番号,彻底与奉军决裂。汲金纯得知王英叛奉便派部队佯攻,自己则做好了逃跑的准备。王英以为奉军真来攻击,吓得逃到包头以西的公庙子。直到有人来报说汲金纯的部队都已撤走,王英才又急忙率领部队坐火车赶到归绥。在归绥他又与满泰争夺绥远都统一职,直到阎锡山命商震为新任绥远都统,此事才作罢。在此次晋奉军阀混战中,王英名义上攻打河曲,实则未放一枪一弹,面主要是在准格尔旗和那森达赖大打出手,之后又在晋奉之间见风使舵，左右摇摆，大发战争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