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

我就是我

妻总说二哥是个特别聪明、特别勤劳的人。因一年只能见上几次面，我对他谈不上真正了解，可从有限的接触里，那些直观的印象与感受，早已在心里生了根。

在农村“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里，二哥曾是幸运的。头胎女儿降生后，作为头胎纯女户，他按规矩迎来了二胎儿子，凑成了“好”字。他对生活所求不多，只盼着儿女双全、全家平安，这便是他眼里最大的幸福。那些年满心欢喜写在脸上，浑身上下有着使不完的劲儿。

可命运偏要开玩笑。儿子十七岁那年，原本活泼开朗的少年突然身体不适。二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连夜送县城医院，却等来“不治之症”的噩耗。他双手颤抖、两眼通红，攥着化验单的指节发白，愣是不肯相信。带着最后一丝侥幸，妻陪着二哥一早匆匆赶往省城医院，专家的摇头却让希望碎成了渣。二哥怎肯死心，听说北京有专科医院，他又连夜带着孩子奔波，在CT室门口，他抓着医生的袖口苦苦哀求，声音嘶哑得像磨破的风箱：“大夫，求求您，救救我儿子……”医生摇摇头，“别花那冤枉钱了。”当所有努力都抵不过现实，他瘫坐在医院过道，盯着天花板的眼神空洞得像口枯井。这一刻生命如此暗淡。

儿子日渐消瘦，他强忍着心碎，哑着嗓子问：“孩子，想吃啥？爸爸买给你吃。”少年还不懂病情的沉重，歪着头说想吃糖葫芦、炸丸子，他便跑遍整条街去买，递过去时，指尖还在微微发抖。最终儿子的生命定格在花季年华，当冰冷的尸体躺在面前，他出奇的异常冷静，默默给儿子擦脸、整理衣物，仿佛在做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只是那抿得发白的嘴唇和始终不眨的眼睛，藏着随时会决堤的悲痛。往后的日子，他像被抽走了魂，总在村里低着头走，觉得人人都在背后指点：“看，就是那个没保住儿子的爹。”一坐就是大半天，喃喃自语：“我怎么就救不活他呢……”那双曾经有神的眼睛，只剩下化不开的忧郁。

二哥话不多，见了我总是礼貌点头。有次他突然说：“你写的文章我都看了，写得细。”我愣了半天，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其实我知道，他嘴上话少，手上却全是情分。

我是个手脚笨拙的人，换灯泡、修洗衣机这类事一概搞不定，常常被妻埋怨。而此时，二哥就是急时雨，只要妻一个电话，二哥哪怕在地里忙得满头大汗，也会跨上摩托车赶过来。有年夏天装空调，他本有别的事，听说后二话不说就到了，发现工具不全又折回家取。五十多岁的人，拎着沉重的钻孔机爬上爬下，汗水把蓝色工装浸成了深色，他却顾不上擦，只笑着说：“快了快了，装完就凉快了。”装完空调那天，我们硬留他吃饭，他推辞不过，坐在桌边却只夹青菜，说：“别麻烦，随便吃点就行。”

这些年，家里的冰箱不制冷、水管漏水，全是他跑来修。每次修好都要反复叮嘱：“洗衣机用完记得擦干水，冰箱里东西别塞太满。”他的好从不大声嚷嚷，就像屋檐下的水滴，悄无声息地浸润着日子。如今想起他拎着工具包转身的背影，想起他沾满机油的手，心里总有些发酸——他把太多温柔，都藏在了这些琐碎的善意里。

二哥如今还是话少，只是偶尔见到我，会多问一句“最近忙不忙”。他的人生被那场变故凿出了深沟，但那些藏在沉默里的厚道，那些落在实处的温暖，却像老树上的年轮，一圈圈刻着最朴素的善良。对他而言，或许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这一辈子，他都在用行动写着两个字：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