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中的文学之光

吴仕钊

视野中襄阳文学人物之周春兰

泥土中的文学之光

——论农民作家周春兰的创作追求

《文艺报》2025年4月25日，在头版头条刊发一篇题为《重读赵树理，我们读什么？》的文章。这是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重读赵树理”系统活动在山西太原开启后，发的一篇综述文稿。在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有力促进了文艺的大众化。迄今，他的文字依然如“清粼粼的水”，流淌在中国文学的河床深处，滋养着新时代文艺创作的根系。“劳动者”是我们重读赵树理、进入赵树理的一个新视角，也是我们探讨赵树理与新大众文艺关系的重要通道。

“劳动者”是被书写者，赵树里是“劳动者”的书写者。而今天，“劳动者”变为“书写者”是大有人在的。襄阳农民作家周春兰便是这其中优秀的一个。

周春兰的文学创作，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为自己生活在广阔天地的乡村，置身在蔚蓝的天空下，每天能呼吸清新的空气，感受大自然唯美的情感而感触。偶然也会砰发出思想于自然的碰撞，拾缀零零落落的文字符合抒发着命运，散发出墨香的气息。但日益成熟的认知产生出文字蕴含的力量，从而耕种”，于是就有了“《阡陌》所喷发土地为生存的人间烟火；那么，在祖祖辈辈的生活在土地上，生而为人的,《庄户人家》里，浓郁了烟火气；当人世间的炊烟袅袅飘起，却是《折不断的炊烟》，而永恒的生活主题，还有生命的意义”。

本文将用社会学视角透视周春兰的作品，从乡土叙事、精神救赎与社会价值三个维度展开分析，突出其“草根性写作”的独特意义。

引言：被土地选择的书写者，周春兰的文学三重自觉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沃野上，周春兰如同一株倔强的麦穗，以“左手握锄，右手执笔”的独特姿态破土而出。她的文字不是书斋里的精致盆景，而是带着露水与泥土芬芳的野生作物。让我们走进《折不断的炊烟》《阡陌》等作品构筑的文学田野，探寻这位农妇作家笔下跃动的“三重自觉”。

1. 乡土记忆的忠实拓印者

周春兰的笔尖始终蘸着鄂北土地的汁液。在《折不断的炊烟》中，她用粗粝而温情的文字镌刻下这样的画面：寒冬腊月里，主人公周任玉蜷缩在漏风的土坯房中，就着煤油灯在记账本背面写下第一行诗句；丰收时节，金黄的麦浪与村民们黧黑的脸庞构成最生动的蒙太奇。这些细节不是经过文学滤镜的美化图景，而是带着庄稼汉汗酸味的生存实录。

2. 农民命运的沉思录

《阡陌》中那个令人难忘的镜头——老农蹲在即将被征收的田埂上，抓起一把泥土细细嗅闻——恰是周春兰对土地伦理的深刻叩问。她以农妇特有的敏锐，捕捉到现代化浪潮中农民群体的精神阵痛：当拖拉机取代耕牛，当微信红包替代了借粮的粗瓷碗，维系千年的乡土文明正在发生怎样的基因突变？她的思考如一把锋利的新式犁铧，剖开表层的田园叙事，直抵农耕文明的神经末梢。

3. 文学救赎的播种人

在柏营村的农家书屋里，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农闲时分，几个包着头巾的妇女围坐在一起，用长满老茧的手指小心翻动周春兰的小说。她们时而为某个情节抹泪，时而因找到共鸣而会心一笑。这正是周春兰文学实践最动人的注脚——她不仅用写作完成了自我的涅槃，更让文字成为改变乡村文化生态的种子。就像她在创作谈里说的：“每个农民心里都藏着一首诗，我要做的只是帮他们找到那支笔。”

一、创作内核：土地伦理的三重表达

1、生存叙事：疼痛的乡土记忆

以《庄户人家》为例，作者即为种田为生的农村妇女，以亲身经历的生活为创作素材，该作品着眼于最真实的农村生活，运用与众不同的语言风格，叙述着当代不为人知的、生活在底层的、一个农村弱势人的真实精神世界。通过人物原始状态的卑微，生活环境状况的窘迫，勾画出令人震惊的当代农村面貌和当代贫苦农民的命运，小说中充满辛酸和悲愤，又透射出顽强的奋斗精神和希望。

《庄户人家》则以一个残疾的农民的骨肉情、手足情、夫妻情，在两代人之间挣扎着的过程。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种种的磨难，展现出生活在底层人不仅是自私和愚昧，而欲望和追求也并非偶然，是这个社会角落所不能被遗忘的。这里的人们也渴望生存和渴望更好的生活，从而揭示出人性灵魂的必然归属。该作品通过残疾农民的家庭史，展现“土地—生存—尊严”的共生关系。作品中“借粮”、“争地”等场景，将政策变迁具象为农民的切肤之痛。

《折不断的炊烟》以第一人称塑造生性懦弱主人公——周任玉。真实的展现主人公从文学创作的过程中看到万物复苏的春天到了，于是，她热爱自己的生命，试着和命运对抗。小说运用朴实的语言渲染着主人公和周围人关系的改变，及新农村的巨大变化。面对生活的重重困难和困惑，没有了胆怯，她用文字的力量诠释生活的艰难，以平常人的心态克服面临的不公平，用自己难得的胸怀感化人们，只为心中有福。该作品通过作者熟悉的乡村生活，真实的农村风貌，乡村原始的生活场景描述主人公追求完善人生的过程。揭示了农村的经济，文化，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的走势和发展规律。土地将如何完善？人们又将怎样超前或保守？反应出三农今后所面临的问题。乡村原有的生活规律和陈旧的陋习逐渐土崩瓦解，社会发展的潮流势不可挡。这种自传体写作，突破“苦难奇观化”陷阱，以“炊烟”意象隐喻农民与土地的血脉联结。

《阡陌》的叙事着眼于土地。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摇篮，漫过历史的长河，经历烽火的沧桑，最终迎来土改——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又几经江河改道，实行了联产计酬，包产到户，土地承包等一系列举措。现在又面临着土地流转，再次把土地推向争议的高峰，人们会是怎样的心态？该作品以亲身经历为创作线索，用朴实无华、与众不同的语言风格将叙述与土地有关的故事，从而展开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所面临的困惑，揭示出土地是祖祖辈辈的庄稼人生死相关的依靠与命脉。象征意义则是：一切生命体，包括植物、动物、民族、国家、政党、社会，他们的生命来源都是土地。

《阡陌》以一个家庭的变迁为线索。秦立本这个贫穷而勤劳的庄稼汉，饱经饥寒交迫的苦日子，想通过精耕土地赶走贫穷，却屡屡受挫。他抓住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命运。而他的儿子们各逞所能，把他们本来平静的日子搅得天翻地覆。是非恩怨，江湖乱套，最终秦立本得到了什么？金钱？女人？地位？当他再次被命运所颠覆时，回想着土地赐予的温饱，他却再也回不到过去。面临着新的形势，他该怎样面对？

2、语言革命：泥土味的诗性转换

周春兰的文学语言实现了农耕经验向诗性表达的创造性转化。在她的作品中，鄂北方言不再是简单的方言运用，而是升华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语言体系。

在《折不断的炊烟》中，“薅草”“扬场”“打坷垃”等农事动词的精准运用，让文字自带土地的厚重感。这些方言词汇不是点缀，而是构成叙事肌理的有机部分，如“她蹲在地里点玉米，一粒粒像在数金豆子”这样质朴而富有张力的表达。《庄户人家》更将农家俗语“春争日夏争时”转化为叙事节奏，使时间意识与农事周期完美融合。

周春兰的作品创造性地运用鄂北方言（如“整地”、“薅草”等农事词汇），形成“带着露水的白话”风格。《阡陌》则展现了更高阶的语言革命——“犁沟像五线谱，老牛的喘息是低音部”这样的比喻，将农耕经验升华为大地交响诗，实现农耕经验的审美升维。；“承包合同书比结婚证还郑重”的民间智慧式表达，既保留泥土气息又蕴含深刻的社会观察。这种“带着露水的白话”既忠实于农民的语言习惯，又通过意象重构创造了新的审美维度。

3、精神图谱：卑微者的启蒙之路

周春兰的作品勾勒出一条“从泥土到星空”的精神觉醒之路。在《折不断的炊烟》中，农妇周任玉的自杀未遂成为生命转折点，当她颤抖着用记账本背面写下第一首诗时，完成了从“被书写者”到“书写者”的身份重构，这正是福柯“自我技术”的生动实践。《庄户人家》里大字不识的秀云，通过聆听广播小说开始思考婚姻自主权，最终走出家暴阴影，展现了知识如何像种子般在贫瘠心田萌芽。而《阡陌》中老支书建立农家书屋的坚持，则让文学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变成了改变乡村文化基因的“精神化肥”。周春兰笔下这些“提笔的锄头”，正在中国乡土大地上书写着最动人的启蒙诗篇。

精神图谱式的写作在《庄户人家》中尤为明显。该作品以鄂北农村为背景，通过农民家庭的日常生活，展现了乡土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蜕变。其内容延续了《折不断的炊烟》中对农民命运的思考，但更聚焦于家庭伦理与土地情感的代际冲突。小说中“整地”“扬场”等方言词汇的运用，使农耕经验升华为文学意象，如“承包合同书比结婚证还郑重”的民间智慧式表达，既保留泥土气息又暗含制度变迁的隐喻。主人公从麻木到觉醒的心路历程，呼应了福柯“自我技术”理论，展现了底层群体通过文化实践重构主体性的可能。该小说作为周春兰“农民三部曲的重要组成，体现了其将农家书屋等文化实践转化为”变乡村文化基因的文学自觉。

二、文学史坐标：农民书写的范式突破

周春兰的创作标志着农民书写从“代言文学”向“自主文学”（书写劳动者向劳动者书写）的范式转型，其价值不仅在于题材的拓展，更在于建立了农民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主体地位。这种突破对重构中国当代文学史谱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1、主体性突围：从被表述到自我言说

相较于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启蒙立场和高晓声笔下陈奂生的“被启蒙”姿态，周春兰在《折不断的炊烟》中实现了根本性转变。农妇周任玉用记账本背面写作的细节，颠覆了知识分子对农民的“他者凝视”，其“带着泥巴的手稿”本身就是对浪漫化田园想象的解构。这种亲历者视角在《庄户人家》中发展为更系统的“微观史”书写，通过“扬场时麦粒与闲话齐飞”的生活流叙事，让农民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

2、性别觉醒：月经与墨水的生命诗学

周春兰开创性地将农村女性的生理经验转化为文学隐喻。《折不断的炊烟》中“经血染红的稿纸”意象，将生育力与创造力并置，形成独特的“身体写作”范式。这种性别视角在《庄户人家》秀云的形象塑造中更趋成熟：她从听广播小说到主动阅读《妇女权益保障法》，最终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名的钢笔，与其说是书写工具，不如说是斩断性别枷锁的利刃。

3、代际博弈：土地伦理的现代转型

《阡陌》通过土地流转事件展现的冲突，超越了简单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老支书将土地承包合同与族谱并置供奉的行为，暗示着契约精神对宗法伦理的渗透；而年轻人用手机直播犁地的荒诞场景，则揭示了农耕文明在现代性冲击下的适应性变异。这种复杂博弈在周春兰笔下既非赵树理式的政策图解，也非高晓声式的温和讽刺，而是呈现为充满张力的文化辩证法。

（未完待续）

尾声：草龙腾云的文化启示

周春兰以“草龙”自喻的创作实践，在当代中国乡土文学中构筑了一座精神灯塔。这位农妇作家用沾满泥土的手指敲击键盘的姿态，生动诠释了布尔迪厄所言“文化资本”的民主化可能——在《折不断的炊烟》里，周任玉的记账本化作文学实验田；《庄户人家》中秀云通过法律文本阅读获得性别觉醒；《阡陌》展现的土地流转冲突，更将农耕经验升华为现代性思考。这些文本构成的文化实践，使文学不再是知识阶层的专属领地，而成为底层群体争夺话语权的“象征性武器”。正如草龙既扎根大地又向往云端，周春兰的创作既保持着对炊烟温度的忠实记录，又实现了对农民书写的范式革新，为乡村振兴时代提供了兼具泥土气息与哲学深度的叙事样本。

我们再做一下延伸思考——

周春兰的乡土书写在赵树理的“问题意识”与莫言的“魔幻乡土”之间，开辟出一条“生命经验转化”的独特路径。相较于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政策代言人姿态，或莫言《红高粱》里传奇化的历史重构，她的《折不断的炊烟》将个体写作史直接转化为文本内容——农妇周任玉在猪圈旁写作的场景，构成对“文学神圣性”的祛魅；而《庄户人家》中秀云通过阅读法律文本争取离婚自由的细节，则演绎了福柯所说的“自我技术”。这种将笔墨与锄头并置的创作实践，使“写作改变命运”不再停留于个人励志叙事：当《阡陌》描写村民用手机直播土地丈量时，文学已成为激活乡村文化自觉的媒介。周春兰笔下的鄂北农村，既非赵树理式的问题标本，也非莫言式的想象飞地，而是通过文学实践重构的、具有主体性的文化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