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滨的故事》（二）——少年往事

踏遍青山

《洪滨的故事》自述

被妈妈塞得满满的行囊压得肩膀有些发沉，我随着大姑登上了开往北京的18次列车。晚上九点火车缓缓启动，车站的灯光渐渐远去。哈尔滨，那生我养我的城市在视线中，在视线中一点点模糊。心中涌起一阵不舍，眼眶不由得湿润了。我咬紧嘴唇，告诉自己不许哭。可转念一想，我们要去的是首都北京啊，那是全国人民都向往的地方，心中又忍不住兴奋起来，仿佛未来的美好已经在眼前展开。虽然不知道前方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我相信，那一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车厢轻轻地摇晃，像儿时的摇篮，不知不觉中，我沉沉睡去。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我赶紧趴到窗边，眼前的景象让我眼前一亮：辽阔的田野平川，挺立的大树，茂盛的小草，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

随着一声长鸣，列车缓缓驶入站台。大姑左肩挎着旅行袋，右手拉着我走下车厢。远远地，我看到伯父母在站台上向我们招手。

大姑快步走过去，轻轻推了推我，说：“洪滨，快过来，这就是你大爷大妈，以后要改口叫爸妈了”。我一时不知所措，愣在原地，脸憋的通红，却怎么也叫不出口。最后，我只小声挤了一句：“大爷大妈好！”大妈笑了笑，走过了摸了摸我的头，温柔地说：“别难为孩子了，自家人，叫什么都一样。”她的话让我松了一口气，心中暗暗感激她的体贴。偷偷打量着他们，大爷身体魁梧，光头，穿着一身敞开的西装，显得很又气势；大妈个子不高，但身材匀称，穿着一件蓝灰色的半长大衣，搭配一条裙子和半高跟皮鞋，看起来既端庄又洋气。大妈拉着我的手，笑着说：“洪滨长得挺高啊，走，咱们回家去。”她的手温暖而有力，让我感到一丝安心。

走出车站，我们坐上公交车。北京的街道宽阔而繁华，汽车的喇叭声，自行车的铃声此起彼伏，马路两旁高楼林立，绿树成荫。看着窗外掠过的景象，我不禁陷入沉思：这就是北京吗？和哈尔滨真是天壤之别啊。这里的繁华让我感到新奇，也让我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一、新家

六岁时，我曾见过大爷大妈一次，但那时年纪太小，记忆已经模糊不清。听母亲说，大爷年轻时独自出国闯荡，因为不识字，只能靠卖苦力为生，做了多年搬运工，他爱喝酒，脾气也不好。直到三十岁，他才娶了当时只有十五岁的大妈。大妈从小在苏联孤儿院长大，学过几年俄文，会说俄语，但不懂中文，做翻译的条件也不具备。回国后，华侨接待处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安排他们到北京新侨饭店工作，两人都在后勤部门。大妈在扫盲班中学习文化，认识了不少字，工作积极，还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大爷家在崇文区幸福大街的一幢筒子楼里，房间在二楼，房间大约十四平米，两家合用一个厨房。我从没住过这么大的房子，屋里宽敞明亮，墙上挂着一幅大照片，照片里的大爷带着鸭舌帽，显富态而精神；大妈脸庞方正，带着几分文静。这是他们在苏联的留影，照片为房间增了不少光彩。环视四周，窝里摆着两张床、一个衣柜，还有一台俄式缝纫机。沙发床软软的，上面铺着一条绿花毛毯，大衣柜上嵌着一面穿衣镜，这些都是我从未见过的。我用新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一切。心里充满了好奇。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做饭居然不用煤火炉子，锅放在一个支架上，支架连着一个铁罐，用一根火柴点一下，火就着了，他们告诉我，这是煤气灶。这也太方便了吧！我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东瞧瞧，西看看，对什么都充满了兴趣。

伯父带我去隔壁的张爷爷家拜访。两位老人非常慈祥，张奶奶眼睛高度近视，得凑到离我很近的地方，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我的样子，她笑呵呵的说：“这闺女挺俊啊，多大了？这回阿芳可有伴儿了。” 我连忙说：“张奶奶，我十岁了。谁是阿芳啊？”张奶奶笑着说“阿芳是我孙女，和你一般大，这会上学去了。”话音刚落，一个女孩风风火火地闯进家门：“奶奶，我回来了。”把书包往桌上一放，扭头看见我，问：“她是谁呀？”奶奶说：“这是王大爷家的闺女，刚从哈尔滨来的。”我赶紧接话：“我叫洪滨，以后咱们可以一起玩儿了。”阿芳拉着我的手，坐到凳子上聊起来。她个儿不高，瘦瘦的，尖尖的下巴，梳着两条小辫子，一前一后搭在肩膀上，穿着一件花格衬衫，显得很得体，我俩很快成了好朋友。

刚到北京的那段时间，我的户口问题还没落实，所以暂时不能上学，大妈每天上班前，都会把我托付给张奶奶。中午，我就在张奶奶家吃饭。看着她做饭，我觉得特别新鲜。张奶奶做的炸酱面特别香，面条是手擀的，配上黄瓜、豆芽、香椿等一大堆菜码，再浇上肉丁炸酱，简直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面。张奶奶说，这是老北京人的味道。

张奶奶家墙角的桌上摆着许多小人书。阿芳告诉我，那些成套的小人书是她小叔收藏的，有《西游记》《水浒传》《杨家将》等，还有一些单本的小人书，比如《花木兰》《小马过河》《白雪公主》，都是她喜欢看的。我一下子就被这些连环画册迷住了，和阿芳一起一看就是大半天。小人书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尽的快乐。

阿芳常常带我去楼下找其他小朋友一起跳绳、踢毽子，或者逛街。还到区文化馆看过电影……

那段日子里，我不用上学，不用做作业，也不用做饭，更没有家务的负担，整天就是玩儿。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美好的让我难忘，每一天都充满了快乐。

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半年后，我进入了光明楼小学，续读三年级的下学期。班主任庞老师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教师，对我这个插班生格外关照，她向全班同学介绍了我，特别强调我是从东北来的，并要求大家互相帮助。为了了解我的学习水平，庞老师课上总是提问我。她的做法对我来说，既是机会，也是挑战，为了不辜负老师的期望，我在课下加倍努力，反复做题，课上也开始大胆发言。

那段时间除了上学，没有家务的拖累，全身心都投入学习中。渐渐地，我的学习有了起色，还被选为学习小组长，这让我对学习有了自信和成就感，内心充满了幸福的感觉。

我永远难忘庞老师，她的教诲如春风般温暖，像一颗火种，点燃了我对知识的渴望，也照亮了我前行的路。

二、成长

因为伯父母的工作单位离家太远，我们在幸福大街没住多久，就搬到磁器口一栋二层小楼，楼上有内外两间屋子，比原来的住处又宽敞了许多，我也终于有了自己的活动空间。搬家后，我转学到崇外大街小学，一次面对新环境。这一次，我像个小大人儿似的，在老师教诲下很快融入了新集体，四年级下学期，我当上了中队长。

当时，学校组织了 “一帮一 一对红” 活动。我和田玉凤结成对子，老师带我们进行家访，促膝谈心，协助做家务，帮助解决学习上的难题。通过我们的努力，一些同学的学习成绩有了明显的进步，这项活动得到校领导的认可，并在全校推广，我也因此由中队长升为了校大队长。

那时，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我们在“学习雷锋好榜样”旗帜下，立志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以做好事为荣。我被选为学雷锋展览会的宣传员，在连续十天的展览讲解中，我根据展板内容熟悉台词，拿着展棒边走边讲。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我也在语言表达方面得到了锻炼，觉得自己又成长了许多。至今，我仍然对班主任王佩云老师和少先队刘老师心存感激，每每想起，心中都充满怀念。

那两年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很多家庭都在挨饿，但我的生活却相对较好，不仅能吃饱，还能吃的好。大妈下班很晚，经常一进门就举着饭盒喊：“油饼儿来了。”我正趴在被窝里看书，听到大妈的喊声，一骨碌从床上跳下来，赶紧咬了一口，边吃边说：“大妈，你真好！我最喜欢吃油饼儿了，比馒头好吃多了。”大妈用手戳了戳我的脑门：“你这个馋丫头，快吃完洗手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吃完油饼儿，我发现还有一大袋俄罗斯面包干。这种面包干我吃过好几次，又脆又香。我问大妈：“这个可以带给同学们尝尝吗？”大妈笑着点点头。

第二天一到学校，我就兴高采烈地把面包干分给同学。大家吃得津津有味，脸上都洋溢着笑容。那时，我能穿上小皮鞋和花的确良衬衫，脸上擦的是友谊牌雪花膏，同学们都很羡慕我。

在崇外大街小学，我与田玉凤同学最为要好，我们在一起相处两年多，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为人淳朴，心地善良，从不欺负人。她家孩子多，有姐妹五朵金花和一个弟弟，生活并不富裕。我们学习小组就设在他家，她妈妈胖胖的，是个解放脚儿，待人热情和气，总是笑眯眯的，我们都喊她大婶。她特别喜欢我，常常留我吃饭，她做的小葱炝锅炒白菜，加上一点醋，别提多好吃了，至今想起来还让我回味无穷。

小凤和几个同学也常来我家玩儿。伯父母的大照片挂在墙上， 伯父爱穿西装，伯母的头发自来卷，喜欢穿裙子、驼绒披肩长大衣，脚下一双半高跟皮鞋，一身苏联打扮，一看就知道是归国华侨。家里有沙发床和壁毯，床脚下铺着一块垫脚毯，同学不解的问：“干嘛放这个呀？怪绊脚的。”笑着解释：“怕脚凉呗。”同学回了一句：“还挺高级。”大家东看西看，脸上满是羡慕。玩到高兴时我们还一起滚到沙发床上，陷在软软的床垫里哈哈大笑。

说起小学同学，我和小凤之间还有一段特别的的故事。由于我离京回哈尔滨，然后来又回京并搬了家，和小凤失去了联系。五十年后的2014年，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你是洪滨吗？让我找得好苦啊。”电话那头的声音让我一时想不起是谁。“我是小凤，你早就把我忘了吧？”我猛然想起那个胖墩墩的姑娘小凤，激动地说：“哎呀！怎么是你呀，我的老同学！这么多年了，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小凤笑着说：“别提了，听说你又回京了，我找了好多年，弟妹们一直打听你，但毫无音讯。后来我下乡、回城、结婚成家，生了俩儿子，现在孩子的孩子都好几岁了，可我还是放不下找你的念头。大儿子知道我的心思，他在公安系统工作，仅靠“王洪滨属虎的”六个字，像办案一样通过内部系统查找。几番周折，终于得到一点信息：“妈，你看，这个属虎的王洪滨，是1950年生人，住在海淀区，有个电话你打打看。”我立刻拨通了电话……

我俩在电话里聊啊聊，激动得泣不成声，恨不得马上见面。小凤下乡后经过努力，成了一名赤脚医生，后来嫁给一位搞司法工作的李先生，回城后她依旧痴心不改，继续努力，终究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们都在各自的人生路上奋斗着，五十年后见面时，都已经成了64岁的奶奶了。这可真是缘分啊！失去缘分的人，即使在同一个城市，也不太容易碰到。

2014年 我和田玉凤

12岁那年，我正读四年级。从小受母亲的言传身教，我学会了很多家务活，包饺子、擀面条是常事，还会蒸戗面馒头，蒸出来的馒头又白又大，松软可口。楼下的崔大爷一家信基督教，崔大妈是小学校长，个子矮矮的，为人和蔼可亲。他们有三个女儿，个个都很优秀，小女儿比我大一岁，成了我的小姐姐，她性格安静，我们常常一起玩儿“拨棍儿”游戏，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

院里的林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蓬松的白发在脑后盘一个大卷，显得文静雅致。她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目光和善慈祥，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很喜欢我，而我也特别喜欢她。每天放学后，我总是迫不及待地跑到林奶奶家，和她一起躺在那张小床上，听她讲那些娓娓动听的故事。故事里有英俊的王子、善良的公主，还有《卖火柴的小女孩》《神笔马良》这些经典的故事。林奶奶讲故事时语气温柔，神情生动，扣人心弦，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故事里的美与丑、善与恶，教会了我许多做人的道理。有时候天已经很晚了，我还不愿意回家，总是缠着她：“林奶奶再讲一个嘛！”至到现在，回想起那段时光，我依然觉得受益无穷。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生活了三年。比起在哈尔滨时的我，简直像是变了个人。通过努力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逐渐找到了自信和自尊，也学会了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三、回哈

世事难料，由于我个性很强，不能忍受伯父的暴躁脾气，受不得半点委屈，使生活出现了波折。一次偶然的机会，大妈在我的铅笔盒底下发现了十块钱，问我钱是哪来的？我如实回答：“是大姑给的。”她把这件事告诉了伯父。晚上，他们把我关在小屋里，两人一起审问我：“你大姑走了那么久，怎么会给你钱？”我坚持说：“就是大姑临走时给的，我没舍得花，一直藏在铅笔盒底下了。不信你们可以去问问她。”可他们依然不信，伯父一边骂着，还动了手。我从未受过这种委屈，作为一个孩子，我百口莫辩，只能沉默以对。有些话，说再多也无用；有些事，只有自己心里明白。蒙头大哭了一场，随后提笔写了一封“家”信，第二天就寄了出去。

妈妈和嫂子看到信后，声泪俱下。嫂子特意去问大姑是否给过我十块钱，大姑肯定地说：“没错，确实是我给的。不能让孩子受这个委屈。”她当即决定亲自来北京接我。当时只有哥哥比较理智，劝说道：“哪有小孩子不挨打的？解释清楚就行了。”可大姑是个得理不饶人的性子，二话不说，第二天就买了车票赶往北京。我执意要回家，态度坚决，甚至放下狠话：“大姑要是不带我走，我就自己顺着火车道跑回去。”大姑和伯父吵了好几天，最终怕我出事，终于同意让我离开。临行前，邻居崔大爷林奶奶等好心劝阻：“你伯父的脾气大家都知道，别和长辈计较，要知道，北京进一个户口有多难啊！就算了吧……”尽管他们苦口婆心，但我心意已决，谁也劝不动。最终，1964年暑期，我回到了哈尔滨。

一家人依旧挤在那间八平米的小屋里，火炕已经变成哥嫂的木床，紧挨着透出一点光亮的窗户，床沿镶了一块二十公分的活动木板，晚上睡觉时支起来加宽。妈妈睡在外屋灶台隔出来的小火炕上，只有一米宽，我和她挤在一起。屋子中间靠墙放了一张三屉桌、一把椅子和一个方凳，桌上摆着一座老古董般的座钟。墙角有一个两屉小碗柜，紧挨着炉子和煤箱，中间只剩下一平米的空间可以转身。这就是八平米小屋里的全部家当和布局。窗外有个一米多宽的小夹道，是放煤和拌子的小院，每年过冬，家里都要买上2吨煤一大车拌子。小院外的墙角有个鸡窝，隔三差五能掏出两个鸡蛋吃。那时大侄子宝儿已经两岁，平时住在大姑家，偶尔晚上会被嫂子接回来。回哈后我常去南马路大姑家，帮忙挑水搬煤，干些杂活儿。大姑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院子里有一圈破旧不堪的二层楼，从东到西有100多米长。楼的两头各有一个外接的木楼梯，上楼后经过狭窄的外平台，才能进到自家屋里，像这样的院子，在道外区随处可见。

四、友爱

回哈尔滨那年，我读小学六年级，转到了道外纯化小学。在这里，我又认识了一拨新同学，其中最要好的要数孙智英了。她家住在后脚门外染房胡同，离我家最近。她有兄妹五个，房子比我家大的多，炕上还搭了一个很大的吊铺，不然一家人睡觉都是问题。智英个子不高，梳着短发，笑起来露出两颗虎牙，显得特别可爱。她能说会道，我妈和嫂子都很喜欢她。智英的妈妈瘦瘦的，也是个小脚，说起来我们两家都是山东老乡，自然就亲近了许多。

六年级是小升初的毕业班，老师把一个男生李红星，和我、智英编在一个学习小组。李红星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显得文绉绉的，平时不太爱说话。我和智英提议去他家看看，他却推三阻四，说什么也不让去。第二天放学后，我俩没告诉他，问了老师地址，偷偷地找了过去。

他家住三道街的一个大门洞里。院里都是二层小楼，他家住在一层。第一次上门，眼前的景象让我们十分惊讶。一个八九岁的男孩正在门口洗衣服，爸爸妈妈都躺在床上，李红星则在陪他爸爸吃饭。见我们进来，他赶紧放下碗走过来，有些无奈地说：“不是说好不让你们来吗？”我连忙解释：“老师让我们来看看叔叔婶婶，他们怎么都病了？你怎么也不说呀？”大婶听到声音，勉强歪着身子坐起来，轻声问：“孩子，快过来，你叫什么名儿？”我们报了姓名，接着问：“大婶，您和叔叔这是怎么了？”大婶叹了口气，缓缓说到：“红星爸爸参加工作早，解放战争时当过红小鬼，为革命出过力。可这身体不争气啊，落下了哮喘病，整天躺着。我也有风湿病，天一不好就动不了，可苦了我这俩孩子，什么事都得红星干。”听了大婶的话，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啊，难怪老师之前说：“李红星有点不对劲儿，时不时地趴在课桌上打盹，这样怎么升初中啊？你们去他家看看。”知道了这些情况后，我们立刻向老师作了汇报，决定一起帮助他，绝不能让他掉队。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每周安排三天去他家学习，并帮助做家务：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过了一段时间，李红星的状态有了明显好转，学习成绩也大大提高了。大叔大婶感动的直落泪，还给学校写了一封表扬信。

给大姑家挑水可是是件难事。我得挑着水桶，右手将前面的桶抬高，左手拽着楼梯扶手，斜着身子吃力地往上爬。楼梯和过道都太窄，拐弯处一不小心就会撒一地水，弄得满楼道湿漉漉的。

大姑是我们老王家的姑奶奶，性格强势，在全院也是出了名的厉害。要是大宝在院里受了委屈，她会不依不饶地站在楼道上一顿吼，直到气消为止。不过，大姑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谁家有了矛盾，她都会去评评理，乐于主持公道。用俗话说，她就是爱管闲事，但邻居们的关系也因此处的不错。

在家里，无论什么事都得大姑说了算，她见缝插针，特会使唤人，稍不如意就会大呼小叫，就连和我母亲这种姑嫂关系也不例外。好在我母亲是个能忍的人，从不与她计较。自从嫂子嫁过来后，大姑才稍微收敛了一些。嫂子年轻时就是学生干部，毕业后做了护士长，后来在党委办从事人事管理多年。去北京进修后，她成了一名麻醉师，全家看病吃药都离不开她。嫂子明事理，能言善道，遇到看不惯的事，会毫不客气地把大姑抢白得无话可说。嫂子常和她开玩笑：“大姑，你就应该当总理，日理万机不拉空。”逗得大姑呵呵直笑。大姑曾背后跟老邻居说：“大宝妈真厉害了，我治不了她。”

五、升学

进入7月底，毕业考试临近，心里不免有些压力。老师对我们循循善诱，耐心地帮我们梳理重点知识。嫂子也为我解压：“洪滨，你学习基础不错，别给自己太大压力。考试时注意审题，做完卷子后记得检查两遍。我对你有信心。”填报志愿时，嫂子为我报考了省重点中学——哈尔滨市第六中学。

经过一段时间的冲刺复习，我终于走进了考场。教室里鸦雀无声，同学都在低头认真答题。我仔细审了一遍题目，心里踏实了许多，题目并没有想像中那么难，于是，我拿起笔，刷刷地写起来……直到铃声响起，我才猛然发现，还没来得及检查呢！卷子已经被老师收走了。走出考场时，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只能焦急地等待发榜的日子。

出榜那天，结果出乎意料——我居然考上了六中！纯化小学只有两人被录取。这份成绩首先离不开老师的呕心沥血，当然也离不开在北京三年打下的扎实基础。原本对考学并没有多大奢望的我，此时暗暗佩服嫂子为我做的选择。在校有老师用心辅导，在家有嫂子悉心把关，我真是一个幸运儿，一辈子都感激她的帮助。

此刻，我若有所思：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努力，你就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在桃花巷的大杂院儿里，考出了一个省重点中学的学生。这是我多么向往的新起点啊，全家人为我庆贺，我的心中也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